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VS.公民文化 丛日云
今天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基层民主问题，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只是作为一个有一点儿政治学知识的公民，针对刚才学者们的话题，谈一下我的想法。
咱们在座的多都是搞基层民主的专家，一直热心推动基层民主，主要是村民自治。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我的观察角度，可能会给大家泼点儿冷水。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整个社会全方位大转型。我们各位学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基层民主问题，基层治理问题，它在大的转型中的走向、地位，它的价值如何？这是需要关注的。我们用一句老话，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个国家大的走向是不是民主，是健康的民主还是暴民政治？这些会对基层民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热心推动基层民主的学者一般相信，基层民主是实现国家民主的起点。不过，我以为，由基层民主向国家层面民主的跨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如一些人从逻辑上简单推论的那样，由村民自治然后到乡镇和县，再到省和中央，没有这样必然的联系，直线型的递进关系。基层民主完全可以停滞几十年。基层民主哪怕已经很不错了，几十年推进不到国家民主，这是完全可能的。你看，像非洲、中东阿拉伯国家等很多地方，人家基层民主很长时间都有，可能比我们现在还发达得多。非洲叫“大树下的民主”。基层一直很民主，但是国家层面民主一直搞不起来。两者没有一个必然的递进发展的过程。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由基层民主发展到国家层面的民主。它需要大环境的改变。许多人都认为，农民因为其利益驱动，比城里人有更高的民主热情。在基层民主的层面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也得看到，具有基层民主热情的农民在进入国家层面的民主时，往往成为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
我们往往因为看到一点儿政策松动，看到一些地方搞出点儿新的花样，就感到很高兴。今天发现一个模式，明天又发现一个模式，好像民主又有希望了。我们是研究这个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推进这个事业，我们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事业。所以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结果呢，如刚才有人说的，现在有人很失望，说不干了，搞了这么多年没看到基层民主有发展，看不到前途。
真正的失望还不是这个。真正的失望是基层民主搞得很不错了，觉得我一辈子推进基层民主很有成就感，最后整个国家大的方向一变，你那点儿成就一风吹。那时候你才失望。那时大家都退休了，回头看看，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
大家可以想想当年德国和日本，在民主化过程当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比我们今天要好得多。你看德国当年已经实现了普选，德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议会制度、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甚至德国当时的社会福利都是走在前头的。但是有些根本的东西没变，所有这些局部或枝节的变化都是不可靠的，都可能被一阵风吹掉，因为根本的东西没变。比如，日本当年军队向天皇效忠，文官政府控制不了军队。就这一条就很要命，使得所有的其他成就最后都作废了。
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社会公众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这个东西才是不可逆转的。刚才有人说，什么制度是不可逆转的，没有，制度没有不可逆转的。法律定了，宪法定了，甚至运作若干年了，从上到下都一致了，也都是可以逆转的。唯独现代公民的政治人格形成后不可逆转。所以我觉得在推进制度改革之外更应该看重公民教育，关注公民文化的培育。
我不理解，我们搞基层政治的专家为什么很少关注去做点实际的公民教育的工作。不仅是推进制度的一点儿细枝末节的改进，不是只关注选举那种形式的东西，而是去真正做点儿扎扎实实的公民教育工作。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务虚，但它才是根本。我们现在是哄着领导做点儿改革，盼着领导做点改革，甚至骗着领导做点改革，这是靠不住的。最终还得寄希望于民众的觉悟，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形成后产生的改革压力才是真正的民主动力。
刚才于建嵘讲到基层民主空间有限，动力不足问题，余逊达从另一角度实际也涉及了类似的内容。为什么空间有限动力不足，领导出于什么目的来搞基层民主的改革？你如果寄希望于领导的恩准，基层民主必然会流产。真正民主政治绝对是和领导的利益截然对立和冲突的，你不能指望他出于他的目的去改革。而为了稳定，为了化解矛盾，一句话，为了政府绩效而进行民主改革，这种导向没有前途，方向也有问题。虽然看起来会部分地推进民主，但有时它也在强化威权政治，使其更具合法性、更有生命力。真正有前途的是公民意识觉醒了，有了很强的参与意识。这时，将他们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他们不再能接受了。他们以公民的身分或姿态，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就会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压力到了什么程度？压力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执政者权衡之后觉得，不民主可能更糟，不民主可能是灾难和严重的冲突，这个时候民主才是可能的。
公民意识形成后，产生的压力还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这个压力促使上层发生了分化。在这种压力面前，或者说统治者本身也受了公民文化的熏陶影响，很多上层人士、政治家，也具有了公民意识，形成了公民人格。他觉得这个制度得变一变了，他也不忍心再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他本身变了，从内心里认同民主，形成了公民政治人格。如果上层发生了这样的分化，来自上层的推动力才是可靠的。
中国民主的进步，有多种动力和源泉，如党内民主、人大制度的改革、村民自治、社区自治、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公民社会的培育，等等，都有其价值。但我觉得进行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文化，推动现代公民政治人格的形成，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哄着领导实行一些政策性的开放，有其积极作用，但那是靠不住的。
当然，初步的民主制度本身也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基层选举本身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种途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民主制度是公民教育的学校。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让公民们通过基层民主学会民主，成为公民。但进行公民教育还有许多事要做。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澄清很多理论问题。现在民主理论很混乱。比如什么是民主？中国是否适合于民主？什么是公民和公民意识？还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等，如何认识？不在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方向都弄不明白，民主建设从何谈起？
还有大量的具体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刚才这位老师讲的，“我们不能像韩国那样一下子就转变为民主”。但我觉得韩国不是一下子转变为民主的。韩国建国时就建立了民主，然后经历了一次次反复，所以韩国民主化的口号是“恢复民主”而不是“创建民主”。如果经历了一次反复就说韩国不适合搞民主，那么韩国永远不会有民主，韩国就经历了多次反复。即使在威权政治的大部分期间，它也有着民主的形式。威权政治也往往是通过修改宪法、宪法经过全民投票来批准。韩国民主化最后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总统由议会来选还是由全民来选。所以不是像一些人简单化地理解的，原来是专制，因为经济现代化了，然后实现了民主。反过来又证明，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暂时的专制。其实，它原来是有限民主，所谓民主化是民主制度改革越过了一个关节点，由有限的民主发展为建立起民主的基本政治框架。
西方国家也不是说一场革命就带来了民主，在革命之前都有有限民主的长期积累，革命后又有民主的长期改革。革命的作用是使中世纪民主转变为现代民主。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与他们革命前、民主化前还差得很远。
经常有人说，新加坡是在威权政治下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治理得很好，这几乎成了一种常识。但我觉得这里都有误解。我们如果政治改革达到现在新加坡的程度，还得好多年。新加坡属于在威权政治下的有限民主，或半民主。可能不是威权政治使它的经济发展得很好，而是那有限的民主在起作用。
今天有西方学者将民主分解为不同的要素，然后给各国的民主打分。这样，就超越了民主或不民主的二分法。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只是在民主方面的得分不同，从三、五分到九十几分都有。在这个分数的阶梯上，我们今天的民主应该在民主化前的韩国、今天的新加坡之下，所以，拿民主化前的韩国、现在的新加坡的经验来否定民主建设，是站不住脚的。
培育公民文化，进行公民教育，应该是城市比农村更容易，更有效。城市里公民文化应该率先成熟。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民主化不会如一些人设想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它会由城市带动乡村，精英引导民众。只要相当一个数量的中国人，其主体是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具有了公民意识，对建立民主制度就够了。他们再去带动其他的人。制度上你可以反向推进，但是公民教育不是这样。何况，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民会急遽减少。过几十年，农村人口也许只占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了，你那个村民自治的意义也就自然降低了。所以，农村的选举虽然有其价值，但中国民主的希望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加工而成。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会议时间：201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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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usb168 于 2010-4-8 20:3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