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厚黑”独具特色的政治“潜规则”

“中国式厚黑”独具特色的政治“潜规则”
早听说有本讲“潜规则”的书，但我一直没放在心上。我想，它不外乎是那种《厚黑学》一类“看破红尘”的、又极具“中国特色”的书。它不外乎要告诉中国人：世上没有真理，没有道义，没有高尚，因此也没有任何“崇高理想”可以追求。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规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就是说：明文规定的“规则”是没有用的，只有“潜规则”才真正统治着世界。（参考：《沉思录》：屁股决定脑袋！）
厚黑学出来后，特别90年代以来，中国那些贪官污吏、黑心劣商、及滥用各种权利的人们，不仅在“实践”上开始厚黑，而且越来越在“心”中也日益厚黑起来。人们不难发现，以往所谓“见不得人”的、“暗室亏心”的勾当，现在越来越“公开”了。在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分明正生产着可致别人伤死的伪劣产品，却能够同时笑吟吟地应对记者，不仅毫无羞耻感，而且还透着几分喜悦和千分冷酷。小偷们偷东西毫无恐惧，而被偷的人却反而怕得要命。现在，什么“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几个字，对于那些存心作恶的人们，早就不可怕了。而这“不可怕”，对中国社会来说，才真正是可怕的。
中国在社会道德层面上，相比改革以前，已经天旋地转，发生了巨变。
事情到了2000年代，中国的厚黑情况似乎更糟。2004年出版了“潜规则”的书，正是这种社会进一步“道德沦丧”的反映。显然，有人在继续推动这种“沦丧”，并似乎要把这种“沦丧”合理化。目前流传甚广的吴思先生的《隐蔽的秩序》一书，就把史料、小说和传说揉在一起，洋洋洒洒近30万言，发明了多种“规则”和新术语，但人们从中却没有看到任何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可作者却自负地声称，自己的“潜规则”论说是“探照千年国史”的“一束强光”。我看了半天，作者分明是要告诉国人：贪官污吏对人民实施“合法伤害权”乃是千年不变的“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是破坏不了的。
现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实际上已经认为：“厚黑”就是真理，“潜规则”则千古不易。
照理说，“潜规则”是不能上台面的，但是最近我就亲耳听说有单位领导说，课题负责人多贪点钱是“潜规则”，无可厚非。这说明，现在中国人群已经广泛地接受了“潜规则”的说法，接受了这样一种“江湖理论”！而且，很多人已经自觉地身体力行：发现“潜规则”，摸索“潜规则”，研究“潜规则”，并一切照“潜规则”办事。再漂亮的规定和规章制度，也不过是“冠冕堂皇”，可用来打哈哈，实际没有意义，只能见鬼去。
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遇到有人干“昧良心”的事后，最常讲的一句话是：“嗨，还不就那么回事！”表示了对“潜规则”的认可。还有，近年来常听到人们说“说白了”三个字，什么事都可以“说白了”，那也就是把“潜规则”说穿了的意思。但并不是反对“潜规则”，实际上大都是赞同。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是有点可悲了。
老实说，这情形使我感到心寒。我为我的国民痛心。这令人想起了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他在1943年分析“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标题下写道：“我认为中国的进步有两个基本障碍……。一个障碍是缺少好人。在能够升到顶层的那小批人之中，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和诚实、勇气是两回事，勤奋、真诚也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使人得到事业的一定成就。生活要靠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在这里比其它国家更甚。品德若不与狡黠结合，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照着练习簿上的格言去做，在美国可以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还未出世，便送了命。……因此，每一个行政负责人都苦于找不到既能干又诚实的人来共事。……另一困难是宗派主义。……人们不会去关心全国性的政策问题，除非有传统的个人关系。首要的问题是生存，而在政治上维持生存就要靠有用的个人关系。……政府官员继承了‘满大人’的传统，‘满大人’的权威是无止境的，除非环境不许可。他为推卸责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对他有约束力的，一是上级官员，二是怕老百姓造反。……今日的许多官员都是专制分子，部分原因是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最可怕的事情正是：“……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这段话写得力透纸背，使我感到震惊。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费正清先生正在中国。而那时，在中国历史上还正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奋不顾身的时候呢……
到了今天，费正清先生已经作古，但他的话仍然是“言犹在耳”。而在我们6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不幸，“潜规则”已经发展成一个时髦的理论了！
人类天生就应是“自私自利”的吗？
我读《隐蔽的秩序》，感觉它始终像笼罩在一片烟雾中。真真假假的材料全攒在一起，看了半天，到了也没能把作者的意思看明白。到底中国社会的“潜规则”都是些什么？该书并没有任何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说明。
但我在这里想专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隐蔽的秩序》里标题中就说，“老百姓是个冤大头”，接着又说“皇上也是冤大头”。好像这一下子，就把问题说到头了。其实，到这儿，问题离“说清楚”还远着呢。
为什么老百姓和皇帝统统是“冤大头”呢？好像是因为他们都被官吏们糊弄和摆布了，为什么官吏们能如此张狂、能总是得手，就因为官吏们掌握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在暗中操控一切的“潜规则”。老百姓拿他们也没办法，皇帝拿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这里的潜台词就是：认了吧，人民是只有倒霉，没有办法的；皇帝们尚且拿他们没辙，人民还能有什么用呢？你没有“本事”，做不了官吏，那就只有受苦，世界就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到头了的“潜规则”。
但依我看，这种对人类历史的解释，与“社会科学理论”是根本不沾边的。
而且，也不是事实。
人类是由“动物界”进化而来的。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物种之间虽然充满着残酷的生存斗争，但在许多动物内部，却有着追求“公正”的倾向。而且，越是高等的、如灵长类动物，这种追求越是明显和强烈。在猴群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猴子，也会生气，甚至发动政变，把欺压它们的猴王从其“最高地位”上推下来。
在我看来，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求公正的历史。多数人在追求公正，而少数人则往往在压制公正、以满足自己。因此，对于以前在学校中所学的“阶级社会”是由人类有“剩余产品”才开始出现的论说，我一直感到颇感怀疑。人类在数百万年间远古时候，他们的生活没有文字记载，现在的学者说那是“无阶级社会”，好像简直是人人平等，但真的很均匀吗？不一定的。不管在食物充足还是食物短缺的时候，总会有“部落首领”或酋长一类的人物们，对群居着的一群人进行某种“管理”，这样才合乎逻辑，就像猴群也会有个猴王那样。
人和老虎不同，不是离群索居、独步天下的动物。像狼群和猴群一样，人是群居动物。人的“个人体力”很有限，一个人获取食物不易，必须共同群居、“团结奋斗”，才可能获取饱暖。因此，在像一个部落那种“小社会”里，个人利益有不同，但人们的“根本利益”决不是相斥，而是相互依存的。这就是群体的整体利益。显然，在古代，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和集体，就不可能生存。就是现代，其实也如此。但是不少当代中国人争辩说，人天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因为别人的多了、自己的就少了，所以人们永远是在为争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个浅层次上的、貌似有理的说法，其实并不真有道理。显然，在远古原始社会的严酷生存条件下，绝对需要人们有献身精神，男人们去打猎、或用其他方式获取生活资料，那也是为了本部落的妇女儿童能够生存延续，而妇女则多负责编织等内务和生儿育女。分工合作，在原始状态下也是绝对需要的，这样，部落的人类才有可能生存和延续。
而生存和延续，正是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基本冲动。
在部落之外呢？我想，在远古，争斗和互相杀戮大概是主要的交往形式。依我想象，远古时抢劫、战争和吃掉俘虏等，是经常发生的，只是那时候没有文字记载。
后来，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由于大脑和发声器官的进步，人类有了语言和文字；由于工具的改进，人们修造房屋、开垦土地、牧放牛羊；文明开始了，不同群落的人群也开始进一步和平交往，各种货品的交流贸易也发展起来，人们还需要修路和造船等。当然，由于利益也有激烈冲突的时候，可能也就有了更大范围的战争和“国防”。
总的来说，逐渐地，在人类“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中，人们走出了部落的范围，于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日益发生着巨大变化。和平和交易，逐渐成为主要的交往方式，而战争，则成了非主要的交往方式，特别是在一个特定地区范围之内，例如村子里、春秋时诸侯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存在的、经常的，但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和平的。部落间“打冤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几千年前就很少见了。问题的实质是，人们利益的“相互依存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实现。我不明白，当代中国学者总是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其着眼点往往是不同个人的物质利益的“相斥性”这一点上。其实，人们利益的“相互依存”，却是整个社会生存的基础。不难明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更不能像老虎那样，“一条好汉单打独斗闯天下”，就是一个家庭“单打独斗”也不会有多大力量，但是我们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家庭经济”，那真是情有独钟、爱意浓浓。
当着远古的人们逐渐走向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时，就开始出现了交往的“规则”，但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潜规则”。“潜规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取代公开的、成文的规则，既不可能取代成文规则的地位，也不可能取代成文规则的范围和深度。
在中国腹地，大概到了殷商和西东周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种“国家管理”。在我看来，所谓国家管理，更不是什么“潜规则”所能一语道破的。
皇帝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来看“国家管理”。在二千年里，无疑，皇帝是“国家管理”的重要部分。
在“潜规则”的作者看来，皇帝是冤大头。但为什么会有“皇帝”这种东西产生？皇帝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该书作者却一点都没有谈及这个问题。看来，该书还远远没有像贾惜春那样、达到缁衣顿改昔年妆“将那三春看破”。
在我这个低水平的研究者看来，这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搞清楚的两个问题。但全国的社科研究人员至今没有谁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当“国家管理”出现时，会出现“皇帝”、“王”、或起码“诸侯”这样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想出现、想登台，他们就跳出来了吗？他们就跳上“宝座”，大家就高呼万岁？不会这么简单吧。凡是出现了的东西，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当然，他们更不是由于“潜规则”发作，才跑出来当“冤大头”的。
在我看来，皇帝的出现，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它的社会需要，否则是不会出现的。它出现了，一定是这一时间段的人类历史需要它发挥某种作用。
这样才合乎逻辑。
皇帝，在目前中国的众多文章中，已经是一个贬义词。对皇帝不再敬畏，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民族摆脱精神锁铐的开始。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历史时，就会发现，皇帝曾经有它的巨大历史作用。
看看约3000年以来的人类社会，不难发现，虽然在总体上全人类存在“共同利益”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或者个人，他们的具体利益，会在社会交往中彼此冲突，会发生各种争斗……。尽管有“规则”，但是通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斗各方谁也不会认为自己错、违反了法规，而且，“争斗各方”谁也不可能当裁判。那么，谁能够来裁判呢？显然，只能是一个“超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或机构。在中国古代，情况是：虽然争斗中的各方互不服气，但最后“县太爷判了”，那大家就谁也别争了。该赏该罚，人们只好认账，就是自认晦气，也只能各自回家。那么，这个县太爷凭什么“权力”来判呢？他凭的就是“国家的权力”。
所以，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构造。它来判断、调整或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归于平静。如果没有“国家”，那么显然，争斗会没完没了，社会就会始终像在远古那样，只能在部落内部由孚众望的酋长解决争端。而部落内的交往总是狭隘的，没有“国家”的话，人们也就无法完成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而这是不合于3000年来这个历史阶段的人类根本利益的。所以，正是人类的总体利益，需要有国家这个“构造”产生并存在。
但国家这个构造，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县太爷也是人肉长的，既有七情六欲，而且也要吃喝消费。他又掌握着“警察和监狱”这样厉害的东西。所以，如果他也想获得那些利益集团的“利”，那老百姓是挡不住他的。而如果本该“超越社会”的政府官吏成了“社会之中”的利益集团，那他们将比其他的任何利益集团都凶，如果他们横抢竖夺，人民就没法活，接着就是造反，天下大乱，暴动的人民就要推翻这个国家。人们可能还会说，要使天下为“有道者”得之。所以，要使官吏们能够完成“社会之上”的国家职能，而基本不成为“社会之中”的强盗和凶犯，那就还要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因素来“制约”他们！
这个因素，就是皇帝。显然，在古代，由人民制约官吏比较难，除非官逼民反，造反了，贪官污吏就会被人民所处置。显然，在没发生“暴乱”的多数时间内，要由皇帝来制约官吏。因此皇帝和皇权制度的产生，是当时人类总体利益的需要。
有人说，人们的利益最重要，如果“几何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废掉它。但几何学并没有触犯人们的利益，而掌握着“国家权力”的贪官污吏，则经常在侵犯多数人们的利益。因此，人类社会就会有一种“选择”，来制约国家权力中的贪官污吏，从中外古代史（印第安人、毛利人、玛雅人等除外）里，人们不难发现，皇权和王权的普遍存在，说明这是一种近3000年来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的一种普遍选择。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直到13世纪英国出现限制王权的“宪章运动”和“国会”，特别是18世纪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开创了人类“全体公民选举总统”的制度之前，绝大多数不同民族的人类社会，一时还很难有别的选择、来实行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
历史地说，皇帝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完成了这个“制约”，当然并不理想。但若是没有皇帝，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所以，从道理上说，皇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制约”贪官污吏的，使得官吏阶层能够基本维持住国家的功能。过去的教科书常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而且是维护腐败的贪官污吏的总根子。其实是不合逻辑的。除了极少数亲近的人外，皇帝要维护贪官污吏干什么？要维护“土地主”的利益干什么？这不合乎逻辑。因为在皇帝心中，最神圣的是他的“天下”，是他的宝座；而且他要把这“天下”传给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以至万代。传天下，这才是他们的最高原则。可能，皇帝需要许多有钱的地主们来支持他的朝廷，他也会制定一些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但如果贪官污吏当道，地主逼得穷人活不下去，引起天下大乱，皇帝和他的子孙们的天下还能有吗？皇家的利益还能有吗？所以，毫无疑问，就是为了他的宝座，为了皇家自身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有为的皇帝就会遏制或打击贪官污吏，会提倡或奖掖清廉，而且会制定一些让官员周期性“调动工作”（希图避免官员和当地豪绅勾结）或一定级别的官员上任“不得携带家属”（希图防止告“枕头状”和“裙带风”）等“规则”，来尽力使官吏们的工作能够有利于天下的大致安定。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通常，若不在革命时期，官吏们不会怕老百姓，但是会怕皇帝。所以，正是皇权，对于政府官吏们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制约”。
因此我发现，自历史上国家权力出现以后，“制约”这种国家权力，就成了“国家管理”制度的精髓。所以，“制约”是根本大计，“制约”是灵丹妙药。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是最可怕的，任何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肯定都会带来灾难。那么，皇帝本身的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了呢？
的确，皇权制度出现后，比较困难的是对皇帝本身的“制约”。在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分封制度（即封建制feudalsociety），对国王有一定分权作用。宗教机构的权力也比较大。特别是英国出现“宪章”运动和“国会”以后，对皇权的“制约”找到了一条更好的、并将引起深刻改变的道路。而在中国，对皇权的“制约”是比较微弱的。但这里有两个情况可以考虑：一是，皇帝要享受是肯定的，不过皇帝一家子毕竟比较人少，他一家人的享受由全国人民供应，难度不会太大。中国盖宫殿、服劳役，人民负担有时比较沉重，甚至会引起民变。但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于贪官污吏需从中捞取。贪官污吏人数众多，直接面对人民大众，所以仍应当是被“制约”的主要方面。二是，中国明朝以前一直实行“谏议制度”，而谏议大夫的工作不是别的，就是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可见人们并没有认为天子是“一贯正确”或“洞察一切”的，而是需要“谏”的，就这一点来说，皇帝也是个普通人，会做各种蠢事，远不是“天才”或达到了某种“思想顶峰”。如果皇帝不“纳谏”，那是因为他刚愎，他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并不是因为他有智慧、能够制定“正确的富民政策”。在中国古代的朝廷，不仅是谏议大夫，似乎凡是作“臣子”的，也就是全体高级干部队伍都有向皇帝“进谏”的义务，进谏才是所谓“忠臣”。向皇帝提意见，皇帝发了火，诤臣谏臣有可能被愤怒而愚蠢的皇帝杀掉，但这时，人们（以及皇帝本人）都会认为他们仍是忠臣，尽了做臣子的本分，而不会认为他们是“反党反中央”或“反对伟大领袖”。有这一点社会“共识”，那是很要紧的，因为这也体现了对皇帝自身的一种“制约”。
这种制约，的确比较弱，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如果完全没有制约，中国的皇帝制度不会存在这么久。
皇帝为什么会对社会长治久安比较关心？因为他们是“家天下”，他们是“世袭制”。当所谓“天命所归”后，皇位便要传给开国皇帝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皇帝制度的精髓，就是“世袭制度”，所以，家天下、世袭制，有着很大的历史功绩，它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对保持国家权力比较正常地实施，对保持人民生活在各种“律”（不是“潜规则”）之下基本安定，是重要的杠杆。
如果没有“世袭制度”行不行呢？
在考古没有发现、但传说中有的夏朝，有所谓“禅让”制度。尧舜禹之间，并非祖孙，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指定了“接班人”。但我估计，这只是一种传说，也可能全系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在猴山上，猴王的儿子并不能成为下任猴王，说不定在数百万年间的远古人类部落中，各代首领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时，性关系的混乱和随意，也使得血缘成为一件不甚清楚的事。但是，自有了文字的文明社会到来后，男女间关系逐渐明确起来，血缘比较容易确定了。血缘之间有亲情，是一个动物性的性质。尽管在古代中国，父子兄弟为争王位相残，杀得昏天黑地，不胜枚举，但是总体来讲，皇帝所以要把皇位传给儿子，还是因为“亲”的缘故。虎毒不伤子，老牛舐犊，动物都是这样。而太子对父亲，则可能反会狠些，历史上多是如此，当然也不尽然。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世上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偶然发生的事不达到一定的量，就无法证明其中是否含有规律。古代的规律是：皇帝通常是指定长子或儿子之一为太子、即接班人，任何皇帝都不可能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指定接班人。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是这已经把正统的诸葛亮吓得要死了。所以，如果最高人物在血缘关系之外指定“接班人”，那么不是被篡政者所逼无奈（实际上被“推翻了”，不禅让就会被造反者杀掉），也就只能是皇权制度的“变种”了。
还有，皇帝和政府官员们之间，除了相互制约的关系，显然也还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难理解，过去的学校教科书里已经讲得很多，这里就不必细述了。
总之，我认为，指责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制度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皇帝？为什么会有皇权制度？它肯定是适应某种“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是谁想有，它就有；谁想没有，它就没有。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像《隐蔽的秩序》那样找到许多故事，来证明中国的皇权制度低效、沉闷、草菅人命、使人民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和幸福感。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历史本身所选择的，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逻辑。它表现了人民的无奈，也表现了当时在不知不觉之中，人民对这个制度只能接受。当然，这个制度决不是永恒的，在人类千百万年的历史河流中，它是一个过程。其实，任何制度都是过程，和世上所有事物一样，发生了，也终归会走向灭亡。
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最终也会消亡的。
而国家权力，最终也会随之消亡的。
民主，是全球的政治归宿。
在《隐蔽的秩序》410页上，作者说他发明了一条术语，叫“元规则”，他说从秦汉到明清都适用。什么叫“元规则”？对于喜欢发明各种奇怪说法的作者，生造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是易如反掌，但对于读者就为难了。好在他有一段解释：“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但是，应当很遗憾地通知作者，他创造的“元规则”全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曾有一本书很出名的，叫《反杜林论》。我年龄太大，也就读过这本书。杜林先生就认为“本源的东西”是直接的政治暴力、而不是间接的经济力量。这引起恼怒的恩格斯先生连续写了三章《暴力论》。所以，这种老掉了牙的理论问题，我想不用在这里再咀嚼一遍了。
但是可以顺便说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也并不是历史事实。
在1946年，蒋介石集团的暴力强度，远超过当时的共军，但是这个“暴力最强者”最终没能在大陆“说了算”。这是为什么？朝鲜战争时，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暴力最强者”但最后也没能“说了算”。这又是为什么呢？现时的例子是，暴力最强者——美军在伊拉克能否“说了算”？那还得看。再说古代，秦始皇无疑是当时的“暴力最强者”，但这个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4年，竟然被“暴力最弱者”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就将它打翻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真理是鲜明的：就是“军纪”好的军队，总是能够战胜军纪坏的军队，而不管它是否“暴力最强者”。初时弱小的汉光武刘秀完全没有号召农民革命，他之所以能最终取胜，就是由于军队纪律好。只要军纪好，老百姓就不怕你，就会怕对方，就会帮助你。三国时曹操是“暴力最强者”，但在官渡之战中显示了极其残暴的品质，荆州地区和江南的人民怕他，于是赤壁之战他就失败了。中国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周瑜和诸葛亮的智慧所致，实际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地人民拒绝他的结果。曹操活着的时候，再也没能够征服南方。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想重复一部美国二战电影上的一句话：“将军只能赢得战役，只有人民才能赢得战争。”
正因为如此，旧中国一切军阀部队都难以和军纪良好、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的共军对打。纵容军队抢老百姓东西，暴力最强者能够一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最终只会失败。假如在老百姓面前，共军和其他军队比“暴力”，看谁更暴一些，也随便抢东西，或随意杀老百姓，那无疑它也就只能失败。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历史上，讲皇帝问题。
在近代史上，英国最早出现了宪章、国会和共和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一个“民选”国家，在政治形式上，开了万世师表。可以说，从这时起，新的、反皇权的、由人民来决定“国家执政集团”的方式出现了，它在一二百年间，以不可阻挡的锐势，几乎席卷了全球。现在在世界上不举行“大选”的国家，已经成了少数。而且将会越来越少，以致近于灭绝。当然，我说的是“和平示范”的巨大作用，而不是“暴力输出民主”的凶恶做法。而后者，我认为将适得其反。但显然，狭隘的国家利益还常常阻碍着这种“和平示范”。
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后人将看到：数百万年原始社会，是酋长领导社会；在约3000来年至今的一个历史瞬间，是世袭的皇帝和国王领导社会；而此后，百年或数百年后的千万年里（如果人类还能存在的话），将是由人民的多数来投票决定谁来领导社会。
在中国，皇权制度比起欧洲的国王，还要专制极端得多。在工业化的西方撞进来之前，中国是一个顽固的皇权国家。无论有怎样的革命和动乱，皇权制度始终如旧，老皇帝倒了，又来了新皇帝。中央集权的皇帝垮了，就出现若干大小皇帝，这些皇帝们垮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就又回来了。但是，历史证明：它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固。西方侵略者来了以后，西方文明在“中学为体”的强烈阻挡下，依然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可以说，西方的冲击，其规模是如此之小，但力度是如此之大。挟某种外国天主教思想的太平天国，这么大的革命，没有撼动皇权，但一个小小的辛亥革命，忽然就打倒了皇权。而且，奇异的是，很短时间里，中国从根本上掀翻了“皇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一下子，就把二千多年的皇权变成了“反面教材”。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迅速了账，说明了这种变化的深刻。
过去将辛亥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完全是张冠李戴，“辛亥革命”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顶好看的帽子，是中国学界硬按到辛亥革命的头上的。但它的确可以被称为一次“民主革命”。
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这种历史的要求，但这是另一个研究题目。实际上，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为中国皇权敲响了丧钟。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也是一种西方思想，我认为，则进一步击碎了皇权在人们心中的“法理”地位。就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非常的进步意义。
但皇权是否会这样轻易地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呢？
皇权的法律地位，肯定是完全没有了。现在电视中虽然充斥着皇权时代的节目，清宫戏不少，使人们耳濡目染；而在学者中，也不少人有一股子“遗老”酸味，经常唠叨说中国曾有“君主立宪”的历史机遇，似乎很遗憾。但是，在今后的中国，建立世袭制的皇权制度，已经不可能了。中国人必须永远适应“没有皇帝的中国”，即使在国家消亡之后，东部亚洲的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再有皇权了。
就这一点来说，当代中国人正生活在从“皇权时代”进到“非皇权时代”的巨变中。能见证这个时代，能思考这个时代，能欣赏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还是非常运气的。
但读了本文前几节后，人们不由会问一个问题：没有了皇帝，但是贪官污吏还在，并正日益猖獗，那么，靠什么来“制约”他们呢？靠谁来对付他们呢？谁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历史证明：没有皇权（王权）制度，完全是可以的。那取而代之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且，显然这是个更好的制度，人民心情更舒畅，生活更幸福，创造力更强。显然，如果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通过“人民制约总统”然后“总统制约官吏”这样的程式，来重塑国家权力。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具有多个“独立系统”，相互制约，使得贪官污吏的生存不易。除了独立的立法、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制约关系（所谓“三权分立”），还有独立的工会、独立的新闻、独立的科研文化单位、独立的商会（行业工会）、独立的各种NGO组织（近年来多是环保组织）……，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复杂而有效的“制约”关系。如前所述，“制约”正是任何国家管理的精髓。由于多种机构和权力的相互制约，“贪官污吏”问题很小，远远不能与许多吏治腐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问题是：如果又没有皇权制度，又没有民主制度，那么贪官污吏将会如何呢？
这是一个全新的、带有独特性质的问题。
显然，由于官吏们掌控着很大的权力，在各种社会成分中完全是“暴力最强者”，依照什么“元规则”和“潜规则”，在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必将冲进社会，去争抢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县太爷”们实质上就会变成部落的酋长，成了利益争抢中的帮派长老，那么，“国家管理”就会完全走味，会遇到极大的危殆。社会就难以避免地陷入原始的混乱状态中，就是在“政治上”回到了部落时代。人们不难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可以；但官说官有理，民说民有理，那就很难了。官们有很大的力量，拥有暴力机器，在总体上，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容得“民说民有理”。
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因为官吏们头上没有皇帝了，官吏们失去了制约？
或许反驳者会说：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也没有官吏贪污吗？难道毛是皇帝吗？
这话问得有理。毛不是皇帝，显然，在法律上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提出，就很需要分析了，不然真的弄不清楚。
从历史的大过程来看，二千多年的皇权不可能没有惯性。北洋时期，虽然军阀混战，但军阀们还知道要“贿选”。在他们头脑中，民国，大概终究要选举的。但是蒋介石改变了这个新观念。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中国要成为“民选国家”。他要做领袖，要求人民“忠于党和领袖”。30年代初期，他开始仰慕起德国法西斯理论，那时节中国墙上最常见的口号是：“服从领袖，拥护政府”、“服从领袖蒋主席”、“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忠于党和国家”、“统一理想，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约翰·谢伟思发现：在顺序上，领袖要在政府前面，党要在国家前面；有的标语和希特勒德国的一样，如“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而德国流行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
蒋介石和希特勒所要否定的东西是同样的：就是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所要的东西是“一”，而不是“一分为二”；是一个党，而不是多党制；是一个领袖，天无二日，而不承认反对党领袖……。实际上，当然，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因此，蒋介石就失败了。
蒋介石从没有举行过“大选”，到台湾以后也没有举行过。但蒋并不是皇帝，因此蒋实际上是“皇权的变种”。变种最大的问题是，他已不可能在法理上确立“世袭制”，就是说，假如他仍在大陆，他的儿子不可能做总统，李宗仁、阎锡山、孙科之流也都很难答应；即使在台湾，他的孙子也不可能做总统。我想，人们或许看不见，但民国以来国民的“民主意识”本身也自有力量，可能是一种“潜力量”吧。
问题是，没有了世袭制，看来是一种进步，但是否有利于“制约”贪官污吏呢？事实是，在没有实现民主“制约”的情况下，贪官污吏的确是有些难以被管住的。
蒋对于自己的官吏，在贪污问题上几乎根本不加“制约”，因此，抗战胜利后有“五子登科”之讥，造成人民的极大不满。蒋的军队经常抢老百姓东西。蒋的金融系统一团糟，而超级通货膨胀则从人民身上剥走了大量钱财。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蒋介石，蒋只有失败。蒋介石名义上并不是皇帝，但无疑是皇帝的变种。这种变种的特质，就是虽有皇帝的威风，但是对国家官吏却失去了皇权式的“制约”。那些既不能实施世袭制、又无法长生不老的变种皇帝，按照逻辑，通常就不会真心关心千秋万代，不会关心保护环境和资源，甚至也不会真心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死活，因为反正儿子不能合于法理地、自然而然地接班当下一届变种皇帝。那怎么办呢？似乎是：就只有自己活着时捞足了算，最好子女和亲属也发大财，然后再将贪得的财产转移国外……。因此，既非皇权、又非民主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应当就会使得“变种皇帝”的精神降到一个普通贪官污吏的境界。
当然，有些问题仍需要具体分析。
例如在毛泽东先生身上，人们可以感到，他也具有某种“帝王思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他诗词中的角色。他主张“一元化的领导”，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冷酷，深刻表明了他的皇权思想：他与法律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之间没有公民意义上的平等，更不是同志关系。他是君，刘是臣，因此他对刘可以生杀予夺。当然这是在“反修防修”的幌子下进行的人身摧残，但当时中国的“反修防修”并不是一种“制度建设”。本来，在民主和宪政制度下，应当人人平等。但“伟人”似乎历来和人民很难平等。甚至在人民心中，也认了这种不平等。其实，本来意义上，所谓“宪政”，就是“限制最高权力”、即那个“为首者”的权力，不管他是皇帝、是国王，还是“变种皇帝”。毫无疑问，一个宪政国家，首先应当保证的，正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帝王或变种皇帝的权力。否则，“宪法”就不是真的宪法了。
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人物后，在他的大量哲学思考中，一直没有研究过如何把当时欣欣向荣的中国社会主义变成一个长治久安的、真正的民选制度国家，或者先行在共产党内实行竞选和选举。在这一涉及国家和党的命运的关节点上，他一直没有能“高瞻远瞩”。
历史上，在空前悲壮的中国革命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开始的时候，人们只说“党中央”，表现出对革命集体的力量与智慧的承认。后来，渐渐变成“党中央、毛主席”，把领袖专门提出与“党中央”并列。再后来，又渐渐变成“毛主席、党中央”，领袖跨到了党的前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唯一的红太阳，因此只要讲“毛主席”三个字就可以了。而凡提到党时必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林彪死后，后半句当然不讲了。但此后，这个句型却成了习惯，“为首”二字似乎少不了了，好像不讲以谁“为首”，人们就弄不清楚是哪个共产党了似的。这本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画蛇添足，但为什么始终有人在画呢？
历史上，自从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毛泽东就对中共是否会产生赫鲁晓夫式人物充满警惕和恐惧。因此，他的“高瞻远瞩”就不是在党内和国家实施选举制度、以保持党的活力和领袖的合法性，而是为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来否认前任领袖。于是，要选好一个“革命接班人”，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也因此，本应在党内出现的“党内民主竞选制度”，就完全被领袖选择和指定“接班人”的程序所罩住、所掩盖了。
指定制，也是一种推荐制。只是它比中国历史上的推荐制更硬性一些，也更高级一些。因为当代是指定最高权利人物，而古时只是推荐各级干部，例如萧何临死推荐了曹参，曹参临死又推荐了周勃。而汉高帝当然不用推荐谁，他的儿子汉孝惠帝是自然接班的。在南北朝以前，由于实行“察举征辟”的干部推荐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社会出现“肉食者”和“布衣”的尖锐对立，整个社会也出现很大的不稳定、以及发展的惰性。后来，隋文帝时出现、唐太宗时完善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干部选拔“科举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所以我认为，现在应当改进和完善类似“科举”的干部选拔制度，而不是回到干部“推荐”制度。在既没有皇帝制约、又没有民选制约的情况下，各级领导人若是大量地通过“推荐”产生，阿谀之徒和亲信麇集，近亲繁殖，只能使社会进一步出现腐败温床。
至于毛泽东时期为什么贪污腐败鲜见，依我看，还有特别的原因。一是，当时干部队伍的整体，是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大浪淘沙选拔出来的一代优秀分子，这个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素质良好，有自觉性的道德底线。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能容忍自己存在“贪污”这样的污点，认为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另外，周恩来先生领导的“国家财政制度”也相当严格。当时国家和各省市县的各种干部，包括负责干部，除了工资，根本没有别的收入。那时不能想象，银行、电信、铁路等部门“赚的钱”，可以给本部门带来任何好处，更不用说因此给本部门的干部职工能够增发额外的“津贴”和什么“奖金”了。而今天，显而易见，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仅是干部队伍的思想，不再以廉洁为立身之本，廉洁没有光荣感，而且当个廉洁干部，还往往“不好混”；此外，80年代至今，基于“搞活”和提倡“创收”之后的国家财经制度，在容忍贪污腐败方面，也到处出现了制度性豁口，在当今的神州大地，可以说已经是千疮百孔、难以打补丁了。
另外，毛泽东是开国第一代最高人物，像历史上一切开国者一样，鉴于前朝垮台的教训，鉴于建立新天地的兴奋，鉴于自己无上的权威，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很自然、并很容易见效的。即使如此，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是出现了少量生活腐败、多吃多占的人，例如邱会作那样一类人。党内像彭德怀元帅那样极其清廉简朴地生活的人，也并不多见了。而到了文革中期，居然出现了一种“小节无害论”，表明“制度的制约”已经出毛病了。而仗势横行的江青居然胆敢将北京北海公园封起来，供自己一人玩乐。花花公子王洪文也不甘落后，随后将玉渊潭八一湖也封起来，供自己独享。人民在权贵的眼中是什么？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也是耐人寻味的。
文革中在北京官园为毛泽东修的房子是1万平方米，毛没有去住。毛泽东死后，据说汪东兴动用国家财政为高级领导人修的房子是每套5000-7000平方米。这是怎样的气派呀。
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先生“接班”，开了指定接班人的先例。但显然，这种指定方式对滥用“国家权力”者们能否实行有效的制约，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大可怀疑的。因此，它实际上给予党的生命力、活力、号召力和工作能力等，极可能具有致命的负作用。实际上这种“指定接班人”的程式，甚至会使党从根上失去了清洗自己的能力。这个问题是需要有智慧的新一代人认真思考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如谭嗣同、秋瑾、宋教仁、李大钊、瞿秋白、刘胡兰、董存瑞、江姐、欧阳海、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无数壮烈之士。为了已经牺牲的先烈，为了还将永恒存在的人民，为了中华国家的稳定延续，理论家们也理当研究这个问题：在正式的皇权消失之后，各种“国家权力”是否都应当有受到“制约”的一面？应当怎样才能有真正的“制约”？这个问题虽难，却恐怕难以回避。
据报载，刘少奇先生就曾考虑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对于优秀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先生，我个人有着深深的尊敬与同情。他是中国最早一代工会活动家，工人阶级的忠诚朋友。我也非常赞同他在建国后对于工会、对于农业合作化、对于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对于工业托拉斯的见解。我很欣赏他在1940年12月所写“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后来，到了1948年12月“三大战役”硝烟正浓时，刘少奇又讲过一段话，我读了后，也一直觉得非常震撼。我把它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
刘少奇说“……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这些如预言般的话语说出，至今已是近70年时光逝去。
“……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
斯人已去，斯言犹在，惟愿闻者足戒。
特别推荐：大国的“小国之忧”
小贴士
什么是潜规则？“潜规则”一词最早在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提出，本意是指“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这一词汇是那样精妙，以至于它一经创造出来，就获得了惊人速度的流传和外延拓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活的词汇。
说到底，潜规则就是不成文的一些暗箱操作的规定和原则，如今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中。百度百科对“潜规则”这样定义：它是相对于 “明规则”而言的，顾名思义就是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但又是众所周知的、实际起作用的、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
什么是厚黑学？《厚黑学》发源起始于李宗吾先生，是讽刺官场弊病的轰动全国的一部力作。他在厚黑学一书中，宣扬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列举了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项羽、刘邦等人物为例，试图证实其厚黑学而列举当中各人之厚薄与黑白如何影响他们的成败。虽然有人撰写“薄白学”来反击厚黑学，但厚黑学一书一直受到民间重视，辗转相传，现时(2009年)市面上以厚黑学命名的相关中文书籍多达200本以上，几乎成为现代显学中的一种。
厚黑学从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黑暗自私的一面，然而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被人们称为不可多得的奇书，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

挺好的文章，就是有点长，看完了，支持一下。

从秦汉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优汰劣存的历史，要彻底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根本不了解吴思和他的书。

我还没有看过《隐蔽的秩序》这本书，只是看过吴思前面的书和李宗吾的厚黑学，本来是没有资格评论本文的。 但是本文作者说：”作者分明是要告诉国人：贪官污吏对人民实施“合法伤害权”乃是千年不变的“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是破坏不了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吴思对历史的剖析是影射今天的政府，”没有看到任何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鞭挞“，是不对的。“厚黑”就是真理，“潜规则”则千古不易。这些话就是作者对吴思、对李宗吾的不理解。难道他们对“厚黑”、“潜规则”的剖析就是认可、赞赏吗？相反，他们对这些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只可惜今天的人们竟然不了解他们的一片苦心，还真的奉“厚黑”、“潜规则”为真理，这是国人的悲哀。显然，作者强调过去封建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是对的，对今天的一党专政的批评也是对的，但他对认为吴思在吹捧“厚黑”、“潜规则”那我就不敢赞同。他的苦心作者其实不了解。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悼李宗吾

好文章！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却睁着眼说瞎话！都抱着一颗可耻的心欣赏“皇帝的新衣”。
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停止对权力和高人一等的崇拜？
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停止意淫，理性思考，勇敢的活出真正的自己？

脸皮要厚，心要黑。
这个其实哪国都差不多吧，只是中国没有规范化，可钻的空子太多了。

狗屁不同

这个特色社会，厚与黑结成一体，阴谋混合使

东风吹，战鼓擂，共产党怕过谁

写得不错，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以后，无皇权存在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