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以来，面对着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化，中国人带着忧愤开始求索与实践救国存亡之路。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到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从李大钊、陈独秀马列主义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再次进入百家争鸣时代。而这林林总总的思想中，有两个方案最为耀眼，在黑暗里各自照亮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并各自召集勇士为之前赴后继。

一、马列主义以清兵入关之态击败三民主义

作为习惯性的大一统国家，最终确定的出路只可能有一条。但在当时，国家分裂只在朝夕之间。两种主义的较量除了在信徒数量上进行竞争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效。三民主义率先革了清政府的命，马列主义则告诉国人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在残存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刁蛮无耻的军阀的三重压迫下，彼此竞争的两派一度走到了一起。三民主义在统一战线的帮助下统一了中国，马列主义则“顺便”发展壮大。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国共双方再次陷入水火不容之势。你死我活的阵势说明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只是所处的阶段和形势不同而已。

初始，三民主义占据了城市，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马列主义则被迫割舍他们的基础——工人阶级，而转战农村。如果两种主义都得到的是严格执行，那么三民主义将稳坐城区并发展经济，而马列主义将陷入无米之炊而逐渐消亡。但主观能动性在双方都发挥了巧妙的作用。正统的政府在利益熏心下走向了腐败的深渊，三民主义非但没有得到发展，却遭到了严重的背叛。打游击的在野党则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的概念进行了反向阐释，将农民也纳入无产阶级阵营。根据新的定义，农民的阶级归属可以由他的思想倾向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进步的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这是主观政治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胜利。双方能力高下立判，此后的走势也就不奇怪了，蒋介石龟缩在台湾独自怅然，毛泽东则在北京城谈笑风生，共议建国大业。

历史是相似的，三民主义执政时期的情形与明末崇祯帝的处境相当，也是内忧外患。形式上的内忧是共产党，外患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质上的内忧却是政府的严重腐败和马列主义理想的挑战。日本帝国主义一度取得了类似李自成的胜利，但最终还是让共产党如清兵入关般地轻易劫夺了。对于日本的失利，将它放在世界格局上来看，无非就是正义的反法西斯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的法西斯。但对国民党的失利，不少人却颇感遗憾。但从晚明的命运来看，一个腐败的政府，无论之前的理想（三民主义）有多么伟大，终究会被历史淘汰，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马列主义的胜利、三民主义的退败，并不是意外内理论水平的高低，而问题是出在实践上。孙中山的接班人虽然优秀，但并没有优秀到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上，而马列在中国的学生（特别是毛泽东）却是实践上的行家，是最懂中国的专家。

二、竞争在1949年后延续

隔海相望的两个意识形态在继续敌对的同时，各自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境况迥然。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农村革命实践的成功却让他们从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走向唯心主义，于是有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原定要持续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思议地在五年之内便成功了。所有的一切都拜赐一种叫“洗脑”的程序。经由这个程序出来的就成了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游泳人才，而那些冥顽不化的则成了专政的对象。相比过去各个时代，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在自由丧失的同时创造力也被绑架了。所谓建设发展其实是在破坏、倒退。人的素质也在蜕化，道德的败坏更是司空见惯。

为对抗帝国主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多线出战。但在坚壁清野的同时，又顽固地退回到闭关锁国。台海对岸的国民党却开始卧薪尝胆，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充分利用“美援”、推行出口替代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经济自由政策……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台湾一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成就蔚为可观。

在转变时期，最能适应的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也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却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处于领先地位。台海两岸的不同发展状况似乎正符合这个“遏制领先法则”。

三、文化上的分歧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厚厚的历史传统中开展的。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这个矛盾体，处理得当会相得益彰，处理失当则相互破坏。彼得一世的改革带给农奴制俄国带来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俄国自身较原始的文化却使这些成就大打折扣，其对先进文化的吸收过程就具有了自相矛盾的性质。反之，日本对于西方现代化，却采取了消化吸收的方法，使之为本土文化锦上添花，而不是破坏原有的和谐，现代化这个外来因素才真正地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并帮助日本击败了更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俄国。对于一正一方的两个例证，民智初开的国人似乎只是将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对现代化并没有充分的认知，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更是一无所知。结果，新文化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文化上的败坏，新文化运动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动。新文化人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即彻底革命文化虽然比渐进改良文化更容易推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也毁坏了现代化所赖以支持的内在源动力。

在运动中发家致富的马列主义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先破后立。为了追求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断然切割与传统文化的所有联系。甚至用洗脑的方式将农民和知识分子也改造成了无产阶级，从而将传统文化的活载体彻底消灭了。甚至连死载体也不放过，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打碎打烂。传统文化因为拖了社会主义的后腿而早到毁灭性的打击。

所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革命，传统文化在改良主义者身上得到了保存。新文化运动前就成立的三民主义，因为与旧时代无法完全割舍的缘故，更懂得与传统文化并存生生不息的道理。三民主义是西洋舶来加上孙中山的改造，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主要是通过引证儒家学说而得以论证阐扬的。在理论上，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维持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于1966年底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亲任总指挥的蒋介石自言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从政治层面讲，这场运动旨在追求“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的政治目标。从文化层面看，它实际展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三民主义实践——儒教资本主义建立”的东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有了复兴的中华文化的依托，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一路高歌猛进。

元朝在关内的迅速灭亡，与满清达到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高峰恰成对比，无须多余的论证即可知传统文化对统治者政治治理和经济建设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皆为外来意识形态，带有各自的文化依托。三民主义离不开新教伦理，马列主义需要工人传统。但这两样在中国都找不到，只能去创造。三民主义选择在传统文化中加工改良，马列主义却选择重新培植。由于采取了唯心主义方式，全新培植无产阶级文化不仅是空中楼阁，更与伪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所抵触，建党将近80年，文化何在？无产阶级非但自身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相反却肆意践踏了传统文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革了传统文化的命，却并未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失去文化的依托，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政治运转变成机器吃人，经济建设也动力匮乏。两岸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其根源当在于政治经济建设是否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支持。

四、1978年以后大陆的难题

就思想层面而言，三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使台湾国民党员在现代化后仍然保持着传统中国人的本色，而马列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摧毁则使共产党员在本质上更接近西方人。毛泽东的及时离去挽救了传统文化，幸运地又给了马列主义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毛泽东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同时，也给邓小平留下一个难题：如何在没有文化支持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

在非西方国家中，苏俄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西方工业生产技术在实践中有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条件是有一个能够有效替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后盾。这个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但苏俄的实践却证明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建基其上的社会主义也是反意识形态潮流的。作为反文化斗士的无产阶级，就其能力和使命而言，不能也不必创造自己的文化，相反，破坏比建新占有更多的地位。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虽然列宁借助一战契机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折腾了70年，在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就戛然而止，留给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邓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尝试着带领共产党在搞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把文化建设降格为文明建设，邓的物质文明很快就转型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应带上意识形态的光环，所谓资本主义只是社会主义者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称，其实本无此称谓。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右派对采取自由市场经济的遮遮掩掩。经济上的趋同强烈地要求政治、文化上趋同，民主、自由就不可阻挡地在猛烈抨击社会主义的大门。但这个大门可以敞开吗？敞开的后果毫无疑问将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失去一党专政，谁来走社会主义路线？哦，社会主义是什么？恐怕连马克思自己也在天堂里一直反思这个问题。

因缘际会，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它原来的历史使命是解决民族问题并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看来，它的任务只是将贫穷落后的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它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似乎可以寿终正寝了（苏维埃却配不上这个荣耀）。

五、新时代的呼唤：复兴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的沉淀，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并不需要革命。但它只需要培植自由主义文化。这似乎不难，因为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自由主义文化的生存发展，最需要的也是只需要的正是自由的发展空间。需要担心的却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度里，自由文化能否形成，以及与传统文化如何融合。

如前所述，传统文化已被两次腰斩，已经死亡。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复活。台湾不也复兴了中华文化吗？随着社会主义独裁、洗脑的退去，市场经济、民主政制的发展无疑将给传统文化的复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传统文化复活后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文化形成碰撞。但此时的情形却与百年前大不同。百年前是后者挑战前者，百年后却是前者挑战后者。挑战的结果如何？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将二者融合起来无疑是最好的方法。融合是否可能？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们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能性。而其实，融合的文化也是自由主义空间里最可能出现的局面。

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贡献？对于共产党，似乎也需要发起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吾辈学子，则没有比再一次投身“整理国故运动”更有意义的事了。

未来中国的发展可以预见：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党制民主政制和融合且自由的文化。这里不再区分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了，因为经济上的互补迫切要求统一，而政治和文化上的趋同使两岸四地的统一已经没有障碍了。

沙发自己坐！

想法很多，但思路有些混乱，在仓促之间草就，有些词不达意，希望驴友们多提宝贵意见。

关于文化复兴，还需要另辟一文详加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