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公有制与权力制衡(转自炎黄春秋网)

前不久，在凤凰网看到留美博士常青在他的帖子《民主是形式，保障人权是目的》中说，到现在还有许多中国人不懂民主是何物，教他"感到很悲凉"。那么，什么是民主呢？常青说：“民主，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一系列管理制度。民主只是个形式，这种形式的外在表现就是给每一个人与集体都能提供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看了上述回答，我也跟常青一样感到很悲凉，连常大博士都弄不清民主是何物，遑论十三亿芸芸众生。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呢？

一

从字面上讲，“民”就是人民，就是老百姓；“主”就是主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历史上，人民——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奴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从来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的奴仆，有时候连奴仆都不如（例如奴隶在奴隶主的眼里仅仅是个“会说话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才翻身得解放，从被压迫、被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进步，其意义绝不亚于人由猿变成人，因为自从人类进入了文明，人民就开始告别那原始、贫穷但却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童话世界，成了被统治阶级，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象。从此，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人民受欺压、受剥削的黑暗时代。虽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财富也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却从来都没有享受过文明、财富所带来的好处，好处都让奴隶主、农奴主、地主、资本家以及它们的走狗——国家机器——给享有了。所以，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广大的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为什么人民会受压迫受剥削呢？答案很简单，这是私有制造成的。

私有制就是财产归个人所有的一种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会使占有财产的人不劳而获，靠剥削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所以，占有财产的人就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维护自己的地位，他们招募走狗，网罗爪牙，建立警察、军队，设立监狱，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政府，并用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剥削阶级也是统治阶级。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都是私有制，也都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都是广大的人民受欺压受剥削受奴役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更没有权力的社会。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才几千年，但是这几千年来，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却一直实行的都是私有制，所以，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个阶级——剥削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被压迫阶级（人民）——实施压迫的历史，因此，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既然人类的不幸历史都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那么也只有消灭私有制，将人民创造的财富分给人民，建立公有制（私有制的对立物），才能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人类从此就进入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之谜及人类的解放之道。有人说，这听起来有点像圣经故事：人类开始生活在伊甸园中（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享受着单纯快乐的时光，但却愚昧无知，什么都不懂。后来开窍了，却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受苦受难痛苦不堪的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人类终于被拯救，重回上帝的怀抱，又重新过上了快乐无邪的生活（共产主义社会），但却消除了愚昧无知。这样的历史有点像画圈圈，从某处出发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当然，同样的一个点因为时间不同，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历史的轨迹更像一个旋转的弹簧，一圈一圈的往前转着走，没有开端也没有终局。历史像不像弹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能不能实现民主，能不能使人民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仅仅有着主人的头衔却戴着仆人的手铐脚镣，继续在那当牛做马，伺候着一个名叫“仆人”的主子.

 二

为什么说建立公有制就可以实现民主呢？这是因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造成的必然结果。人不能不吃饭、穿衣、居住，而这一切只有靠人的劳动、生产等经济活动才能得到满足，所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的这种重要性又叫着经济基础，其他社会活动诸如唱歌跳舞、写诗作画、管理国家、镇压叛乱以及与外国人打仗等等都依赖于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服务的。有了钱，占有了财富，掌握了经济资源，就可以呼风唤雨，让歌星为你唱歌跳舞，让文人墨客为你歌功颂德，让官老爷为你提鞋捶背，让穷人为你做牛做马。所以，谁占有了财富，谁就控制了思想文化娱乐教育，就占有了政权，就可以统治国家，就成为统治阶级，国家机器也就为谁服务。因此，实行公有制，让全体人民占有财富，就可以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国家实行了公有制，就实现了民主。这样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这样就将公有制等同于民主，将实行公有制的国家等同于民主国家，公有制成了医治社会百病的万能药。这只是理论、愿望而不是实际，要想使全体人民真正的占有财富，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苏联、东欧诸国以及中国等宣称建立了公有制的国家的情况看，剥夺了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消灭了私有制后，社会的财富掌握在了国家手中，建立起了国家所有制，即国有制。国家是什么呢？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这个“机关”就是政府。所以，国有制就是 政府所有制，而政府又是由党建立并受党的领导，所以国有制实际上变成了党所有制，结果弄得人民连自己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做不了主，民主无从谈起。

看来，消灭了私有制，社会的财富并不必然为全民所有，公有财产也有可能被管理财产的人或组织、集团所有。这恰恰是马克思、恩克斯所担心的，因为消灭私有制后，从资本家、地主那里没收的财产不可能再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否则又变成了私有制，所以，公有制也是一种财产的集中。集中的财产—工厂、矿山、商店、银行、学校等等—需要专门的人来管理，就是一个理发店也得有人来管理，同时，不仅财产需要有人来管理，整个社会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关—政府—来管理。那么由谁来管理呢？直接由全国人民来管理吗？人人都当企业老总、银行行长、学校校长不可能；人人都当乡长、县长、省长也不可能；人人都当主席、总理更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个国家人口很少，比如只有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而且人人都不傻不呆，并且都擅长管理。所以，公有制不仅是一种集中的财产制度，也是一种需要专门的人进行管理的制度。谁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公有财产的管理者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才能，更需要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后者特别重要。如果公共财产交给了大私无公的人，他就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公共财产所产生的收益或利润据为己有，这样公共财产虽然名义上是公有，实际上变成了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一旦拥有了财产，就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成为统治者，把国家政权变成镇压人民的机器，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也是毛搞群众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总是担心社会主义会变修，这与他所信仰的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三

 因此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者特别重要，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大问题，而“德”则是首位，这样就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必然结果。但是，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并非易事，一方面是人太复杂；另一方面是至今还没有发明出一种仪器，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管理者的才能和德行。今天的中国人对于人的复杂性应该最容易理解。这世上既有像天使一样心地善良的人，也有如魔鬼一样的邪恶之徒，更有介于前二者之间的一种人（这种人亦正亦邪今天是天使明天也许就成了恶魔，这种人是行善还是作恶主要看周围的环境如何，如果作恶能生活的更好他们就会作恶，如果行善更有利他们就会行善。这种人的数量最多，构成了人群的主体）。人的复杂性还因为人太精明很善于伪装，从而使得对一个人的判断更加困难，例如前段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真实意情感、意图及思想可以隐藏几十年而不被专业的监视人员所发现。由于人的复杂性，使得准确无误的选拔出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公共财产又不能没有人管理，怎么办——即要管理好公共财产，又要保证管理者不会变成新的剥削阶级？革命导师马、恩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并一直在苦苦的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直到1871年，在法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巴黎公社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并将答案写在了《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在政权建设上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总结出了一些可以防止无产阶级政权不会变质的重要的制度措施，这些制度措施是：

“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普选产生并可以随时被撤换掉；官员的工资要跟工人的一样；政府应该是一个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关；法院要真正的独立，法官也像其他官员一样由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即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此外还有将教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学校要对人民实施免费教育，同时保证学校教育的独立性——即“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预” ①。

在上述各种措施中最重要的有二点：第一点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点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②。这二点也就是对政府官员由普选产生并拿跟工人一样的工资。在这二项措施中，随时可以撤换代表的普选更重要，因为这项权利实际是一种选拔撤换官员的任免权。人民只有掌握了官员的任免权，才能控制政权，官员也才会不得不为人民服务。普选权就是公职人员的任免权，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此，马克思才在《法兰西内战》中反复强调，公职人员无论行政人员还是法官；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上的，都要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这样做的目的，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讲的很清楚，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公职人员由公仆变成主人“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说，国家政权最初都是社会的公仆，“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景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③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最终都是要由为社会服务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世袭的君主国如此，民主的共和国也是如此，工人阶级建立起来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同样如此，不然，革命导师也就不会反复强调，对那些由工人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官吏要做到随时可以撤换，因此，即便是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也要对“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④。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工人阶级的代表，无论他是否是工人，也无论他曾经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优秀，一旦他担任公职，掌握了政权，都有可能“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所以，对于任何担任公职的人，无论他是谁，都要“毫无例外”的防范。

四

由此可见，国家或国家政权具有“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本能，它随时随地都想改变自己的公仆身份，将自己变成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所以，恩格斯将国家看作是“一个祸害”，人类早晚要将它消灭掉，但是，在消灭它之前，社会中的各项事务，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教育文化等等，又都少不了由它来管理，因此，无产阶级即便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对国家政权严加防范，在这些防范措施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普选，而这种普选又必须是“随时可以撤换”代表的普选，否则，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会变成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团，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无法实现，后来苏联、东欧等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普选权就是任免权，任免权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国之君必须得牢牢抓住的权柄。没有了任免权这个权柄，就是皇帝也只能成为别人的奴仆而徒有其名。官员之所以总是为上级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不就是因为上级抓住了他们的任免权这个权力之柄。谁掌握了权力之柄，谁就控制了政权，谁就是国家的主人，否则，即便有主人之名，也不过是个傀儡而已。

由于普选的重要性，人们往往也将普选等同于民主，一说起民主就会想到普选。其实，普选只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最基本、最常见的制度措施，仅靠这项制度措施并不能完全保证民主，例如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大国就是经过普选投票而获得其合法性的；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也是通过普选被德国人民推上政权宝座的。历史证明，通过普选可以建立暴政，而暴政一旦建立，就无法通过普选废除实施暴政的独裁者，因为独裁者可以借助于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镇压人民的反抗，所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特别强调：取得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废除常备军，这也是他对以往的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说：

“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是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同上，140页）

只有让人民武装起来，才能防止因常备军而带来的危险。但是，废除常备军在目前对许多国家来说还很难实现。人类似乎是一个好战的动物，从历史上看，随着人类文明——特别是经济、科技的进步，战争的规模也是日益扩大，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之间的战争都还是无法避免的，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废除常备军仍然是一个无非企及的梦想⑥。不但军队无法废除，警察也同样不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成了多余，人性的复杂性决不会因财产制度的改变而变得单纯。

那么，在政府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时，用什么措施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呢？有人可能认为实行议行合一的制度才能实现民主。议行合一就是政府由一个部门组成，这个部门即从事立法工作又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句话,即“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监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显然是对马克思著作的断章取义。如上所述，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无产阶级政权是一个连军队、警察都没有的小型政府，这个政府的公职人员很少，政府职能也不多，国家的管理更多的是靠人民的自我管理即自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搞立法与行政的分立。后来纷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一个废除常备军、警察的；也没有一个只有很少的公职人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议行合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高度的集权。苏联东欧等国所建立的政权体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实际上就是议行合一的体制，一个或几个最高领导人即制定法律又执行法律，结果是领导人不受制约，犯天大的错误人民也没有办法，民主根本就无从谈起。也许有人会说，议行合一不是你说的那种，而是由人民选举的一个议会——比如像中国的全国人大那样的机关——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种。这一种议行合一只不过是在最高层增加了些人数而已，但仍然还是一个机构，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在如何控制政府方面，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早已总结出了一套很成熟的办法，这就是权力制衡（或三权分立），其具体的制度模式有很多种，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半总统制、英国的议会制等。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度都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按照权力制衡原理组建政府的。权力制衡原理就是将政府分为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通常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机构），通过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实，权力制衡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权力制衡实际上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分而治之”。中国古代的皇帝早就知道分而治之的道理，总是将权力交给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部门来实现对官吏的控制。否则，就是皇帝也会丧失权力甚至连命都难保，例如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秦二世就是因为将权力都交给了他信任的奴才——宦官赵高——而丢掉性命的。权力制衡是一种控制权力的技术，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权必不可少的一项统治术。权力制衡实质上就是分权，就是将权力分给互不统属的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下属（个人或部门、组织等），通过下属之间的竞争来确保领导者的地位和权力，这就好比市场的竞争有利于消费者一样的道理。因此，权力制衡的反面就是集权，集权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手上。集权就是权力领域的垄断，如同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必然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一样，下属的集权必然会损害上级的权力。皇帝不懂得分而治之连命都保不住；人民如果不懂得用权力制衡原理来组织政府，人民也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西方国家之所以搞三权分立，就是为了控制政府，防范政府因大权独揽而变成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从而保证保证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有人说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保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此言不假，资产阶级由于人数较多，他们不可能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直接去控制政府，只能通过选举的方式选举代理人担任政府要职，实现对政府的控制及对国家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防范代理人借助所掌握的镇压工具——军队、警察、监狱等——篡夺政权，不得不利用权力制衡原理来组建政府，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权力。选举权就是统治权，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选举权，可以任命国家领导人，的确是统治阶级。最初，由于财产资格上的限制，无产阶级是没有选举权的，后来，经过不断的斗争，财产资格上的限制被废除，无产阶级也获得了选举权，从而也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份额，西方国家也因此纷纷由最初的资产阶级国家变成了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虽然没有占有财富，但是他们却可以成为财富的分享者。由此可见，在国家中最重要的不是财富的占有，而是财富的分配。有权征税并对税收进行分配的是政府，所以，谁控制了政府谁就是国家的统治者，谁就控制了财富的分配。统治者即便不占有财富，也可以借助政权分享财富。所以，对于统治阶级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占有财富，而是占有政权。占有了政权，就可以占有了财富。

五

权力制衡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它是人类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项控制权力的技术。它既可以为君主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更可以为人民服务。谁掌握了这项技术，谁就可以控制权力，所以，权力制衡也是一种统治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统治术。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衡原理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权力可以有许多种分割方法，例如孙中山就曾提出过五权宪法，将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种。三权分立也好，五权分立也好，都是权力在政府组织横向层面的分立，还存在一种纵向层面的权力制衡，比如在实施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是一种纵向的权力制衡。在纵向权力制衡方面，美国的联邦制比较典型，美国的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不能任免州政府（地方政府）领导人（州长、州议员、州法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分权关系。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体制，中央掌握着地方官员的任命权，这种体制又被称之为单一制，实际上就是集权制，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存在分权关系，没有权力制衡。任免权就是统治权，也是判断一个组织上下级之间是集权还是分权的一个重要标准。有了任免权，就可以更换不听话的下属，换上听话的人，领导的决策或意图就可以得到实施，下级就成了上级的延伸，下级的权力事实上就成了上级的，这就是集权。

但是，下级并非木偶，他也有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他也想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也想过上那种可以使唤别人而不被人使唤的生活。上级当然不希望下级如此，他希望下级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应该像一条被驯服的狗一样叫干啥就干啥，只会讨自己的欢心，不会惹自己生气，要绝对忠于自己。但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虽然也有人可以被驯化得像狗一样的听话，但这只能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无法被驯化成像狗一样的动物，虽然历史上也不乏驯化的例子，事实上，统治阶级从人类文明之初就一直在从事着驯化被统治阶级的工作，以图永保江山，使自己及自己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世得享尊容，秦始皇不就是想把他的皇位传给他的后代子孙千世万世直至无穷吗？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在他死后不久就化作了泡影，他那并不愚蠢的儿子胡亥，仅仅因为不懂得权力制衡，放心大胆的将权力交给了一个奴才——宦官赵高——而丢掉了身家性命。

人类驯化自己同类的努力直到今天都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可能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有关。人类是地球上最难得到满足的动物，他从来都不会将自己的欲望固定在特定的状态永远不变；当他一贫如洗的时候他想能吃饱就行了；而当他解决了温饱后，他又希望有房有车；而当这一切都得到实现的时候他又会想：我要是有更多的财富成了世界的首富就好了，不——光有财富还不行，我还要是有权势，像皇帝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下人都做我的奴才，任我宰割······人是一种贪婪的动物，太多的欲望这使他无法安于现状，当他在地球上的时候，他想着到月球；当他到了月球，他又会想到更遥远的星空。文明的诞生就是对现状的突破，是不安于现状的结果。正如卢梭所说：“我们的求知，无非是因为希望享受” ⑩。没有欲望，文明即便产生也将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会被后代继承并加以发展。这与老子所说的无知无欲恰恰相反，人类不是因为有知才有欲，而是因为有欲才有知。驯化就是要使人们弃欲去智，接受既存的事实，维持现状。但这却是以牺牲文明的进步为代价。有的种族就是因为成功的实现了对特定的秩序的维持，而使一种特定的文明长期的不变，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如此。文明并不必然会走向进步，它也可能固化成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像蚂蚁社会一样长久的保持不变；也可能因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而灭亡。人的欲望会破坏现状，造成社会内部的紧张和不安，但它又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和源泉，所以，消除欲望的结果只能导致文明的停滞不前。人类是一种贪婪的动物，他的欲望总是难以得到满足（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同的欲望，或每一种欲望的水平都是相同的），在经济领域，人是一个追求财富的经济动物；在政治领域，人则不断地追求权力，实现权力的最大化，人是一种权力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