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2006 年冬，英国捷克裔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乌托邦彼岸》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上演，场场爆满，历史数月不衰。描写了十九世纪激荡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上空的革命风云。全剧时间绵延，从1833年直到1868年；场景辽阔，莫斯科、巴黎、德累斯顿、尼斯、伦敦、日内瓦等名城相继展现；人物众多，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格、科苏科、琼斯，马克思最后出场，他对赫尔岑、屠洛涅夫不屑一顾，以独白的方式预言俄国的未来：“会出现最后的大搏斗，历史的车轮的将最后一次转动，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在俄国流行，几百万人被中断的生命和并不伟大的死亡将被理解是一个更高等级的现实、一种更优越的道德的一部分，想要阻挡它是没有理性的。我能看到涅瓦河被火光照亮，河水变红，从喀琅施塔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滨，到处是挂着尸体的大树。”赫尔岑抗议道：“这个对人类祭品欲壑难填的辩证主义怪物是谁？是历史没有目的！没有剧本。历史每一刻敲响上千扇门，看门人都是机会。除了艺术和个人幸福的夏日闪电，没有别的安慰可以指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有可能，就是这一点，给了我们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马克思已经兀自走开了，撇下赫尔岑，他的妻子纳塔莉最后以女性的直觉惊呼：暴风雨就要来了！对俄国向来漠不关心的美国公众四处抢购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

　　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500 年前，托马斯·莫尔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鼓吹乌托邦人三大法规：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对权力和财富的蔑视。1533年7月7日，莫尔被英王亨利八世定为判国罪，英国法律史和文明史最丑恶的判词。“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353年后，1886年，天主教会为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把他列入“殉道者”，追封为圣徒。

　　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内拉《太阳城》、培根《太西洋岛》，从大同世界到王道乐土到桃花源到太虚幻景到太平天国，古今中外乌托邦方案不胜枚举。乌托邦总与鲜血相连，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基督教耶酥十字架。

　　乌托邦是一种极为虚幻、巨大、无形，无数人参予的神秘秘存在，公开信（有时是书简、传单、演讲）则是一种十分具体，个人化的，可以触摸、展读、收藏的文字形式。两者之间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当一个社会终于出现历史破晓时分的黎明，或当一个国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热和浩劫时，当乌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时就是公开信应运而生的时刻。

　　当自由久久不能降临，正义迟迟不能伸张时，公开信成为社会良知和历史正义的特殊使者。

　　当自由还没有君临欧洲时，但丁、拜伦、弥尔顿、伏尔泰、雨果作为时代的良心和乌托邦理想的代言人，不断以公开信的方式抨击专制黑暗，呼唤理发和人道，左拉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1897年，左拉在法庭面对骄横的法国总参谋部和整个军界以及狂想的爱国主义者，为德雷福斯辩护。他的誓言早已成为法兰西世世代代引为骄傲的历史回响：

　　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及信誉作保证！面对代表人类正义和国家具体化身的裁判席，面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以我40年工作的经验和所换取来的信誉，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假如德雷福斯不是无辜的，愿世界万物化为乌有，愿我的作品腐朽。我现在仅有的只是崇尚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我相信我能克服这个难关，我决心不使我的国家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在这里，我可以被判罪，但是我相信法车感谢我曾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

　　当种族歧视折磨着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之邦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前对美国贡献了他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甚至现是不平等的密西西比，也能变为自由与平等的绿州。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仍然对黑人活动横加干涉的阿拉巴马州，就在其统治者拒不取消种族歧视政策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将能够与白人儿童如兄弟姊妹一般携起手来。

　　当世界各大国陷入核军备竞赛，人类在核阴云笼罩下面临集体毁灭的时候，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罗素向美、苏、英、法、中、加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中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最适合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

　　普希金在阅读《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一直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评论说，这是整个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俄罗斯在20世纪的叹息和祈祷。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是比988年基督教传入俄国更重大的事件，1492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都主教左西马致信伊凡三世称，莫斯科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东正教帝国的新首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宣布莫斯科是新的罗马，是罗马和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王公们从此被赋于一个崭新的使命，把俄罗斯建成新的基督教帝国，新的黄金时代从此属于俄罗斯，上帝的意志从此降落在莫斯科。伊凡三世征服喀山后正式自封为“沙皇”，即把罗马凯撒和蒙古大汗结合起来的世界新兴国家最高统治者称号。

　　但是，俄国的历史现实每天都在玷污这一使命。征服、战争、入侵、暴力一千年来一直主宰和塑着俄罗斯。

　　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十二月党人后，广施暴政，利用警察、宪兵、禁卫军和官僚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兵营，对外与波斯和土耳其交战，又出兵华沙，扼杀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俄国御用文人陶醉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祖国及其统治者，鼓吹俄国的盛世已经到来，连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也一度失察，认为俄国中兴有望，尼古拉幸臣本肯多夫把官方的观点概括为三句话：俄国的过去令人惊叹，它的现在无比辉煌，它的未来必将使最大胆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 年9月30日，《远望镜》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刊登《哲学通信》第一封。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封公开信，拉开了长达二十年的关于俄国历史性质、道路和命运的大辩论的序幕。这封信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对俄国历史、民族命运、宗教和现状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抨击，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来郁积在俄国精英内的苦痛和愤懑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泄。恰达耶夫的原则是：我宁愿鞭鞑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让她蒙羞，——只要不说假话。

　　恰达耶夫这封用法文写成、由别林斯基译成俄文的书信体文章指出，俄国的历史最初是残暴野蛮，然后是愚昧无知，接着是令人屈辱的异族统治，这种统治精神又由我们民族当局沿袭下来，这就是俄国青春期的辛酸史。

　　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一个精力充沛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我们来到世间好像一群私生子，没有家世，没有遗产，同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毫无关系。俄国文明最可悲的地方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国度、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不如我们的民族中间，早已成为老生常谈”。

　　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的存在仅仅为了给世界提供教训。”他提出了著名的俄国“不言症”，“俄罗斯在道德上出现了空白，人类的普遍法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除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

　　恰达耶夫盛赞西方，从某种程度上，天国已在西方世界成为现实，因为西方意味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凡是为最终建立人间天国所需要的一切，西方无不具备。

　　恰达耶夫这段雄辩却夸大的对俄国的控拆，是俄国漫长黑夜中放出的第一枪，恰达耶夫对俄国深深的失望痛苦和强烈的自我否定，获得了俄罗斯真实而宝贵的自我意识，是俄罗斯思想发展的独特辩证法，俄国的全部历史哲学都将回答恰达耶夫的问题，正是这种绝望和忧伤，孕育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罗蒙诺索夫的智慧和普希金的天才。

　　恰达耶夫被斯拉夫派定为俄罗斯祖国的叛徒，正是这名俄国叛徒不仅表达了一半俄国真理，而且刺激了斯拉夫派的灵感和意志。他在《狂人的辩护中》公然挑战俄国人的爱国主义：

　　“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不是经过祖国，而是经过真理走向天堂。

　　《哲学通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连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被遮蔽了。俄国上下不分贵贱、贫富、智愚、僧俗、老少，同声诅咒唾弃这个胆敢亵渎俄国的狂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官方组织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地暴力惩罚，俄国文坛和思想界的权威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纷纷撰文谴责恰达耶夫。1836 年10月21日，外国宗教事务司司长上书指控作者罪不容赦，尼古拉一世直接干预，《望远镜》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流刑，审查官被撤职，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监管，并且勒令他“永不写作”（以这种办法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开俄国和世界历史先河）。

　　对俄罗斯人的命运深怀忧虑、甚至预言俄国将在20世纪被魔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了大俄罗斯主义特别代表的角色。陀氏的公开信，是他的感动和震撼了无数俄国人的长篇小说。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请不要误会，陀氏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最卓越的表述者，同时他也借卡拉马佐夫之口，表达了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复杂关系：“一个俄罗斯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思想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活着，这事实就是：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是不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和世界。”“我想去一趟欧洲，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墓地，但却是最宝贵的墓地。有价值的死者躺在那里，墓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载明过去那炽烈的生活，载明他们对自己的功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科学的热情信念。我知道，我将吻那些石头，并在它面前流泪。”

　　无论西化派或斯拉夫派，都是俄国最优秀、最有教养的精英，他们对俄国的感情和拯救热忱，都充满着殉道者般的虔诚和彻底。两派都热爱自由，富有人道精神，热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派把俄国当成母亲，而西化派把俄国当成孩子。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虽然激烈，但并不带有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性质，双方也没有闹到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而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赫尔岑曾把他们比作是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然而，俄国统治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

　　俄国民粹派在“到民间去”失败后，走向个人牺牲和恐怖暗杀，同时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民竟报》宣言，他们对工人阶级、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农民、马克思，对俄国所有重大问题都以传单和公开信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原则。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致亚历山三大三世皇帝》公开信，原信印在羊皮纸上，投在涅瓦大街邮筒里，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公开信要求一，大赦政治犯，二，由全体人民重新审查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公开信“向祖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旦新沙皇独裁和镇压，民意党人就立即放弃暴力，绝对服从由自由选举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坚持对刺杀其父的民意党人执行绞刑。托尔斯泰夜不能寐，他立即致信沙皇，“在上帝和祖国面前，新沙皇站在十字路口，假如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处死他们，你只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却要永远失去这个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务之中。

　　宽恕！以善报恶，那么，一百个作恶的人当中，成打的人会从魔鬼那里转到上帝这边来，看见一个被谋杀的父亲的独生子在如此可怕的时刻，从宝座上表现出的善的榜样，千万颗心会因快乐和感动而颤动！

　　皇上！假如你愿意这样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钱，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然后用“只是我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几个字作标题写一篇宣言，假如你这样做，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可是我，可怜的臣民，愿意做你的狗和你的奴隶！每次听见的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动得哭泣，像我现在正在哭泣一样。可是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知道一听见那几个字，慈悲和爱将像洪水一样涌出，流遍俄罗斯。

　　亚历山大三世对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置若罔闻，五名刺客被判绞刑，不难推测，作为弟弟的列宁在1918年捕获尼古拉二世后，为何要把沙皇全家处死。

　　后来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与1887年3月1号被捕，5月8号被绞死。

　　俄罗斯弥赛亚救世精神在20世纪初被彻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乌托邦永远成为历史，同时，一种新的，据称是真正神圣的弥赛亚主义、真正伟大的乌托邦，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在我的历史视野中，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是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上在俄罗斯进行的，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一半人类都深深地卷了进去，其中包括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并且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了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人们料想不到，到了20世纪末，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新俄国的新弥赛亚主义与旧俄国一样，甚至更是一场血腥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内战、饥荒和西方国家武装干涉，同时面临来自共产主义者内部的置疑。

　　1918 年，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发表《论俄国革命》指出，“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怖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干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列宁对卢森堡的回答是，所有欧洲革命家在俄国革命面前都还是小学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9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9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9日已不远了。

　　列宁的回答众所周知，考茨基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在苏联创建“第三国际”。

　　列宁最恼怒的，是被孟什维克抨击为“乌托邦”，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与老战友索罗蒙发生过一次经典的“乌托邦辩论”。索罗蒙对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给俄国造成的和将要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列宁以他特有的雄辩回答：

　　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而是正在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俄罗斯将是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啊，你在耸肩膀！不过你会更加吃惊的！问题还不在于俄罗斯，对俄罗斯我并不在乎，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我们正在通过这个阶段走向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以公开信方式对俄罗斯未来表示担忧的，正是列宁本人。1922年12月23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系列信件，提出，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列宁是先知），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为什么没有办到？），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岂止于此！），“又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莫名其妙！），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对于整个国家呢？）。列宁认为，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岂止于此！）。第二年3月5日，列宁还给斯大林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就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进行歉，否则断绝个人关系。

　　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无法推论，如果不是斯大林，而是一个如列宁所愿，一个“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布哈林，俄国革命的前途会是什么样。

　　列宁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他肯定想不到，斯大林的统治，把俄国带进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