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延安日记》，又一次坚信权力在中国社会中的至高位置《延安日记》说毛先生只重视一件事情：就是权力。谁要是影响他的力就不择手段搞掉对方。在整个抗战期间，毛先生一心想的就是保存扩充军事实力，尽量避免甚至反对和日军作战。在民族为难的时刻，毛先生居然这样没有民族大义，这是作者蔑视他的理由之一，其次，他所看到的毛是个说谎能手，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谎。吴洪森先生在《读延安日记》一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政治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是暴徒来当领袖？
在中国历史上，能夺取帝位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豪族，如李世民、刘备；另一类是流氓，如刘邦 、朱元璋。为什么文人不能呢？文人既无心也无力，而且文人大都是聪明人，聪明人爱深思熟虑，是做不成任何大事的。文人身上少“流氓气”，缺乏一种敢于赌博的精神，因此做不成任何事情。项羽、李白、陶潜当然不是流氓，流氓只是隐性社会的一种力量，当显性社会坍塌，流氓也就出来了。肖雪慧《公民社会的诞生》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公民意识，只有深入骨髓的匍匐于权力之下的历史记忆。另外，要完成社会转型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来确立个人与国家的“宪法性关系”，二是通过反思文化、教育来创造有利于公民精神生长的非制度性条件。 公民社会的诞生何其困难也。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是专制”（李慎之先生的话），认同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在内的普遍价值，何其困难也。西方的公民有一种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宪法性关系，而中国的“公民”则更多的是顺民和奴才，与体制是一种纯粹的依附关系。其中原因在于前者有希腊精神文明传统的传承，后者乃是两千多年专制王权的大一统，给予了国人一种“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王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于人内心的臣民训练”。而一党专制，国家权力又如何约束来保障公民权利呢？
暴徒当领袖仍然是暴徒，流氓掌握权力仍然是流氓，千百年来是中国社会一个不变的真理。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暴民社会，不无道理。或者换换说法，一样。社会上的“三国气”和“水浒气”，也就是鲁迅朱大可所说的“流氓气”，王学泰所说的“游民气”。最近读十年砍柴《闲看水浒》，此书破译出残酷博弈的丛林法则，揭示了中国农耕文明遥远的而又残酷现实和丛林法则。水浒中的英雄，多有流氓气。而水浒传中何以流氓如此之多，因为中国向来有一种流氓文化。流氓文化是什么？流氓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为成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流氓文化推崇的是强者，所以行为常常演绎为“恃强凌弱”。看客文化和流氓文化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忽略流氓文化，只关注看客文化，恐怕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的。在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腐败的专制制度对流氓文化膨胀的极大促进，这种膨胀对整个国民心理会造成严重扭曲。有论者指出，流氓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反文化”。不言而喻，这种反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破坏、腐蚀和消解一切正面的社会价值准则。
从顺民到游民再到暴民最后成流氓，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始终在恶劣的暴民革命的逻辑中恶性循环，那种对几千年来无赖的专制社会的意淫式革命，无助于改善社会不公平的残酷现实。这些无赖逻辑一直绵延不绝：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冉云飞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暴民离公民到底有多远？农耕文明离现代文明到底有多远？暴民社会中，一切按照“潜规则”办事，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形成的背后可以发现一种东西，吴思称之为“合法伤害权”。这种“之所以然”的力量，叫“合法伤害能力”，那么是什么决定“合法伤害能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吴思称之为元规则，也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毫无疑问，在历史上潜规则一直顽强地存在，从不曾绝迹过，即使在今天，潜规则的影子还是不难见到。而消除潜规则的关键在于掌握权力，为了争夺权力，只能动用暴力。恶性循环，暴力仍然以合法伤害权或者低成本伤害能力的形式长期存在。由于暴力集团收益过高，于是人们纷纷挤进来，十羊九牧，权力扩张，挤压良民，慢慢的良民被淘汰了，只能造反，最后一个新的运动循环开始了。
按王学泰的考证，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这里 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最原始的意义。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其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如果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或者失败了，或者厌倦了，他便全身而退，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往往称之为江湖。 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中第二十八回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在请武松吃饭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都惊呆了，只是下拜。武松还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坏事没有见过？什么坏事没有干过？什么丑恶的事没有听说过？连公差听了都感到恐惧的这种“江湖”。 这“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水浒”系列（指以写宋江集团故事为主的众多文学作品）和《水浒传》中，在这些文学作品之前还没有人大量这样使用过这个词汇。那些文艺作品中所提到的“江湖”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或者是原本意义上的江湖。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传》。这种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他们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安全和发展。因此，这个江湖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争”，而且在“争”的时候没有了主流社会中的“争”所应该遵守的则。游民的江湖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主流社会是显性社会，由统治者与士农工商构成，主流社会的人们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规则公开活动。江湖是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知的隐性社会，它通行的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江湖人员的构成大多被统治者视为异类、甚至匪类，它的规则又与统治者所允许的规则大相径庭，因此被主流社会打压与排斥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自然也就处在潜伏和半潜伏状态了。 虽然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但一到合适时机，就会演变成暴民。暴民革命的结果，仍然是残暴。王学泰尖锐地指出，出现在近世、并被一些理论家誉为“革命雇农”的阿Q，他幻想的“革命”，不过也就是抢东西、抢人(主要是年轻女性)、报仇而已，他的进步性在哪里呢？这种“革命”只是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杀一些人，重新分配一下财产，重建与原社会相同的社会秩序罢了。社会大体上还是原地不动。
“中国政治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是暴徒来当领袖？“如果追问一下：要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中国民众有这种“权力万能”的崇拜?为什么他们有这种天生的直觉?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会有这种誓词旦旦的引导?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权力制度的格局条件?为什么西方民众没有这种“权力万能”的崇拜?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天生的直觉?为什么西方的领袖没有这种誓词旦旦的引导?为什西方没有这种权力制度的格局条件?所以我们还要继续从根上挖,从我们的文化上去找原因.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不论有多么优秀,但它就是一个从丛林世界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丛林世界的一切决定了这个文化的本质,民众和领袖不过是这文化的载体.在丛林世界中弱肉强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胜负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只有利益的争夺,不存在公理、正义、平等、博爱,丛林世界的经济是掠夺型经济,权力型经济,通过暴力获取权力,通过权力抢夺一切生存资源.因为抢劫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在丛林中获利最高的是暴力企业家.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不像西方是交易型经济.通过生产者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交换的商业型文明.丛林中的家族、人群是一个个大大小小战斗的小团体,互相残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生存资源.力量最强、团体最大的战斗型小团体摧毁其他小团体最后胜出,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在这群统治阶级中.谁最残暴、狡猾谁就最后胜出. 成为最高统治者.所以只有最残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后登上我们领袖的宝座.丛林世界生存的残酷性决定了丛林政治的残暴性,所以丛林世界的人民自然有崇拜 “权力万能”的天生直觉.丛林世界的条件自然决定 这种权力制度的格局条件.在这里领袖和人民都是暴力、狡猾的崇拜者,所以领袖信誓旦旦的撒谎,引蛇出洞,人民则是一群盲从的暴徒.所以我们现在虽然高楼林立,都市繁华,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明世界之中,至今都还在丛林中徘徊、逗留.而在西方,伟大的两希文明在两千年前就把西方人民从丛林世界中引领出来,进入建立在和平交换基础上的交易型经济.以希伯莱文化为代表的基督教启示真理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上帝为西方人民订立了一整套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政治游戏规则,这就是公正、正义、平等、博爱、良善、宽恕、怜悯、原罪说.用这套规则将西方人从丛林世界的自相残杀中引领出来,并一统西方一千多年,将这套规则深入于西方人的骨髓之中,但这套规则也有许多弊端,且造成中世纪思想专制,后由古希腊文化的理性真理这一派产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纠正了这些弊端,后理性真理产生的弊端再次由启示真理纠正.....不管这两种真理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西方人民在两希文明的引领下,是在文明世界中逐步前进.虽然有时也有倒退,有时也滑向野蛮,如德国、东欧、苏联,但在启示真理、理性真理的带领下最后还是回到文明世界中.真理不分国界、人种,正如人性不分国界、人种一样,我们要铲除中国政治的残暴,不再让暴徒来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只有以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排除万难从丛林世界中走出来,但怎样才能从丛林世界中走出来,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知识份子只有虚心学习两种真理,当真理之光照耀我们时,我们才站起来真正成为人,中国才能成为文明世界的大家族中的一员.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道德品质低下,走不出丛林世界是因为灾民理性,(我称为丛林文化).灾民理性源于灾变环境,也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产生伟大的希伯莱文化的地方.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理环境在四、五千年前比中国夏、商、周要糟糕得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多次因大饥荒离开家园下到埃及,以至他们的子孙在埃及当奴隶,被埃及人苦待四百年.在那样一个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并没有产生一个只为肚腹的文化,却产生一个直指精神、灵魂的文化.这在耶稣在旷野中饿了四十天,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解饥时,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即真理)“.在这里,真理高过食物,精神高过肉体,整本圣经都反复强调,不准体贴肉体,只准追求真理.在三千六百年前,以色列民族因为不愿当奴隶,为了自由舍弃了埃及的肉锅、黄瓜、葱、饼.在摩西带领下几百万人拖儿带小走向矿野,在矿野中没饭吃,没水喝,没肉吃,一走就是四十年,在矿野里出发的那一代人都死光了,连摩西都死了,只剩下两个和他们的儿孙辈到达目的地.这种情景在我们民族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肚儿吃得饱,民主不需要.自由更是不需要.而据考古资料里的黄河大象,证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诞生的摇栏,原是一片原始森林,水土肥美,郁郁葱葱.却因我们民族的灾民理性把那里搞得象现在这样千疮百孔,黄河断流.而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复国时,以色列那个地区还是一片沙漠,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以色列这个民族硬是把一片沙漠变成流奶和蜜之地.这其间还不停的发生战争.在这里我要问为什么同样是灾变环境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是只为肚腹的文化.一个只追求精神、灵魂、真理的文化,这个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一起导致西方人从丛林中走出.在文明的大道上飞奔.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和方向. 类文明史的进步是通过两次革命来完成的，一是政治革命，一是城市革命。政治革命使人群的生存方式或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在再依靠机遇和强力，而是建立在人类理性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这是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城市革命建立了一种“扩展性经济秩序”，使人与人的交往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递增”的文化现象。这是经验和理性的分界线。我们将自由和理性看作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丛林文化是一种“经验丰富”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处于政治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前夜。在这里我国的“政治“与文明社会的“政治“是不同的。强力是我们的政治,它代表了军事和权力,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政权都是靠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维持,所以中国的城市不过都是一些军事要塞或行政中心.而不是市民和商人的自治市场，也不是宗教活动的产物。作为军事要塞的城市还是一种原始洞穴，区别仅仅是高楼取代了石壁。农民城市化仅仅转变了居住地，但没有在精神上成为“市民”。所以在西方，文明要反对的是“政治的罪恶”，在东方，文明要反对的是“无政治的罪恶”。除了政治自由和经济理性之外，文明社会的第三个标志是以上帝为上帝，出现了“主观自由”，而不是“以肚腹为上帝”，信仰“一切为了吃”这种“食宗教”。所以我们的文化还是一种原始文化。人类社会呈从低级的“蒙昧社会”到高级的“文明社会”。食物采集是蒙昧社会的主要生产内容，“原始人群”的特点：为食物而聚集）、部落（特点：亲属集团是唯一的“政治”集团）和首领制（特点：强人控制资源的再分配）等社会形态，这些特点在我们丛林文化中都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传留至今,对此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吗?一个社会的文明成熟程度的标准主要是看人性的标准，即看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否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所信仰，而不是看他们是否使用了电脑或者是否赞同“知识经济”.如果他们解决各种纠纷的方式依然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他们不过还是一群没走出丛林的大猩猩。
——于仲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