---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
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
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
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
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
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
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
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
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
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
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
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
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
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
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
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
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
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
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
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
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
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
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
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
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
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
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
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
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
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
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
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
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
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
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
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
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
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
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
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
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
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
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
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
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
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
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
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
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
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
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
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
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
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
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
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
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
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
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
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
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
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
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
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
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
”，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
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
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
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
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
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
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
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
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
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
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
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
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
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
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
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
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
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
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
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
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其实是：第一个加塞的总是官员

支持。如果不能做到公平，公正。任何制度都是摆设。同样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很守规矩，但是到了马来西亚，照样还是会随地吐痰。

楼主的文章，无非是想说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显然，这是一篇高级的五毛文章，不过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奥秘。不过现在已经太过时了。只要是人，都适合民主。没有人希望自己当奴隶。写这文章的人没有从人性的根本上去考虑。

我看过一篇文章，老外到了中国也一样的用盗版。

林达的文章也许能找到答案：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你说，如果说那么多从深思熟虑的哲学系统里产生出来的“社会理想”，在实行过程中都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看上去还处于比较自然状态的，没有一大群哲学家的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反而能够搞出一部二百多年不变的宪法，并且，平稳地选了四十几次总统，搞了几十次和平的政权交接呢？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地给你讲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发明小故事。

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商业活动之一，大概就是现金交易的大大小小的店铺了。但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世界各地的店主们却无法解决两个颇为伤脑筋的事情。一是统计和计划。就是繁杂量大的库存无法经常清查盘点，结果也就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进货计划。二是现金收入的记载。略具规模的店铺都雇有店员，他们天天时时和现金打交道。甚至每一个店铺都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钱箱里的零钱不够了，雇员掏出自己的钱包，先垫出一些零钱，然后再从钱箱里取回来。当一个雇员从钱箱向自己的钱包里取回钱的时候，

谁也不否认，他面对的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这真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确实是另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也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人通常是怎么考虑和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呢？我们发现，在这类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直地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不习惯，大概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们想得很简单，既然放在眼前垂手可得的现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么，常常有意志薄弱的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在承认眼前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人是有弱点的，人是不可靠的。

这样的理解自然地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一个什么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一种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的小店主们也毫不例外，他们也经历了久久的“小问题带来的大困扰”。终于，在一百多年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概在南北战争以后不久，俄亥俄州一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在自己开咖啡馆时，深为上述困难所苦，在轮船上记录螺旋桨转动的一个机器的启发下，设计了一架能够把每一笔交易结果显示出来的机器，伙计和顾客都能看到显示结果。这样一显示，店员原有的小偷小摸的冲动就给打消不少。所以这种机器曾被叫做“廉洁出纳员”。经过改进，这机器功能迅速加强，不仅能够计算每笔交易的总金额，计算找头，还能把每天的每一笔账都记录下来。之后，詹姆斯卖掉了他的发明。

然后，新的专利拥有者，又使收银机有了一次关键性的改进。在收银机上设计了一个附有自动锁的放现金的抽屉，还有一个铃。伙计把每样东西的价格和数量打进去，机器自动相加得出总数，再把顾客递上的现金打入，机器自动计算找头，整个过程都显示出来。双方无异，一按键，随着一声脆铃，现金抽屉就自动弹了出来。如果你没按规矩做，那么现金抽屉是想打也打不开的。机器把每笔交易的全过程都记录在纸带上，在收银机的机制，顾客监督以及店主复查的三重管理下，你还怎么可能小偷小摸而不当天就被发现呢？所以美国的顾客也很相信机器，几乎不对收银机算出来的结果置疑，更何况收银机印出来的收据有你的购物一览表，你回家后慢慢核对不迟。到美国后，从来没有看到顾客和售货员为价钱而有争执的。有收银机呢，争什么呀！

虽然这个早期收银机是机械式的，也笨重得很。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美国的古董店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各色收银机。也真亏他们想得出来，在没有电子显示器的年代，他们设计了一个个小钩子上挂着表明价格的小数字牌。下面一按，价格牌就被晃晃悠悠地钩上来了。价格牌是两面的，里面的售货员和外面的顾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早期收银机虽然显得笨拙，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收银机最重要的功能。每天店主们可以从记录上核对现金。从此，在收银机铛铛的铃声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小店主们的烦恼。在美国式的英语中，“响了一声铃”已经成了“做了一笔买卖”的同义词。

当时，美国生产收银机的公司宣称，他们的收银机铃声，就像美国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一样，将在几十年内就响遍全世界。尽管形容得有点夸张，但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就连遥远的中国也开始用上了同样的收银机。

此后的收银机又经过了不断的改进。除了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在记录中还可以记上商品的代号，所有交易自动输入存货数据库使得商店的统计与计划问题也得以一并解决。

收银机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就这样被一个非专家的使用者发明出来了。正由于他是一个平常的使用者，他才会在登记专利之后，早早地就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专利和收银机的生产权。对他来说，去开发生产收银机，还不如卖他的咖啡省事呢。在美国，很多发明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思想动机下诞生的。因此，这样的发明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人要是遇到一件棘手的活儿，会先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去发明一个机器，然后在剩余的时间里用这个机器把活儿干完。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说，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刨去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效率的因素。美国人好象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信赖一种机器或者说一种机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轻信人。

这怎么说法呢？例如，从一个非常具体细节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工具特别发达。哪怕你是再好的工艺师，他会承认你作为一个手工艺艺术家的技术水平，但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他更信任机器和工具的作用。当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需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实用产品的时候，他毫无疑义会放弃手工操作。他会宁可去买一台机器或者是一套工具，以保障一个技术动作的成功，也不会去雇一个高超的手艺人。原因很简单，人总是会犯错误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很喜欢逛这里的建筑材料商店。很快发现店里的油漆部向顾客提供几百种油漆颜色的色标。你从中选了自己需要的颜色，拿上这张色标，售货员就可以马上给你调制好同样颜色的油漆。看到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商店里都雇的是技术高超的八级油漆工。相反，调制油漆的小姑娘对此根本一窍不通。她所要做的只是查一下实验室事先做好的比例配方，照方办理即可。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可以“拿一把”的“老师傅”。美国逻辑很简单，小姑娘手里的配方是不会错的，再有经验的老师傅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看看收银机的意义。你可以看到，“人”的品质与素质，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为这一切都在收银机整个机制的监督控制之下。逻辑也很清楚。雇员必须作出交易记录，才能打开现金抽屉。必须按交易的实际情况作记录，才能通过以自己切身利益为原则的顾客监督。一天下来，店主核对一遍。不论是由于人的素质问题造成的差错，还是由人的品质问题造成的现金短少，都可以马上被发现。在发生几次之后，雇主就可以换人了。也就是说，是一种机制保障了雇员的工作质量。

之所以我把收银机不仅仅称作是一个机器，而称它为一个机制，这是因为收银机的设计者已经把顾客的利益和顾客的监督，也作为设计一个部分给放进去了，实际上，就连雇主从利益出发的每日核查，也成了这个机制的一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部分，它就不可能如此成功。

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银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的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现在，我们再回到你所关心的问题。美国革命之后，当美国人也迫不得已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

上一封信里，我已经谈到过。独立以后的美国，立即又分散开来，回复到一种自治程度很高的状态。对于老百姓来说，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他们所居住的州是一个国家。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十三州，活脱脱就是十三个小国家，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民兵，印刷发行自己的货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象是国家之间一样互不相让。例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积都不大，两个州紧紧地靠在一起。结果，纽约州决定对出入本州水面的外州船只收税，新泽西州就马上决定对纽约州建在他们州地面上的一个灯塔也课税。当时的美国人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美国，还不如说是家乡家庭和自己这样更为具体的东西。

尽管如此，美国毕竟已经是一个国家。国旗国歌这样象征性形式化的东西可以慢慢再说，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已经事实上使美国面临危机。这样的危机当然有整个美国的财政金融市场的无人协调的混乱，更有对于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冲突无人应付的问题。

在1787年，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四年之后，"出走"的娜拉才结束一段散漫随意的生活，坐下来思考"以后怎样"。这一年，除罗得岛以外的十二个州的55名代表，终于集中在费城，关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开会，他们在里头一关就关了几个月，这就是著名的制宪会议。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试图建立美国第一个中央政府。他们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去做的呢？现在，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在设计一台“收银机”。

现在想来，说是美国人没文化，在那个时候可也真没有冤了他们。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今天的美国尊为建国之父的人们，仍然一点也没有考虑过要提出一张完美社会形态的蓝图。他们也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目标在前面指引，美国人民将会多么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有个奔头。而一改他们自由散漫，自行其是的“历史弊病”。

可惜，他们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人，也就和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至今，他们也没有一个建设共同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没有类似的好东西在哪里指引着他们。一副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劲头。

如果大家认为，今天的美国应该有一个某某主义的社会标签的话，那也决不是当初的建国之父们给美国人民指点设计的完美目标。他们实在是自然而然地就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他们将来还要往哪里去，他们也心中一点没数。

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象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了如指掌，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往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信的，就是“信”起来，也都是各“信”各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建国之父们真是够不负责任的，我一直想不通，他们怎么就能够对这么大一个国家，一点不作目标规划，让老百姓们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呢？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么就偏偏是个例外。也许，首先，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大众的一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更高一层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再看他们的制宪会议，其气氛与你我所想象的一般类似情况，也实在相去甚远。

我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一群开国元老功臣坐在一起。他们好不容易经过浴血奋战，如今江山在握，又重聚一堂，共同策划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怎么说这也是大展宏图的喜庆场面。可是，事实上，几个月的制宪会议，始终气氛凝重。一份沉沉的忧虑始终压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头。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给美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是一件“喜事”的话，他们早就该急急忙忙去操办，也不用拖到几年以后的今天了。照说，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理想”，设计蓝图的任务也就轻得多了。那么，他们还忧虑什么呢？他们忧虑的竟然就是那个“独立宣言”里简单的个人理想不能实现。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要什么，也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不要阻碍上述的个人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专制与暴君。

但是，一个集中的中央政权如何就能保证不演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呢？这是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躲着这个难题。如今，他们并不是已经找到了解答，怀着胸有成竹的轻松心情而来，他们是被现实逼到这个制宪会议上来的。所以，会议桌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愁云。

这团愁云并不是毫无来由的，他们眼前有一个现成的前车之鉴。这就是在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他们都很熟悉的英国革命。当时，北美还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这段历史就如同是发生自己“兄弟”身上，对大家都意义非凡，产生的刺激也特别强烈。

在英国革命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人物克伦威尔。他在国会反对国王的革命中，从一个国会议员到组织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成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但是，在革命获胜，共和之后，他很快持军权实行独裁统治，宣布自己是“护国公”，成为英国历史上无数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当时的英国早已熟悉了三权分立的理论，既有国会也有宪法，但是克伦威尔照样独揽了国家的一切实权，动辄解散国会，宪法形同虚设。英国“革命”硝烟未散，英国人就又一次失去了自由。“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强权人物，只是不叫“皇帝”而已。

如今，他们坐在一起制定美国宪法，克伦威尔的幽灵就在他们面前飘荡。他们一定预见到了“中央政权”一经形成，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资源自我扩张。政权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具有最强生命力的怪物。但是，我常常会怀疑，在一切技术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他们是否可能预见到后来这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今天美国的模样，预见到今天美国政府的超级规模，他们是否还会有勇气，为这样一个“巨无霸”的诞生作助产士？

不管他们何等忧虑，几年来的事实使得争执变成共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一起坐下来，不完成宪法，不走出这间屋子。说真的，我第一次读著名的美国宪法，才读了一会儿，就改“读”为“翻”了，一翻就速速翻完放下，再也不想去碰它了。它和我原来想象的太不一样。这个宪法文本极其枯燥，里面甚至一点没有通常的国家最高大法都应有的关于立国之根本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华丽漂亮的说词。这个宪法真可谓典型的美国风格，它是用大白话写出来的，活象一张权力结构的设计蓝图。一句句话单调得如同设计图上的线条和数字。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看单调枯燥的东西。所以这一放我就放了很久。直到很久以后，我看着美国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生生的演出，终于意识到这五花八门的悲喜剧都是有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是和这部二百年来不曾修改的宪法有关的，我才硬着头皮正襟危坐，认认真真把它读完。然后，居然又读了一遍。这一读，还真从枯燥中读出不少味道，真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的感觉，这就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收银机”。它的设计思想说穿了非常简单，这和我前面介绍的收银机的设计思想别无二致。那就是，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一种机制去删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因此，用不着对权力本身去作什么定义和思辨，这些对于美国人都成了多此一举的废话。他们只知道实实在在地想，如果这个“收银机”的设计是成功的，那么，权力自然还控制在老百姓手里，不说也罢。如果整个设计失败了，那么，你在宪法里再废话说这是人民的政府，也是白搭。于是，一番本来可以放着看看满漂亮的话，就让他们给省略了。

他们设计的第一步就是权力的分割。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权力的分割，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还远远不满足于此。还对这三大分支又一层层继续切割。使得这三个个权力分支活象菜刀下的三根胡萝卜一样，被切得截截分开。联邦，州，市，县，直至鸡毛小镇，都拥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权力构架。它们之间没有条条结构的上下级关系，它们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

例如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联邦法院对地方法院并不存在领导关系，司法系统并不是一根完整的胡罗卜。各个州有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州一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前者并不是后者任命的，而是该州的老百姓根据他们的州宪法选举产生的。权力切割的原则就是，宁可切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

尽管有了权力的分割，他们仍然担心，统一的联邦政府是否会变得大权独揽，象英国国会一样，向地方上课以重税，使各州日子难过。他们还担心经过分割以后的权力，其中的某一分支仍会伺机自我膨胀。他们已经看够了英国的政治闹剧，在那里，尽管有着类似三权分立的结构，但是，权力分支时时都会膨胀，行政一膨胀就解散国会，国会一膨胀就推翻行政，搞得国无宁日。打开英国历史，一大堆走马灯一样的上台下台，还没看头就晕了。他们可不想让美国也蹈其覆辙。

在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利分支里，最让他们不放心的就是行政机构的总统了。因为，尽管经过了权力的分割，要使行政分支成为政府一个有效的执行机构，仍然必须使它握有诸如军队，财政等等大权，而总统就坐在这些大权的顶端。这些权力，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钱箱里的现金，怎么才能防止总统不被诱惑，不在条件合适时也利用这些权力做一回帝王梦呢？

对这样的担忧你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也不大会有哪一个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样的历史对我们都不陌生。这使我想到袁世凯称帝的故事。你想象一下，他看着皇帝的龙椅，知道自己只要向前走那么几步，一转身，坐下，从此，所有的人就都得给自己叩头了。对于他，这是多么挡不住的诱惑。而他身边那些文官们，只需轻轻推他一把，从此，也就从一个普通官员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了。他们又怎么会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推。那帮小妾们，只要上前一扶，一回头，她们也就都成了王妃娘娘了，她们怎么会不去扶。这是多么迷人的魔术。

大家此后对于袁世凯“短命皇帝”的嘲讽，我常常怀疑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可从来不敢低估皇帝的生命力，更不敢低估中国人对于皇上的接受能力，而且，总会有一帮人孜孜不倦地告诉老百姓，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皇上。

我们还是回到美国的制宪会议吧。美国的建国之父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美国这个新生儿却会生长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子孙后代的美国人将要经历无数个总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们不能不为他们的后代，以及在未来怀着同样理想将要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们做点什么。否则，这些人的个人理想无疑迟早会被葬送。

我们都很熟悉聪明绝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科学家的故事"之类的书里读到他的。避雷针就是他的发明。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曾经参与"独立宣言"的起草，成功地在独立战争中到法国为美国募款。他这时也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他当时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选出的第一个总统是个好人，可天晓得以后将会出来些什么货色。他们不愿意寄希望于对未来的总统们个人品质的信赖。在他们眼里，权力无疑就是强腐蚀剂的代名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他们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他们仍然坚信，人是靠不住的。即使选上来的确信是个好人，如果没有监督机制，依然不能保证在权力的腐蚀之下不发生变化。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美国开国者们对于腐败的忧虑，从根本概念上来讲，和我们从小所熟悉的要“拒腐蚀”的忧虑，是不在一个着眼点上的。他们的出发点，不在于定位一群“革命者”有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社会，诸如“香花毒草”或“大染缸”之类的“腐蚀污染”，而是着眼于来自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内部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威权的催化作用之下，无法不保证“总统”不逐渐演化为事实上的“皇帝”。因此，即使是被他们公认为是“好人”而推选出来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华盛顿，也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他们所设计的整套机制的监督之下，没有过上一天随意用权的日子。

基于上述考虑，他们又着手改进他们的“收银机”。除了分权以外，他们又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设计了一套内在的，与整个权力结构同时存在，同时工作的“安全刹车装置”，以防止联邦政府演变成联邦暴君。

这套“安全刹车装置”就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所谓“制约与平衡”，或称之为“制衡”。也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争执和妥协以后，在宪法中故意作出一些规定，使得政府任何一个分支的法定权力都要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制约，三大分支互相制约，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在权力的比重上大于另外两个分支，从而不可能掌握绝对的权力。

我上次信里曾经讲过的克林顿选司法部长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总统和国会互相分权与制衡的结果。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的工作密切相连，他们之间每分钟都在演出合作和反对的戏剧。宪法给他们规定了各自的地盘，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同时又谁也不能越界。相比之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上去要清高得多了，他们不大抛头露面，也并不在电视上大出风头。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时候，参众两院好不容易通过了法案，好不容易让总统也签了字，眼看着可以实施了，却突然冒出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违宪，就这样作废了。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独特的对于立法的“生杀大权”叫做“司法复审”，它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却是分权与制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后来的美国人在宪法的实行过程中，根据宪法的精神，对“收银机”设计的完善。也就是地道美国产的“收银机”上附带的又一个制动闸。

就在这个装了大量制动闸的“收银机”设计即将圆满完工的时候，就象我在去年的信中所谈到的，他们仍然对人民的个人理想能否得到保证不能最后放心。尽管在当时，联邦政府的规模还小得可怜，但是，他们深知它潜在的巨大能量。再三讨论之后，终于在原定只讨论政府结构的宪法中，补充确定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所起的作用我已经在去年给你的信中详细介绍过了。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这十条修正案从正面看，它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权利，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在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分权和制衡远远不止所谓的三权分立。宪法中规定的权限划分和规则也仅仅是美国这个大社会分权与制衡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二百年来，分权和制衡的原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没有像在宪法中那样明确规定罢了。这无疑就是美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来源复杂，文化多样，最有理由不稳定的国家，却始终十分稳定的原因。“收银机”终于设计完成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三个多月的会议之后，终于离开了这幢历史性的小房子。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依然神情凝重。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为历史做了什么，也顾不上去多想这一类的问题。

在几个月的会议期间，他们不知道为了整个设计的条文细节，发生了多少争执，也不知道为了争取州一级的权力和本州民意的表达，费了多少口舌。最后，为了权利法案能早日进入宪法，又争得面红耳赤。此时，他们却只顾匆匆地赶回各自所属的州去。因为，只有在各州表决通过之后，这部宪法才能正式成立。他们必须赶回去，向家乡的人民解释他们的设计，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作就整整耗费了他们后来的三年时间。直至1789年，这部宪法才正式被宣布为美国的基本大法。我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总是觉得这儿有些什么东西有悖常理。

首先，一般的国家虽说是一班人打下的天下，但是，总有一个领袖气魄的人冒在上面。所以在最终，总是能够确定一个人称之为国父。但是在美国，居然出来五十五个国父！华盛顿是在独立战争中自然“冒出来”的。但是，战争一结束，还没等人们从战争的惊怵中缓过神来，考虑什么国父不国父的问题，他早已经交出军权回家去了。于是，后来的美国人习惯把制定宪法的这五十五位人民代表尊为国父。这总使我感觉有些不太寻常。

其次，不论从会议的情况，还是这五十五名制宪者此后的表现，都看不出他们对于自己在独立战争或是建立政府的过程中的功绩，有什么起码的正常认识。尽管包括华盛顿在内，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先后当选总统，但是都是后来象所有其他候选人一样，竞选后通过正常程序被老百姓选上去的。整个制宪会议，政府的章程就是他们给定的，居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给自己占一个“位子”的大好时机。他们为自己州的利益去争了，他们为每一个美国人的个人理想去争了，然后，制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论资排辈，没有为今后的政府席位作出任何安排设想，甚至就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他们竟然就这样草草上路，匆匆离去！

也许，正是他们的离去，给这个“收银机”的正常启动，按下了第一个启动按钮。

但是，这个“收银机”是否就能正常运转下去呢？

等我在下一封信中再回答这个问题吧。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