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三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二
十多位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一九八○年十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四十多位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一
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公布。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一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报告，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中央机关又分中直
机关有二百五十六人，国家机关有四百四十六人，军队有三百七十三人，共分成三十五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十六个组。（据事后报导，实际参加的人数还有中央
党校的一千五百四十八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三十人：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
萧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
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此外，李洪林也参加
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下来听意见。
李维汉列举毛十大偏见错误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张香山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
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
之外。
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１、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２、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３、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４、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５、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６、对知识份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７、搞农民平均主义，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８、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９、一九六四年提出四个现代化，一九六六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毛发动文革整人始整人终
李颉伯说，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
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
民日报社论。会上毛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
上就发作了，说你们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
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黄敬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在一次插话中提到，一九五八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帐，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
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薄一波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
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
李颉伯说，一九五九年上海会议，毛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胡克实谈毛搞阳谋出尔反尔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份子）。他说：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
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
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
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一九五三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
声。又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
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一九七二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
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质疑毛打江山有功无过
夏衍发言中对毛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
十六日，毛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立即改变态度，于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
“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
才忙向毛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
但后来毛却把搞“和平民主
新阶段”
“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我（夏衍）和
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
工厂。少奇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
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王光美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
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
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
好。第二天，毛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
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还以为毛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毛才六十五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李锐回忆田家英说毛不择手段
李锐在会上着重回忆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中谈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
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时举了中央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家英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
李
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七月十一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一九五八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
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
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五七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
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张爱萍说毛言必称秦始皇
农机部的宋敏之说，毛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着作，而
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的秘书陈友群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
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一九五○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
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xx万岁！”一九五六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
岁，谁知百年后如何？”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
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
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
副委员长许德珩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
迫害忠良中国历史最大暴君
铁道部的慕纯农说，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
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
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摘自《炎黄春秋》杂志，二○一○年第四期原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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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所有人都公认，彭在庐山要对付的不是毛，
可问题是他要追纠大跃进的责任，又肯定不是追毛，那么真正危胁的又是谁？还不就是一干行政官员。
而最终我们看到一个无比有趣的结论。
一干人批彭，主使的是彭明确没有威胁的人，而一干受到直接威胁的人，对彭的批，完全是被胁迫的，不自愿的。
这个可笑的逻辑，还被一大帮人接受，当理说，
你说有趣不有趣。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asp?TopicID=2177205
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7991.shtml
亲信？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90&
age=1&TopicID=30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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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你定义下啥是良心……too young,too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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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相反 毛死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才发现他的悲剧 干了这么多年都跟帮什么人搭伙 什么货色都有 活到现在的翻脸春秋派 各路不解风情的搅屎棍反党联盟 石头 蛰伏再身旁的贤人 明君 胡服 伊斯梅洛夫 看看高华的书 我看的不是猫阴险而是他辛苦都跟帮什么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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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小舟，周惠招谁惹谁了，被老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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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事前叫秘书们整有关的资料，可见他虽不想深纠，但还是要敲打一下各级官员的，
不过事态发展到后来，毛连彭都保不住，何况是秘书们，
毕竟不能把官僚们一下全拿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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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涉身处地的想一想，对毛最有利的局面就是，
秘书们和彭点问题，然后各级官员自省，对自己谎报产量之类的事，作深入批评，为对不起中央，对不起毛主席，承认错误。
然后毛把他们拍一顿，如果其中有人问题特别严重，他再深入处理一下。
这是对他最好的局面。
可问题是，各级官僚全面反击，把毛秘书按毛意思作的批评，和毛公布的彭的信，作为反毛来批。
这说白了不就是明摆着不认账么，
这事要追纠，那就是追纠你毛泽东。
彭的信公认没这个意思，毛的秘书更不可能有这个意思，毛自己要原有这意思，直接写自我检讨信完了，还叫秘书整什么材料啊，
那这个意思，
倒底是谁给意思出来的哪？
谁第一个跳出来说，秘书和彭对这事的追纠，就是对毛的追纠的？
你看看毛缓过手来，最后追着谁打，就知道了。
这说白了就是逼毛站队，要么你就把我们都翻了，和彭个将军外加几个秘书混去，要么就把他们翻了，叫毛承认追纠这事，就是反毛，说白了不就是叫毛把所有责任担下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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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谎报政绩，无非就是图个功名，政绩好，领导看好了给升官。
发现可能被追纠，当年报假账时多大劲头，反扑起来就多大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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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一段出来的资料说，田家英有个毛病，就是爱把毛的事向别人说，
这个说法我看了一些不直接有关的资料，发现好象是真的，
特别是谈包产到户的文，
包产到户的试点，是毛叫曾希圣作的试点，田家英好象是作为经办人从中往来，
不过田家英在拿到调查结果后，是先把报告给了刘少奇，而后刘少奇按这个东西基础上，作了一个自己的相关计划拿出来。
这点是涉及田和刘的资料公开谈的，
后来的结果是，刘的计划出来后，并没看到毛的相应计划，只有针对刘的计划的反对。
这方面资料我看的不全，
但从已知的这些细节看，
毛有自己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并没有作完，因为基础资料是刘先看到的，而且他对包产到户肯定也有不同于刘的理考虑。
毛批准作的试点，在他考虑成熟之前，刘的计划就出来了，而且这个计划和他考虑的很多问题，又是矛盾的。
回头一查，田作为他的特使，在向他转交资料前，就先把资料给了刘。
而且这种情况在田应该不是孤立的，而且其它秘书在压力之下的一些行为，也可能叫他生疑，
就拿李锐来说，前一段有关他受不了，咬彭，把事搞糟的说法，虽然有人否认是真的，但他在受到压力后，对毛没保他，有非常深的怨恨这点，应该是没什么异意。
毛对于重新启用旧秘书没兴趣，也没有再培植新的秘书团体，这说明他很可能不但对于旧秘书的各方面，包括能力，以及一些对他的忠诚，有怀疑。
而且以这种模式，对组成由新人组成新的秘书团体，的能力和忠诚，应该也是怀疑的。
当然我只是按逻辑估计，不可能完全估计出全部事实，就算基础资料全，也不能完全肯定多种可能中那种最对，何况基础资料是不全的，而由于牵扯很多实际利害，有很多人，有充分的动机，进行干扰，故布疑阵。
但一般来说，八十年代搞的那些通常的说法，漏洞实在太多，很多地方不合逻辑，而且在大量资料中，很多是相互矛盾。
我估计再过个三五百年，也能养一堆历史学家。
眼下么，实际利害涉及太多，也只能养养对八十年代说法，作重复背书的，要作比较对等的研究，估计得再过三五十年。
基本上当事人的第三代，都退出社会核心层了，
这时候一来是可能出现的第一二手资料，应该都出来了，这样才有基本的资料基础，你可估研究的基本资料，都没有，或三天两头冒个新的，是没法作比较稳定的研究。
而且三代以后的，大多不会再受到，相关研究，太过直接的影响，作一些恶性干扰的冲动和能量也就少的多了。
不过那应该是我们这一代要玩完，或快死时候的事了，和我们这代人关系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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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来说，他压制官僚集团，很大的助力来自军队，而且由于彭派早前被压制，那么重新启用彭也就意味着，不止彭，还有一大串干部，那就会和他已经在用的形成对冲。
而秘书来说，毛应该是对秘书集团彻底不抱希望了，
从毛扶秘书集团来看，其本质是想建立一个，类内朝的，有别于整个官僚体系的，团体。
不过庐山会议基本证明了一点，这个团体在能力上，完全不是官僚集团的对手，
而且他们的忠诚度也是有问题的，
就以李锐和田家英来说，两者都曾是毛特别器重的，
李按刚出来的说法，很可能因为乱了阵脚，把整个局搅乱了，虽然现在有所反驳，但他失势后，满怀怨恨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在当时他应是不敢完全表露的，但也不一定就一点都没露，他比较突出，其它人中，末必没有同样的。
如果说李他们还够严重的话，田家英应是个很重的打击，田没在庐山会议完，他他作了更糟的事，就是和官僚体系走太近，近到毛叫他拿的资料，他先给了刘少奇。
最近不是在播<杜拉拉>么，那个王伟发现己方的方案叫别的公司先推出了，那个跳劲，看过的应该有印象，还有个更象的，这两天还有好几个台在
播<宫心计>,里面有一段，办个活动，一个女官想以菊花为题，结果另一个看到了给他找资料的人，把资料拿过去先看了，然后抢先拿出一套菊花方
案，叫他这边完全没准备。
这都是电视片，不过如果你认识有秘书或助理的人，大可以问问，他们碰到这种事，会不会很高兴。
而且毛的方案之所以没拿出来，一定不是因为基础资料太完美，那样直接用就可以了，一定是对基础资料中的问题，没有找出破解的答案，所以才迟迟不定案。
如果刘把他没想明白的事，都想明白了，那他就是想反驳，应也没话说，但是我估计刘的方案应该没解决他一直找不到对应方案的问题。
你想啊，被抢方案的怒火，加上对对方方案中，问题的明确，两项加起来，不变成批头盖脸的批才见鬼。
而田家英在他看到资料前，就把资料给了刘，叫他搞的这么被动，恐怕不仅仅叫他对田家英本人生厌，而且可能对这一类青年干部，都产生怀疑。
否则，他如果只是对秘书们个人有意见，对秘书组织的建立还有信心，他就会找新的秘书，组成新的秘书集团。
总的来说，我认为毛并不给彭和秘书们平反，应该是因为：
1
这两团人相对官僚集团，力量上不灵，而且忠诚度也可疑（彭个人可能好些，但他那班人里，李锐那样的，也不是没有）.
2
所以把这两帮人再提起来，作用很不确定。
3
说到底，毛还是要依赖官僚的，因为整个行政体系还是要靠他们，要重启这两帮人，又不和整个官僚体系形成大的对冲，是很难的。
邓的法子是把所有问题都栽毛头上，把矛盾引开，这招很成功，以至于人人谈庐山会议，但当年主要报花账的人，都给平反了，都没人注意，或说不打算提。
但是毛自己是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的。
-
反冒进是针对的五六年的问题，
另外手头也有一些这样的资料，不过多半都是节选，没有前因后果，
积于一些后来找较全资料的节选对应，很多事还是要等等看，
比如说早年谈反教条，通行说法是，彭事前不知道，事到临头，毛一再命令，他才冲上去批刘帅和粟大将。
不过前一段就翻到了个资料，
告刘帅黑状的信早一两年就不断有，全是些高级将领，而且这些信全是交由彭和邓的，具体转交情况，只谈到彭作了转交，邓没提。
后来毛要调查真伪，也是叫彭下去查的，彭找了一大堆高级将领，都赫赫有名，再后来交上去的报告是什么样的，没人提，再后来就反教条了。
从这个资料看，事前的一两年，一直是下面在涌动，彭甚至邓在中间都作中转，而彭一直没闲着。
毛手里有关刘帅问题的资料，不说全部，但主要的都是他转交或调查的。事发前被一逼再逼才如何的说法，显然扯淡。
这还只是现在暴出来的一例，而且还是彭大元帅的，其它涉及的将军，也多赫赫有名。
毛是说过压周的话，可问题是，谁能确定，这里面没有与反教条，同样的情况哪？
-
这种断章，没有前因后果的资料很多，一大特点就是，除了毛，其它人都摘的干干净净，基本没有例外。
本本都象明清小说，
但从这些年一点点渗出来的新资料看，
毛的很多决定，不是关起门想出来的，是由很多前题事件引发的，
比如反教条，现在多从批刘开始，
而不题早在一两年前，
一干将领的一再举报，
提到彭都是一再被逼着批刘，
而不题早前的举报是他从下面转交上去给毛的，对事情真实情调查工作，也是他作的，当然调查报告也肯定是他这个主调查给毛的。
-
周当时只是受牵连的人之一，基本和别人并没太大区别，
另外文革时毛当时恐怕是顾不了这么多，由于是在甩开既有官僚机构的情况下，的解构性清理，所以无序性是相当大的，光是武斗，说了多少次叫停，但还是要动用武力威慑。
此外毛作了两件受反对比较大的决策，一件是打朝战，没这仗以苏最初对中国的态度相类比，中国是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完全的拿到苏援的，但决策时大部分人是反对的，最后是他拉着大队强走。
另一件是拿到苏援后和苏翻，苏不是善男信女，帮中国建起成套的军重工，是为了把中国的生产体系，纳入整个苏东计划经济体系之内。有人说苏最初提的几个要
求不过份，其实问题不在那一两个小问题，那是是前奏，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国内的，从来都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体化的，虽然中国早前在朝鲜流了血，但他们也
不可能帮中国建完成套军重工体系，就叫中国单飞。
但是苏模式的问题，当时虽然还没完全露出来，但至少有一个是明显的，就是轻工不成，粮食还时不时要向西方进口，而中国经济由于和平后人口暴增，而农村的工业化不足，所以粮布严重短缺，进入苏联体系，也不可能改变这点。
所以在当时和苏翻是比较是时候的，但这同样是大部分人不乐意反对，但被毛生拉着干的事。
严格的说，还有第三件，第三件你一定以为是文革，不过不是，因为文革搞时，大部分人都搞不清毛要干什么，所以虽然现在都批，但当时反对的人并不多。
第三件可能被反对，但实际没人反对的事，就是中美建交，和中国产业向西转，进而通过四三方案，得到化工粮布。
这事按说应是受到很多人反对的，因为右的实在不行，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除了毛，当时中国有那个领导人，提出这个东西来，不会被大部分领导人和派系，作为叛徒来个大清算。
其实从早前毛很多事，还是受到了相当反弹，只是勉强胜，有些事还很可能是叫人牵着鼻子走看，毛这件事原也不能保证不被扳倒。
但是文革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清洗，叫一切可能反对他的力量全消散了，所以这个大调个，完全没听到过反对声音。
不过要说完全没有，也不好说，林政变不成，可是向苏跑，他之所以政变，有个人原因，但就没一点其它原因么？早年看电影<周恩来>说林对和美国建交不满，虽是戏言，但也末必没有可能。
顺便说一下，中国向西转也不是主观说转就行的，一个重要资本是大庆的油，没这些油中国没法很快赚到那么多外汇，就算赚到了引进调备的钱，用来作化肥和化纤的原料也会成问题。
大庆五九年发现工业油流，六零年开始三年探明储量，六五年实现国产自给，把这组时间，和中苏交恶的时间对比，会发现很多点是重合的，而六五年国产油自给，又正好是文革的前一年。
四三方案是七二年开始的，当时的外贸顺差才四亿多，更早前几年应更低，四三一共花了五十多亿，一年十来亿，目前我没有太细的对应资料，但是按估计，从六五年，到七二年，外贸的顺差积累，应该差不多够四三方案的第一期项目款。
当然，四三很多人想完全切割给周，但问题是具体的工作没问题，这个一向是周在作，但决策方面，没人觉的出比较有效的说明，以这些年的切割意愿来说如果有，应该早出来了。
另邓是七三年复出的，到越南战争时讲话，他也公开说过，向西转是毛作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