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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现在我到各处被人说成是讲国学的,这让我啼笑皆非,我带的硕士和博士生专业都是广播电视学,其实我的本行是教影视传媒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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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是为了消除西方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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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0年代开始的这股所谓国学热,其兴起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需要为传统文化正名,以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消解曾在中国盛行一时的西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寻求崛起的过程中,在全球中找到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媒体和学界也联手助推,“传统”、“民族”等概念的价值被拔高,如当时季羡林就有过“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预测,认为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普通公众的民族热情因此被唤醒,人们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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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国学热”是一种虚热。真正的国学成了几乎无人继承的绝学,早已并仍然躺在高阁里的故纸堆,乏人关注。公众视野中甚嚣尘上的国学,其实只是表面的繁荣。1990年代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更有不少是名不副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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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其实不是“国学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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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2007年,国学网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评选出“我心目中的十大国学大师”,鲁迅之名赫然在列。鲁迅确实在整理国故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国学方面,并且提倡少读甚至不读古书。 季羡林 季羡林一生主要的学术成就在于对吐火罗语以及印度文化的研究,称其为印度学家或“学术大师”并不为过,但冠以“国学”之名,于理不合。季羡林本人也强调,自己绝不是国学大师,连“国学小师”都不够。 文怀沙 因为年寿颇高和特立独行,媒体往往将“国学大师”、“大师风骨”之类的词不加分辨地安在文怀沙身上。其实他“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郭建勋语),“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葛剑雄语)。 余秋雨 余秋雨是散文家、戏剧学者,但在国学领域并无论著,跟“国学大师”的称号风马牛不相及。 于丹 于丹的演说为“国学热”再添一把薪火,但她对先秦典籍的普及更多的是加自己的阐释,曲解了原典的精神,也误导了受众对国学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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