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造反和革命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推翻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革命，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这套机制的第一条是依法行政，将政府的行动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立即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显然不能有立法权，否则“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话和笑话。
第二条是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换人是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因此是对违约倾向的有效威慑。代理人若执行契约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换代理人。
第三条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媒体，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在忠实地执行社会契约，公民需要信息。这就如同证券市场，股民需要信息，以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世界上的证券市场都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这里。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张报纸于1456年诞生在西欧，与文艺复兴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滥觞大致同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价值观、社会契约以及契约执行机制，这些都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讲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转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9月11号，记者宇瀚根据作者2010年8月26日的讲话整理，经本人审阅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