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在2月3日举行的“搜狐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徐友渔、吴稼祥和崔卫平等知名文化学者对此论题展开了讨论。尽管对启蒙的定义还存在分歧，但几位学者基本都承认，现阶段中国仍然需要冲破专制和权威对人性的压抑，让个人获取自由和权利，恢复常识和理性，这也为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了文化纬度的导航。
这是一个沉重又无聊的话题。说其沉重是因为，尽管中国政府近几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发展目标，但更多地只是停留在政府层面，或者停留在政治口号的层面，并没有同民间形成互动和共鸣，无论是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个体的经济生活，似乎都缺乏来自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关照。可谓物质家园里百草丰茂，精神家园里百草凋敝。与之相伴生的现象是，经济学家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而文化学者大多“蜗居”寒窗苦读无人知。虽然有易中天和于丹等明星级文化学者，抛开其学识不说，他们毕竟是少数，正所谓，有规则就有例外，少数例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规则的正确。
说其无聊，是因为“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并不是一个好的问题，正处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期的中国肯定需要启蒙，关键的问题在于需要怎样的启蒙？这涉及到什么是启蒙，以及中国到底拿什么重建精神家园。
当然，之所以还存在“富裕的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把启蒙的概念局限在传统的定义上，即反神学、反封建和反专制，强调自由、人权、科学和民主，或者说建立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理性思考。从这个传统定义来看，“五四”运动和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称得上是启蒙。但现阶段中国还需不需要这样的启蒙？似乎并不完全需要。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的高速流通和高度共享，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启蒙了，或者说他们的启蒙思想已经有了，只是缺乏有效的实现途径，如果再喋喋不休地提启蒙就有煽动的嫌疑了。
记得台湾学者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曾说过，自由主义包括“反求诸己”和“反求诸宪法”两个部分。前者是要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需要心灵的解放。后者是在说现代社会人民和政府的冲突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斗争或革命是徒劳的，因为现代社会人民和政府手里的武器不可相提并论，人民要用更加智慧的方法，比如，趴在政府的后背上，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和赖着它。
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消解启蒙。新儒家学派代表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1998年就指出，彰显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启蒙心态有三大弊病：一是社会解体；二是伦理价值崩溃；三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来看，以上三种弊病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至少中国社会在精神上有解体的趋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完全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人群的断层，部分落后地区的弱势群体也许还是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启蒙，但是不需要来自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自我陶醉的激进的启蒙心态。启蒙也就是“启迪蒙昧”，这个过程是个体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不需要知识分子的呼吁和煽动。而且，什么是蒙昧？如果说处在封建和专制下的人生活在蒙昧状态下的话，那么处在完全崇尚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下的人也可以说生活在另一种蒙昧状态，他们同样需要启蒙。这也并不是排斥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而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寻找平衡。但对传统文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究竟什么是能够与西方普世价值融合的传统文化？这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早就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似乎更值得传承和发扬，因为它更加圆融通畅。
另外，政治形态的转变偶然中也有必然，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租金，会从压迫的专制转向开明的专制，在开明的专制下人们首先拥有了经济自由，然后逐步谋取政治自由，进而过渡到民主社会，但是随着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暴政现象的存在，以及民主国家强烈的再分配倾向，有可能使其回归到压迫的专制，这可能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似乎并不是稳定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我们极力追求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虚妄。我们自由了，也抑郁了。我们不是不要自由，而是不要太自由，就像康德说过的，自由不意味着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转自：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