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01）

● 韩咏红

北京特稿

在北京，大庆将临前的城市潜藏着草木皆兵的紧张，国庆安保级别比举办奥运时更高，“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卷土重来，国庆安保被中央领导人形容为“人民战争”，全面防御的架势就说明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有许多例证能够说明1949年中共执政至今，中国所取得的很大成就。官方论述常以“一穷二白”来比喻中共掌政初期的国家，这个比喻并没有夸大。60年后他们交出长长成绩单，内容涵盖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科技等领域。

　　经济的腾飞无疑是最耀眼的建树之一，经济建设也渐渐取代实现民族独立、改革传统土地制度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源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节节上升。　　

　　2008年的北京奥运已让中国政府体验了一次古代中原帝国接受“万邦来贺”的尊贵感。全球金融危机又让中国的国际地位更上层楼。西方国家忙于修复受创经济时，中国还能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致使一些长期怀疑者悄然调整对“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评估。今年初，美国提出“中美关系塑造21世纪”的表述，表明中国不仅远远摆脱了孤立，而且被认可为与美国享有同等地位、可左右本世纪历史的大国。

　　军事现代化不再局限于上世纪的“两弹一星”，而是全方位挺进。它的导弹能打下卫星，它拥有战略核潜艇、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还有意筹建航母以维护扩展中的远洋利益。今天的建国60年阅兵大典，国际观察者预计为一场演绎近代“富国强兵”思维的宣示表演，据信中国将傲然亮出海陆空三军新型武器，彰显更为强大的区域辐射实力与起步中的全球辐射力。

　　其他成就指标包括：成功收复了香港、澳门，火箭开始探月，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73岁，中产阶级达到22%至23%，社会从封闭、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成长为开放、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等等。

　　但也是此时，当国力达到100多年来最高点，中国内部氛围却是一种复杂的图像。在北京，大庆将临前的城市潜藏着草木皆兵的紧张，国庆安保级别比举办奥运时更高，“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卷土重来，国庆安保被中央领导人形容为“人民战争”，全面防御的架势就说明执政者对稳定现状并不自信。

　　当局的自信不足有一部分是由于长期性的原因，像建国时“人民当家做主”、“共同富裕”的理想，仍是未竟事业。

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

　　此外与往年不同的是，中国也面对新的危机与忧虑来源：一个是近年来的社会矛盾加剧的事实；另一个毋宁说是心理上的，即尽管现实还未到《义勇军进行曲》所描绘的“最危险的时候”，但是知识界因看不到领导人展现对制度性弊端迎难而上的政治意志而产生的普遍焦虑。

　　群体性事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呈规模扩大、对抗性明显增强的趋势。自去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事件后，今年6月湖北石首因一名厨师死亡，激起数万老百姓街头抗争；7月吉林通化一家改制钢铁国企数千职工将新来的总经理群殴致死，这些迹象都表明了民怨所处的易燃状态。

　　7月至9月间，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暴乱与示威，在当地汉维两族心中划下深深的伤痕。占据中国很大比例国土的藏区、新疆接二连三出事，有人形容民族关系正处在建国以来最低谷，边疆稳定阴影这个自古以来即困扰中央政府的问题，再次挥之不去。

信仰约束失效

　　对于种种危险信号，中共高层并非没有警觉。刚结束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较过去更客观地检讨执政党的弊端，在注明出现问题的“一些”、“有些”党员与领导后，《决定》批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党组织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

　　执政60年后，中共看到执政地位受到威胁。《决定》说，上述问题“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使命实现”。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中央全会对党员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本身却隐含另一些疑问：可以有什么力量去凝聚全党意志去忧党、兴党？现在对全党意志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什么？依靠理想、信念去约束全党党员行为还有效吗？

　　1921年，上海法租界一个小楼里，13名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后的数十年里，这个政党在腥风血雨、筚路蓝缕的成长道路中争取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建立政权，凭借的是开国领袖们的卓绝才华，党员的顽强斗志、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以及高度纪律化的组织结构。

　　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过严峻的外部考验，包括对外战争与世界政治格局巨变，领导层自身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执政党一次又一次凝聚能量，顺应时代做出改变。

走市场经济之路

是历史性转型

　　实际上，当中国采取改革开发政策，毅然踏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后，中共与中国社会都进入一场历史性的关键转型。1990年代前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陆续垮台，中共更义无反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个转型始于中共执政的第30年左右，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是中国社会与政治转型的结果，但从很大程度上说，当前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也是转型的产物。当初的革命理想不再是全社会与全党奋斗的目标，实际的物质利益追求取而代之。原本作为全党与社会凝合剂的革命信仰快速地被抛弃或显得不合时宜，现代法治建设又跟不上，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系统没有实质变革，结果就产生了财富更往权势集团集中、贫富两极化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现象。

　　1980年代末中国官僚腐败的苗头已显现。到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更深入的推进意味着以权谋私的空间更大。这样的转型过程持续20几年后，社会一步步走向道德底线失守，出现认同危机，权力失控（即不受外部约束，内部也约束不了），腐败变得几乎不能治理。

　　以艰苦奋斗、献身精神起家的政党，现在更接近于利益群体的结合。执政6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另外一次转型的挑战。实际上，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下一代最高领导人选问题，都是要求中共进一步转型的压力与契机。需要实现的目标也很清楚：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发扬党内与社会民主，让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政治转型的困境

　　1980年代政治转型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与繁盛局面，为进一步转型创造成功的基础，同时也造成权力结构的固化，以及领导层抗拒转型的安逸与过渡心态。或许正是这种过渡心态使执政党至今没有展现足够的勇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用大胆的制度改革惩治权力滥用和腐败，以振奋社会信心，恢复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这是忧国忧民之士焦虑忧心的根源。

　　不断面对外部威胁与内部颠覆的风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不变的命运。庞大的面积与内部巨大的地域、民族、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保持稳定、避免四分五裂，是历代统治者不断面对的考验。在一些人看来，只要当代中国“维持住”的时间够久，崛起就是必然。有关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国）的回归”。

　　不过，“维持住”的前提是中央领导能够控制庞大的官僚集团，维持统治的有效性，让民间活力有充分施展的空间，维持社会的向心力，这些难点今天再次成为中国的软肋。它们得不到解决，“维稳”只可能是暂时的，其成本将越来越高，社会内部紧张持续淤积，最终国家崛起的过程可能要经受更多曲折，也可能崛起难以长期持续。

2009年的中国处在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复杂微妙时刻。中共和中国正面临很好的机遇，也面临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