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02）

● 韩咏红

中国早点

京城偶寄

　　谈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当前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中国互联网在1994年连网以来呈现瞠目结舌的发展，截至今年6月网民已达3亿3800万；另外一个现象是，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进入互联网管制状态，迄今已逾三个月之久。

　　互联网对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在过去一两年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可以反复探讨而且历谈不衰的课题。研究互联网的专家普遍认同一点，即互联网这一种信息时代下的新沟通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互联网通过帮助普通公民发声，促进公共领域建立，提高民众的联系与集体行动的简易性，却将无可避免地促使政策更具有公共性，开拓中国社会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体制内外的关系都将被催生出指标意义的转变。

　　网络干预政治的趋势，在2005年左右以后日益明显。那一年，互联网上已经出现民办舆论监督网站，据报还造成一名贪污的副市长下台，滥用职权的计划生育官员被判刑一年。此后几年，随着中国网民人数从接近1亿，到1亿2300万、1亿6200万、2亿5300万的快速演进，网络与政治的互动水平也不断升级，形式更多样化。

　　从个体发言到形成意见社群，从言说到行动，这是这几年来网络参政呈现出来的路径特点。在一方面，网民利用互联网突破传统上的言论限制，而且自然呼应，形成舆论压力将个别官员拉下马。另一方面，网络社群在2009年里开始直接介入现实，像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中，网民组成的邓玉娇后援团赶到巴东县，就是组织化的网民从虚拟跨入现实的标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最近撰文谈到互联网的发展时指出：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就更难阻止。中国互联网或许已跨越了这道坎儿。客观的政治环境使公民社会很难展开，但网络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民社会的作用。

　　这无疑给管理者造成了麻烦。相对于网络参政活动的走势，官员与体制的态度或许更具有不确定性。从1994年连网以来，中国政府对于言论闸门洞开后管制问题就有所防范，网络防火墙的技术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国100多年来对追求现代化与科学的执着，政府始终鼓励与支持互联网的发展。2008年中，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上网与网民打招呼，此后一些地方官员进入网络世界，偶尔与网民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高调肯定互联网发展、支持网络监督的声音近期比较少听到了。反之，一些在突发事件后采取的网络管制手段，出现常态化趋势，如facebook、twitter在新疆骚乱后被屏蔽，与youtube一样被“墙”于中国之外。此外，消息显示，个别省份领导对于网络参政十分反感，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归咎于网民与媒体搅局，而非自身施政的过失。

此时，我们可以回想新疆的情况。3个月无法正常使用互联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所谓网络管制，并非完全断网，而是限制民众只能点开自治区内的网站，而无法通过互联网得到区外的信息，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新疆居民似乎平安无事地生活了三个多月。当局至今没有宣布取消限制的时间表，估计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网络管制对新疆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新疆网络管制对中央政府的提示作用，以及其他省市，尤其是社会矛盾尖锐、稳定情况较脆弱的地区可能形成的示范效应，接下来将越来越值得关注。

这哥们中文不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