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不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有时也会处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接下来，他以“自觉心”对“爱国心”进行颠覆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公同管理》，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此前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鲁迅写下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鲁迅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与陈独秀一样，他在文中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则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爱国”之心：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号，写成后曾送给沈尹默、陈独秀等人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再处于反复调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并组织中国共产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

附:陈独秀原文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野蛮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 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保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 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 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 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 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后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 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 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1919年6月8日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 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爱国，就是捍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强权侵犯，不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强权。

某种意义下，爱国其实就是单相思。说白了还是年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