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左右，海外出版了赵紫羊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英文名《Prisoner Of The State》)。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党内斗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上。起初，学生的请愿活动在民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的行动定义为“反革命暴乱”，激化了官民矛盾，也使学生领袖担心“秋后算账”而退无可退，从而急速扩大了事件的规模。此后官方虽然对社论做了冷处理，但局势仍没有任何改善。由于对运动的定性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赵紫羊要求痛定思痛，以五名常委的名义承认错误，从根本上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的行动为爱国运动。而李鹏当初主导四二六社论时，四处宣扬这是“邓小平的意思”，令邓小平非常不满，赵紫羊五四讲话的时候，邓的子女还要求赵在讲话中加入邓如何“爱护青少年”的内容以挽回影响。不满归不满，邓最后还是站在了李鹏这边，可见四二六社论确实代表了邓小平的意见，只不过他自己不想到前台来顶这个责任而已。一旦否定四二六社论，便是否定自己的决策，削弱自己的个人威信，因此李邓一方宁愿祭出戒严令，通过更高压的手段来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

这里我还是不论赵派邓派谁的主张才是正确的（不过还是要套用一下CCAV的经典句式：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只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待对赵紫羊的处分决定。由于赵紫羊拒绝出席5月19日的戒严动员大会（前文已说过，所谓戒严令得不到任何法律支持），邓小平怒而在自己家中召开会议，在赵紫羊和胡启立这两名政治局常委都未被邀请出席的前提下，会上邓小平就决定要撤销赵紫羊的总书记职务，并且“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对赵紫羊的处置就在五名常委中两名未出席、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手续”的情况下就定下了，并且也没有通知赵紫羊本人，此后虽然赵紫羊在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实际上已被孤立了起来，失去了一切职权和信息来源，5月28日其秘书报童更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相反，李鹏则在大张旗鼓的通知各单位做好赵紫羊下台的准备，叫记者不要拍赵紫羊，以免“人事变动”，足见其信心之足——尽管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手续”，老大要谁倒，谁就肯定会倒。

在用非法手段隔离软禁了赵紫羊、万里等一干反对派后，5月35日的镇压得以顺利进行。6月19日至21日，邓一派开始补足“必要的手续”，召开了所谓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赵紫羊进行批判。这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就可以说是不合程序的，因为胡启立和赵紫羊事前都对其一无所知，李邓一派私下便给包办了。另外根据党章，政治局会议本应由总书记本人主持，此时赵紫羊在名义上仍是党的总书记，但会议却是由李鹏、姚依林等人主持的。至于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更是荒谬无比：大会对赵紫羊批判了连续两天，却始终不给赵紫羊申辩的机会，直到最后才说“没时间了”，只留给赵紫羊10分钟的讲话时间，等赵发言完毕后便立即宣布 “散会”，并且隔天就加重了处罚意见，显然是对赵的申辩进行报复。而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

不光如此，在6月23至24日的中央全会上，赵紫羊要求将自己的书面发言印发，可直到会议结束之前，赵的发言才被印发下去，而且马上又被收回，根本来不及看完。倒是陈希同、李铁映批判赵紫羊发言的发言，在此之前就已经印发了下去，于是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赵紫羊的发言还没有被人看到，就已经被“内部人士”给抢先批判了。这种现象倒也不稀奇，我国政府所“批判”的事物，往往是些中国人民根本见不着的东西。

为了搞倒赵紫羊，邓小平也是煞费苦心。在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临时规定，到会的人无论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利参与表决，李先念还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而在中央全会上，根据党章规定，撤销中央委员的职务，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赞同。邓小平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先安排李先念、王震、陈希同等打手对赵紫羊进行猛烈攻击，散发各种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揭批材料，同时却剥夺赵紫羊的发言权，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让众人先“认清形势”，接着便祭出杀手锏——以举手表决代替不记名投票。在邓小平等人用文革式批斗法所营造出的恐怖气氛和摄像机的记录之下，一干“聪明人”当然是明哲保身、不敢造次了。

读到这些内容时，我本人的感受可说是哭笑不得。从我国这些所谓“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现代政治家应有的素质，这根本算不上是政治，仅仅是下三滥的权术斗争罢了。连家规都不愿遵守，又何谈国法呢？邓小平的这些政治斗争手腕也谈不上是自主知识产权，而是毛泽东玩剩下的老黄历，而且文革的时候，任何一个红卫兵都熟谙这些套路。64中所发生的这一幕，活脱脱的就是文革的翻版。讽刺的是，邓小平自己当年也曾深受文革之害，并且亲眼目睹刘少奇等人的悲剧，但是他当权之后不仅没有痛定思痛，反而用相同的手段先后对付了胡耀邦和赵紫羊。事实上，滋生文革、大跃进这类灾难的土壤，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邓小平否定了文革，却从不敢否定毛泽东；而文革表面上是被否定了，实际上却是个根本不给多谈的话题。一个错误甚至都不能被人们所讨论，那它又怎么可能被正视、被了解、被改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