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民主吗？
现在民主是个热门话题。一谈起民主，有人马上说：“有啊，中国有民主啊，而且比西方还民主呢。文革不是就民主吗？”这些人认为文革的种种举措、行为就是民主，而且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文革是中国人最有民主的时期。确实，从表面上看，似乎文革真的很民主，宪法规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正因为有这四个“大”，才称之为“大民主”。“大民主”给了老百姓说话的机会，让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还包含群众可以自行成立组织，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判、斗争、抄家、体罚关押、拘禁直至剥夺生命等等。
为了分析“大民主”是否是民主，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民主的规定和做法究竟有哪些，再拿“大民主”与之对照，自然就可以发现“大民主”绝非民主了。
简而言之，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它的核心理念是：权力源自人民、要由人民授予，权力要接受监督制约，要对掌权者进行定期的更换，权力更换和运行的规则由多数人决定。具体内容包括：民公民享有言论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保证这些权利的自由与平等；实行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同时实行多数人又要保护少数人的原则；既要实行直接民主的形式，同时又要实行间接民主的形式；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实行民主必须同时实施法制建设等等。
而文革时期所谓的“大民主”，和上述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四大自由”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一般是在上层决定开展某个运动了，才被动员式地、集中地使用起来，这实际是等候来自上层的恩赐。“四大自由”不是允许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恰恰是为了达到高度的统一，统一到某种“正统”、“权威”的理解、主张和声音，遇罗克、张志新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四大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和家庭个人的私域，可以不负责任地进行造谣、污蔑，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大民主”奉行的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是信奉“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强调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理解，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跟着少数人走。“大民主”根本不对少数人进行保护，多数人可以任意地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剥夺他的思想自由、财产和生命，正如现在大家公认的，“大民主”是对少数人实行暴政。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群众并不是主体，领导始终控制着一切。没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革即不可能发生。没有《炮打司令部》一文的发表，没有三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革命串连”，甚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语录》）等的持续而有力的“发动”和“教唆”，“红卫兵运动”决不可能升级。没有一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红卫兵以外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和农民等，决不会大规模地席卷进去。没有“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十六条》）等“明确指引”，以及对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的样板性“夺权”实践的推广，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当事人，决不会遭到“夺权”的打击、迫害和折磨。因此，“大民主”与公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决定国家的和社会的政治事务毫无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大民主”完全离开了法律制度，抛弃法治，实行人治，公然以“无法无天”为自豪，蔑视和践踏一切法律条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都可以越过法律界限，任意地张贴大字报，任意地进行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对冲进中南海批斗他的红卫兵，曾高高举起宪法，试图捍卫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法律尊严，结果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结论：文革的种种所谓民主措施，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也是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的。文革，不是所谓“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其根本目的，是打倒预先设定的“政敌”（或称“权敌”）；文革的基本文件法规等，完全是为着实现那个“夺权”的根本目标的。那些为此而全面、始终受到权力操控和权力支配的基本民众，是一种高度缺乏清醒自我意识的人们，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明真相的群众”。换句话说，从运动的目标设定、手法、形式到程序等，全由几个人在操控和支配，体现了其“独裁”性质，和民主没有半点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