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权政治辖下的最高权力转移，也像豪门产业继承一样，在任期未满或人未死之前，争夺较劲即已展开。话说 02年董建华自动当选第二任特首后，到 05年初，舆论就在猜测 07年的第三任特首是谁了。当时还没有人想到中央要董脚痛辞职，预计的可能继任人选中，煲呔已打定输数，公开说他会“告老还乡”。人们猜测的特首继任人选会是唐英年或梁振英。晚了 5年，这二“英”之争又浮上 2012年特首竞逐的枱面。
05年时，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表示，特首人选要符合三个条件：中央信任、市民支持及有能力平衡各方利益，团结社会不同界别。
三个条件，在 96年选第一任特首时，董建华似乎都具备。任全国政协多年，中央对他是信任的；又因他担任港英行政局议员多年，故尽管是小圈子选举产生，民调中他仍获百分之六十多市民支持，至于第三个条件，其实是要保持功能组别和不要搞普选之意，但中央的这个意思要相当时间才能让人心领神会。
尽管董伯上任后政绩不彰，但若以他上任后政务全交给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处理来衡量，他可以说是原则上依照《基本法》的“港人治港”理念掌权的。
然而， 2000年港大民调事件爆发，亲共人士吴康民、曾宪梓、邬维庸纷指有反董“幕后黑手”，并明指是英国人 97前安排就绪的“政府掌权人士”。同年年底，江泽民出席澳门回归一周年时说：“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意思是行政长官不仅是居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上的超然地位的首长，而且应直接掌管原属政务司司长职责的政府行政。在中央示意下，董设高官问责制，直接领导各政策局，架空政务司司长，导致陈太辞职。
05年董伯请辞的主要原因，不是 03年 7.1游行，不是香港不断有“董建华下台”呼声，而是董在处理香港政制检讨问题上，违背了中央意图。 03年底，董在准备 04年施政报告时，原拟大篇幅提出 07特首选举和 08立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以之列入 04年施政议程中。谁都可以估算到，这项检讨在香港全面展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双普选”。董这样做是依足《基本法》规定与程序的，但却抵触了中央不愿履行《基本法》承诺双普选的底线，中央立刻向董叫停，阻止了他在 0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政制检讨。董公开表示， 04年施政报告不提政制检讨是“中央叫停”，由此揭示了中央的不义。董更不领会北京意图，没有在政制上呈请中央“释法”，以致人大常委在没有得到香港特首提出呈请的情况下，违反《基本法》所定在 04年 4月主动释法。董进一步陷中央于不义。这是中央要他辞职的主因。
曾荫权上台，基于香港市民对港英时代高级公务员的好感，他上任之初民望乃高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但基于同样原因，中央对他的信任显不及董上任之初。中央再次“释法”，只给曾两年任期。但曾第一时间迎合中央意图，自称任期二年，明白告诉中央他是“识做”之人，而且“我要做好呢份工”，更表明他只是中央这个老板之下的打工仔，以后中央放心在幕后示意，他就会配合了。果然，两年下来，他事事迎合北京，使中央放心，又再让他续任五年，而他在政制、高铁、民主、六四及民运人士来港等事都迎合北京，不惜阉割《基本法》和香港这一制。从中央立场，他够听话了；从市民来看，他比董更不如，董至少会按《基本法》有所坚持。
随着中央对香港内部事务喜欢插手就插手， 2012年的特首继任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再像董曾那样，上任之初有较高民望了。而中央对特首人选的条件，如果仍有三个的话，那么第一要中央信任，第二要中央信任，第三还是要中央信任。香港市民不可能有大比数支持，中央也不再介意特首在港是否有足够民意支持。至于所谓平衡各方利益，本来就是继续保留一些人享有政治特权的代名词。如何保留名亡实存的功能组别，是未来特首要取得中央信任的至要之事。
05年董下曾上时，前港督彭定康正来港访问，他对特首继任人的看法是：真正的问题不在特首人选，而是谁在真正管理，答案应该很明显。
唐英年？梁振英？都不是真正管理，特首的傀儡色彩，一代胜过一代，答案真的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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