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下属《小康》杂志近日一项关于社会诚信问题的调查显示，高达九成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而信用程度最高的是“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等职业。”此调查结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广泛反响。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社会目前诚信极度缺乏的现实其实并不起自今天。2001年中国高考作文题就讲述了一个诚信的故事。考题提供了一则寓言：一个年轻人在漫漫人生路上经过长途跋涉，到了渡口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 “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囊。渡船开出时风平浪静，但不久，风起浪涌。艄公说：“船小负载重，客官必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渡难关。”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也就是说，早在2001年，中国高考题目设计者就已经敏感地看到了社会潜伏的诚信危机，希望通过出考题的方式向社会提出警示。可以设想的是，大多数考生自然只会谴责这位在危难时刻丢掉诚信而渡河的年轻人。但是少有人会挖掘丢掉诚信背后的原因，更不会思考救治诚信危机的办法。

事隔八年，此次由《小康》杂志，这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权威刊物的调查所显示的现实诚信危机已经远远超出2001年考题所能想象的水平。这一调查结果所传达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当然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性工作者”的信任这样令人惊异又表面看来不符逻辑的结果。然而，也许最重要的信息还不在此。对所谓性工作者这种本身就是非法职业的信任明显具有反讽性质。一方面是对法律保护之外的弱势群体这种讽刺性的信任，一方面是对公权力的彻底失望。这里道出的分明是对制度本身的不信任，是对制度性说谎的看破红尘。

从2001年到现在，中国社会迅速向摧毁诚信的道路上行进。当年考生的作文和众多的舆论普遍从道德的角度谴责这一现象，但是问题是，似乎越是对失信予以道德谴责，诚信却越来越没有人看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方面是道德谴责，一方面又对欺骗和说谎习以为常。中国社会似乎渐渐深陷这种自欺欺人、精神分裂的双重人格而不得自拔。当年的考生也许可以设想，那个渡船时扔掉诚信的年轻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可能并非生活于“民无信不立”的古代社会，而是生活于诚信缺乏的二十一世纪，如果要与时俱进的话，他的最佳选择正是抛弃诚信。

 也许，长期以来，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多数人有所感觉，但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意识；少数人有明确的意识，但不一定愿意明说。此次调查显示，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不仅意识到这一现象，而且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了。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是社会中最缺少诚信的部门，何以应该维护诚信的政府自己却在民意中成为最无诚信的因素？这难道不是中国民众所发出的最为振聋发聩的声音吗？近几年来，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绿坝软件事件等等所显示的政府的处理手段和前后信息变化，已经充分将公权力缺乏起码的诚意的态度大白于公众。在一个信息传播缓慢的传统社会，也许公权力的诚信危机不会如此迅速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不会如此大范围地失信于天下，但是，今天的信息时代使得公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督。而面对公众网上网下的监督，如果公权力不采取措施修补公信力的下滑，而相反对批评、监督的声音进行封杀、打压，那只能是加重危机的程度。而如果这种封杀与打压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做法，或者调动制度的力量来封杀和打压，那就必将导致公众对制度本身失去信任，直至对制度失去耐心。

制度性的诚信危机也必须用制度性的手段来解决。如果社会不能保护诚信，反而打压诚信，道德说教就成为谎言。如果谎言当道，诚信当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没有诚信的社会就只剩下欺诈和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