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管庆祝的官员不懂事吗？不会的。是迫不得已。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多，越演越烈。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也被逼得不得不走向暴力。就连中共党内，也早已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总之，是摇摇欲坠了。难免紧张兮兮。

前些日子参加一个研讨会。组织者把话题定为“中共窃国60年”，这窃国两字十分贴切。我把窃国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同，都在围绕着建立合法性而调整着基本政策。但每一次都很快就破产了。

第一次窃国，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或者更早。毛泽东很了解国人的愿望。他按照人民需要什么给什么的策略，制定了中共的口号，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小业主们，希望的是清廉的吏治和贸易保护主义，毛泽东就装扮出民主的面貌，并且大谈保护民族工业和反对帝国主义。于是，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就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农村的问题是土地不均。古代每一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均田运动。古代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武装夺取政权，建国初期都面临着民众内心是否认同的问题，即合法性问题。均田是获得农村大部份人口认同的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摧毁了和旧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豪强集团；并建立起新的，认同新政权的士绅阶层。这是建立一整套新的统治结构的必经过程。

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夺取政权。在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他们采取了中国传统的模式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如果他们信守诺言，建立起一个保护本国工商业，并以新兴地主阶级为骨干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不是窃取政权，没有欺骗社会；但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建立的是全新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在经过了几年稳定期，消灭了前政权遗留的反对派之后，就开始了违背诺言的行动，剥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农民的土地，开始了著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运动。

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共完成了剥夺全国人民财产的过程。也同时完成了它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窃取国家的过程。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社会对新的结构又全面不适应，造成了共产党的困境。旧的诺言不遵守；新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诺言，又因为大饥荒而破产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想错了，反而认为是“落后的传统文化”拖了后腿。一场得到全党支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首先是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传统文化。第二个层次的目标，是用更加彻底的共产主义改革，来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证明毛泽东和中共没有欺骗人民，正在把社会带进他们宣称的美好境界。

林彪这位老战友兼私人朋友的背叛，彻底宣告了毛泽东理想的破产。七十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中共的体系，而且是全国全面地陷入了危机：政治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和文化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社会整体的危机带来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正是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出路。人们都在谈论被文革摧毁的旧话题。道德；民生；民主和法制等等所谓的沉渣在泛起，并且占据了民意的领导地位。社会在寻求新的道路；新的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政变。毛泽东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将们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人们为此而欢呼，人们希望这代表着中国要变天了。但当时的领导人华国峰却让大多数人失望了。他坚持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和怨愤，并爆发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

邓小平看准了这个时机。他打出了适应大多数人愿望的旗号，一举击败了大权独揽的华国峰集团，夺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的许诺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并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邓小平曾经被毛泽东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相信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取消共产主义。

然而，邓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讲信用而闻名于党内外。他不用毛泽东那种循序渐进的麻烦手段。他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曾经帮助他上台的民主派。消灭了民主墙之后，整个八十年代里他都在孜孜不倦地消灭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来抵制社会上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用严打来取消刚刚建立的法制体系。一直发展到武力镇压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这和全社会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彻底背弃了上台前的政治诺言之后，邓小平和江泽民许下了一半独裁、一半经济发展的诺言。大多数人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没有自由但可以发财致富的理想上。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但是腐败的发展速度更快。垄断市场机会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只是少数人的发展；大多数人仍然深陷在贫困之中。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和大部份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头。邓小平许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诺言，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它是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财产，转移到当权派的口袋里去了。这是真正大规模的窃国，比毛泽东更直接、更凶恶。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引发了人民极度的不满。从温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泽民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赎买政策，最多也就是收买了大部份的文人知识份子。正如古人所说：小恩小惠未遍。你不可能收买大部份的人民。何况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直接掌权。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剥削，不可能允许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决定了邓小平的路线走进了死胡同。

胡锦涛集团为了解开这一道死结，正在形成着第三次窃国的路线。经过多年的试探，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道路肯定是不通。只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状态下实现。那么希特勒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效的药方呢？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实验发现：驳斥帝国主义的所谓爱国主义足以迷惑一部份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份人。必须像希特勒那样，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内部的人民公敌，才能制造出大部份人的恐惧，才能使恐惧的人民团结在流氓政权的周围。

于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煽起的排犹情绪已经接近了希特勒的时代。相当一部份有爱国主义情结的、善良的人民，渐渐地、不知觉地上了胡锦涛的贼船；不自觉地充当了新纳粹的打手和吹鼓手。

人民会渐渐地忘记自己的苦难，成为纳粹的冲锋队。结果受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民。还将给别人造成巨大的灾难。这一阶段的窃国，其危害性可能远远大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理智的中国人，都必须奋起反对胡锦涛的新纳粹运动，阻止更大灾难的发生。

我看未必！第3种这种情况，你看看那个围攻什么法国超市，你看对藏独的处理

你看看 抵制日货 你看看那么多不明真相的大众

真的很害怕！纳粹再次出现！那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灾难！

我看他说话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却有些血口喷人 没有理性的喷子

      这是魏京生写的？本人不敢苟同。

      首先这个“窃”字，用的并不恰当。共产党得天下，在开始的时候，并非靠愚弄百姓，而是真刀真枪打江山，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开始着意建立自己的军队，到1949年建国，前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其纲领与主张也是深得民心，这里不要说那时的百姓是受愚弄而参加共军，请不要低估当事者与我们先辈的智商，为什么那时的人就这么容易受骗？时势造英雄，当时就需要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领袖与政党，来一扫中国积百年而来、受外国列强欺侮的晦气，--从建立地方政权到全国性政权，是靠人民支持而得天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窃之有？

      其次，共产党本是马上得天下，治理国家的技能确实很欠缺，这是不能否定的，待2000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新加坡《联合早报》有评论说，中共正经历两个转变：一是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二是从工人阶级的党变为全民的党。尽管当时中共的光明日报刊出评论否定这样的提法，但这恰恰说明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需要发生变化的。

      再次，建国后中共犯过许多错误，有些错误是不能宽恕的。但有一点个人认为应当提醒评论者：政治的复杂性远比我们一般人想像的程度要高。当1946年邱吉尔的“铁幕”学说发表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绞杀就开始了，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一个时刻都想改变中国政权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其生存之道不能以常理去推论，客观迫使我们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对任何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那些从内部破坏制度的人实行残酷打击，也可能是迫不得已，因为那时的政权太脆弱了，脆弱的根本表现就是生产力太落后。对此，谁都不能用现在的眼光与标准去判断昔日的是与非。即使现在，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制度与国家利益，尚且对中国橡胶轮胎还要征收特别关税，操控世界强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你说何苦？国家利益使然，你说他们采取的措施合理不合理？这与我们昔日采取的特殊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有着同一性。

      第四、任何社会都有反对现行制度的人，台湾陈水扁的堂兄弟才成立了一个民主共产党，那是典型的与民进党叫板。美国又判了一位退休将官，终生监禁，因为他将情报卖给了一位台湾在中国大陆做家具生意的商人，美国怀疑这些情报已经转卖给了中共，据说这位将官出卖情况是分文不取。所以反对现行制度的人肯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要把魏的境界说得多么高，从制度那儿受益多寡决定着自己的脑袋。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以“实用主义”来解释，也有具体而言曰“实利经济人假设”的，反正，如果他魏老先生在朝中为官，是不是还能这样抨击这个制度，那就难说了。

      最后，跟魏京生没有接触，但对他的同类，比如王军涛、柴玲等人则有较多了解。这些人都自诩为民主斗士，是为民呐喊、为民请命，但这些人骨子里是瞧不起普通百姓的，比如王，在演讲中公然称老百姓为mob，群氓的意思，是说他这样人在民主而奋斗，但老百姓都是麻木不仁的人，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喝拉撒，坐享其成可以，让他们牺牲却是不行，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可以救中国，是救世主。感叹之余，就高吟“满江红”，显示其高亢的意志。窃以为，这样的人不当权也不是坏事，一旦当权，同样也不会把老百姓当成同类，也会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看看那些流浪在西方国家的原中国土著民运人士，现在哪一个不是为了博点蝿头小利，弄点经费花一花，而时不时地喊一些辱骂中国(连同中国的你我等这些mob)让他国人高兴的口号，但又有几个能保持纯洁的意志而不坠入世俗。

       结论：一个窃字道出了魏老先生的无知与浅薄，那种对尚在正常运转中的体制的恨也表明他的恐惶与无奈。如果现有体制这样容易垮台，倒是建议魏京生也来一次窃，亮亮本事。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胆量与本事，反而是经常龟缩在他国，躲在幕后，喝着可乐，却支使生活在本土的年轻后生去尝试“奋起反对胡锦涛的新纳粹运动(魏语)”，为他火中取栗，那真是太不负责任了。不过魏先生不负责的事并不是这一次，那是他惯用的一个小伎俩。

你说的没有错，王丹、魏京生、热比亚等人是在美国代表团的“斡旋”下离境的。问题就来了：

      一、美国靠什么才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又如何获得这种能量，---强权外交永远不会过时，这也反衬出中国等许多落后国家的无奈与悲哀。

      二、美国为什么热心于关注这些人，并把他们保护起来。是出于公益之心、公正之心、出于理念，还是在为美国自己打算盘？

      三、魏京生之流在起家时，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时，只是要求进行改革体制与政策，就像我们现在许多人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而决不是要推翻现共产党政权，要知道，改革与改变政权是两个概念。这些人一旦接受美国保护起来，包括其他国家受美国“庇护”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变成“斗士”，变本加厉地咒骂自己的国家、从事颠覆本国政权的活动。从消极方面想，他们能否退出游戏，只要过市民的生活？美国允许吗？哈哈，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说白了，这些人必须为美国的利益效力，别无选择，容不得你选择，这里可不要跟我说美国是佛祖转世，只为他人着想。

      四、在他国的土地上、受他人庇护，工作机会、经费、场所都为他人掌控，享受的自由也是受限制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也有限制，不过那已经换成了美国式的限制，有谁容你天马行空。

      结论：为民族复兴奔走的人，其热情与意志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即使有牢狱之灾，也有“一片丹心照汗青”。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喝着人家的可乐，被人家豢养起来(可能有点不敬)，再讲什么纯洁，再讲什么“全心”“全意”为了本土上的人民谋福利，其诚意与目的是应该打上折扣的。

      老叶啊，你能说服你自己上述这些人是在好好地做生意、办协会、求学搞学术吗？就说王丹吧，2001年与王军涛一起到台湾，拜会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决定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书面向陈水扁政府要经费，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水扁政府多次资助该协会，达数十万美元之多。但国务机要费案发后，王丹拿陈政府钱的事曝光，海外一些民运人士在为震惊，因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民主强大，而不是以分裂与目的，当然必须也必然要与以台独为奋斗目标的陈水扁政府划清界限。如果民运被认为与台独联系起来，那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们要王丹给以解释，这位王学兄却信誓旦旦，矢口否认，说没有拿陈政府的钱，到后来台湾侦办机构连王丹他们写的申请信、收款签字都给抖落出来了，真相大白了，此时的王丹又把责任推给了会计，说是会计私相授受，这个事件致使王丹的声望一落千丈。当然有人说这是陈水扁政府的阴谋诡计，王丹中了他的圈套，因为陈水扁是想方设法要破坏民运的。因为民运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也就意味着台独更加困难。这当然又是胡说八道、满嘴跑船的事了。他王丹并不是不知道陈水扁何许人也。

      我个人并不怀疑有些民运人士的纯洁与理想的美好，也很敬佩他们的意志与境界。但也不能否认部分民运人士的狭隘与偏私，为了个人目的而置大义于不顾，充当某些国家、集团的马前卒。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享用了人家的金钱与自由，你就要尽上为他人效力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这不是公平吗？但这种公平恰恰使魏京生、王丹这些人需要放弃他们曾经鼓吹的理论、他们过去所追求的单纯的信念，而落入俗套，其为民请命、为祖国效力的表白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可以明确地跟你说，论对民运的关注(这儿只能说关注)，你没有我久，论与国内个别知名民运人士的接触，你没有我深。至于是谁，这儿不便告诉你，但此人的资格、声望、品质远非王丹等人可比。这一点信不信由你。王丹“受贿”的事由他提及，但上文说到的台湾什么海基会的某某，则是网上查阅。

      个人认为，促动中国的民主与进步，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任务，趋势不可改变，每个人都应做出努力。别人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借鉴，但立足国情(历史、社会文化、百姓素质等诸多因素)的东西才最有生命力。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别人好的东西并不见得都适合我们，这一点也是许多外国学者致力研究的，像生态政治学、生态行政学都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桔生淮南则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谩骂不是斗争，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厘清，当以后著文专谈此事。至于说到一些民运人士拿着国外的鸡毛当令箭，挟洋自重，则为国人所不齿，何也，想想中国这个在近代受苦难如此多的国家，我们的不少父辈都有切身经历，这种背景下怎能让我们的人民相信过去那些列强的诚意，又有多少可以进行理性判断。这不需要一个过程？

     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最是让人痛恨。但我的观点，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也是可圈可点，抨击其弊端没有错，但把这个政权看得一无是处，而完全否定其成绩，哈哈，这样的观点又怎么能服众，怎么能得到基本群众的支持。不要以为本坛子有许多人在谩骂政府(看看贴子吧，共匪、五毛、各种粗俗的语言)方面志同道合，而认为这能代表基本民意。如果有这种看法，那么其结果也会和那些远离本土的民运人士一样，失去公信与基础。

    对本贴子回复到此告一段落，明天去郊区爬山，后天回农村老家陪伴母亲过节。最后，不自量力地向仁兄推荐一本书：李景鹏的《权力政治学》，其对民主、阶级、政党现象的分析，在诸多国内学者的作品中，是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一本。相信看了这一本书，会让我们头脑敞亮许多。

又是你，又是這種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