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垮台于1911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20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满清。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20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可以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1906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9月1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动来动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1907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9月20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1908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1905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1908年7月3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1911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映，一个月后的8月27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1916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1909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去年11月14日和15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政治改革犹犹豫豫，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不过，这一年10月，筹备两年之久的各省咨议局正式成立，主张立宪的士绅们通过地方选举纷纷进入各省咨议局，他们成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开博弈的政治力量，号称“立宪派”。在各地议会闭幕之际，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各地咨议局倡议，成立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预备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议局的基础上速开国会。立宪派士绅出身，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惧怕革命。在他们看来，唯有切实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发生。前此，梁启超对革命党的分析颇能代表立宪派的看法。梁氏认为革命党可分两派，一派“专以煽乱为事者也”，一派乃“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这两派前一派人少，后一派人多，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认为，多数派只要“朝廷于政治改革事业著著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那么，“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1910年：这是清政府垮台的前一年，这一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院，议员200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上年咨议局，今年资政院，按理说，这是清廷在立宪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但，咨议局显然已不满足资政院这一建制了，他们直接要求开国会。因为在清廷那里，资政院只是中央咨询机构，而国会却可以直接产生自己的责任内阁。把内阁权从清政府那里分出来，是立宪派开国会最直接的目的。因此，1909年咨议局甫开，就联席组成了“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年间，该会聚集京师，连续三次请愿，要求清廷一年内开国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绵延数月之久，一直到资政院开院那天，请愿同志会来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获大多数资政议员赞同后，即上奏呈请要求。这是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联合行动，也是清末立宪派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关键之举。
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当然晓得其中利害。产生内阁的权力一旦易手，则意味着国家行政权的旁落，它当然不干。第一次请愿，朝廷维持九年预备不变。第二次请愿，依然维持九年不变。第三次请愿，朝廷压不过去，终于改口，改宣统五年（即1913年）准开国会，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时下诏解散请愿同志会，不准再行请愿，同时严敕各省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此一僵局，应该说是1906年以来立宪运动的一次大挫败，它表现为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双输”。立宪派输在三次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国会终究没有开成。清政府输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政治改革到此前功尽弃，这一次更把立宪派推入敌对阵营，直接导致次年自己的败亡。但，立宪派输得起，清政府却输不起了。前者毕竟还可以再奋再兴，后者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再输的时间了。这是梁启超共和之后的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纸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清即亡于次年的1911（宣统三年），史上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枪响是一个导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定此次即亡（尽管它事实上亡于此）。换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因为在军事上，北洋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党。冯国璋所部已经收复汉口，却兵不乘勇反而主动停战示和，这是袁世凯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纷纷脱清独立，这才是致清政府于死地的致命一击。朝廷只剩朝廷，便无以撑持下去。武昌起义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湖北独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于是和革命党合作了。其他各省独立，督抚和咨议局亦起极大作用（督抚大半也同情立宪）。那么，一向不主张推翻满清的咨议局为何不站在清府一边而是选择独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请愿的失败。据梁启超朋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轶事》文，在第三次请愿书中，立宪派等于是最后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什么叫不便要求国会，“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革命一词，几乎出自和革命派势不两立的立宪派之口，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机。但朝廷不谙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驱逐代表出京。这就彻底得罪了立宪派，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各代表闻此乱命，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不到一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这段话中应验。立宪派固不会起义，但它会响应起义而独立，因为它已经感到“政治绝望”（少数立宪派除外，如张謇）。假如国会应时而开，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枪响，立宪派也未必会推波助澜于独立。如是，时局则显然不同。毕竟一省数省的军事起义很难成功（如1913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强大的政治后援；何况彼时革命党在军事上还不占优势。因此，清政府如果检讨自己的败亡，原因固多，但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败亡而是政治败亡。进而言，它败亡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更何况大部分立宪派对清廷“政治绝望”，关键时刻，它当然和革命派合纵。天下大势，至此定矣。
这几乎是一幕“喜剧”。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知道大势已去，但为保全清室，赶紧下令资政院起草宪法，11月3日宪法19条出来，8日诏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宪派的主张，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这不是皇权服从宪权吗。比如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这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吗。比如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这不就是国会决定责任内阁吗。它所要保证的就是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而这原本就是立宪派的“虚君”交易。这是一个英伦政治的版本，立宪成功了。但，立宪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宪也就困难了（这是后话，此处不论）。转从清政府来说，时移事易，其他各条如果并无问题，唯独这第一条无法兑现了（梁启超此时依然建议“虚君立宪”，走英伦道路，未尝不独具只眼）。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腕者，利益集团之谓也）。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流泪宣布清帝退位。本来，改革政体，还可以保留大清国体；现在两体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划上句号。后人读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两个字：
活该！
注：本文引文及参考资料主要来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陶菊隐《武夫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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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1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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