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为“黑社会”辩护中语出惊人，75岁的赵长青和43岁的周立太成为“重庆打黑”中的话题人物。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而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重庆打黑运动化扩大化。”这些言论遭到对“打黑”一片赞扬之公众和网民的批评。(11月9日《武汉晚报》)
作为一名准法律人，笔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公众对于律师职责的不理解，也因为此前有关部门对为“黑社会”犯罪案件辩护的律师的有意限制。要知道，作为律师的他们，是在为涉嫌“黑社会”的案件进行辩护，但更是在为法律的起码正义而进行辩护。
按照《律师法》的定义，所谓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天职。不论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是多么的罪大恶极，但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他都应当是无罪的，这是现代刑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最基本界定。之前已有论者对重庆打黑过程中，先定性后办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靠领导批示办起来的案子当然不是不好，也当然不会就办不成铁案，但这种办案发生机制，其起码看起来是不够可靠的。
周立太律师说，要防止“打黑”的扩大化和运动化。有没有“扩大化”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根据现有“宣传”和少数可信的报道也无从判断，但“运动化”却从中看来是无法回避的。运动化的好处当然是见效快、声势大，但运动化的致命弱点却是人走政息，甚至人未走却政已息。应该还记得，历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铁腕官员在其离开之后，那些曾经风风火火的运动又是怎样的结局吧?前车之鉴无法成为后事之师，社会没有进步而只是在原地踏步，这或许是最大的悲哀。
在“打黑”过程中，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曾专门发表讲话，强调要“把案子办成铁案”、“能够接受历史的考验”。而这些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恰恰是把案子办成铁案的最重要力量——因为其只为法律辩护。当然，这股力量是那么弱小、甚至腹背受敌。我们看到的是，重庆有关方面专门出台名为《重庆市司法局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办案律师“坚持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凿的原则，不纠缠细枝末节，保证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
什么叫“不纠缠细枝末节”?律师辩护的最基本素质可能就是对细节的穷追不舍，在这样细小但却重要的纠缠中一点点争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作为律师管理部门的司法机关，竟然在这个时候对律师提出这样的要求。怎么能够保证这些案子真正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所谓的“铁案”?
重庆此次打黑案子的办理看来是有些粗糙，都需要兄弟机关专门发文配合，嘱咐律师们“不要纠缠细节”。对自己办的案子尚且并不充分自信，“铁案”的自信又从何而来?追溯往事，聂树斌、佘祥林、郝金安……有多少冤假错案都是在有关部门“不纠缠”细节的威胁与嘱托中，成了一时的“铁案”、一世的遗憾。
从来没有只为“黑社会”的辩护，有必要对不顾个人声誉、挺身而出的律师们表达敬意，因为他们在为重庆“黑社会”辩护的同时，更在为法律的起码正义进行辩护。
杨维立：律师为“黑社会”辩护≠为其说好话
在重庆打黑审判中，赵长青和周立太是“黑社会”的辩护律师，他们的言论遭到公众和网民的批评，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们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京华时报》11月9日)。这对辩护律师们而言，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公众容不得律师为“黑社会”辩护，这从情感上讲是可以理解的，但个人感情不能替代法律。
“兼听则明”的道理人人都懂。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需要具备三方主体:控诉方、辩护方、裁判者。控、辩、审三种诉讼职能相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诉方和辩护方平等对抗，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格局，也是程序正义、正确适用刑罚的必要条件。黑社会分子触犯法律，自然应受法律制裁，但从法律层面上说，黑社会分子仍拥有法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之一。
律师之所以要为包括黑社会分子在内的被告人提供辩护，是因为在法治社会里，我们既要保护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公民的正当权利，也要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两者不可偏废。此外，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还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努力追求司法公正的神圣使命。因而，律师的辩护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为被告人说话”，更不能轻率地称其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著名法学教授德肖微茨曾指出，辩护人也需要辩护，因为人们往往对辩护人存在一种偏见，即把辩护人误认为是被告人。诚哉斯言!近年来，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虽有所提高，但我们的社会对司法理念和诉讼制度的普及程度仍然非常低，以至于一些人并不知道法律维持正义，也维护人权。故而，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们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正如德肖薇茨所言:“有时你得提醒公众，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告辩护律师并没有犯罪，正像产科医生自己并没有生孩子一样，犯罪的只是他们的委托人。”显然，辩护律师们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仅靠本人自辩说服力不足，司法机关及有关部门尤其是普法机构应当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工作，方能有更为理性与冷静的认识与行为。这样，在今后再遇到类似现象时，才能达到公众理性的法律认知效果。
沈彬：打黑需要法治而非“围观正义”
在重庆打黑审判中，75岁的刑法专家赵长青教授，以及多名律师，因为担任涉黑案被告人的辩护人，而成为话题人物，他们遭到不少网民的“扔砖”，甚至被斥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南方都市报》11月9日)
赵教授在为黎强辩护时指出:检方的起诉书中多为概括性的论述——“称霸一方，残害群众”，这种说法经不起法学上的推敲;且1849件证据无一指向黎强就是“黑社会”，所以“黑社会”的罪名不能成立。此言一出，无数网民怒骂为黑老大们辩护的律师无良，“为了钱出卖正义，为坏人说话”……每个人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每个嫌疑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这已是法治共识。然而从黎强的律师被辱可以看出，我们的法治共识是多么脆弱。
这让我想到60年前的那场东京战犯审判。当时，中国方面觉得那就是走个形式，结果还不是杀头，起先便没有好好搜集证据，审判初期中国检察官大大咧咧，“日军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指控完了，引起法庭上嘘声一片。后来才慢慢学会用证据说话，和战犯的辩护人质证。然而，这种重实体轻程序、幼稚的“围观正义”，现在还有市场:一提到东京审判审期漫长，就有人说是美国包庇战犯。更有意思的是，电影《东京审判》中东条英机的辩护人，被刻画成穿着军裤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小丑，而其实清濑一郎律师是坚定的反战人士。事实上，没有清濑一郎的辩护，东京审判就不是一场公正的正义审判。同样，没有律师辩护的打黑，也不可能经受得了历史的检验。
现在，谢才萍怎样对待男宠，文强玩弄了多少女明星——种种八卦新闻满天飞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对于案情了解多少，基于这些认识的“民愤”、民意又有多少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守住法治的底线——廉价的民意、廉价的称颂、廉价的“青天”理想，将可能使中国的法治进程付出沉重的代价。
黎强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你可以讨厌他，但最好在讨厌之前，弄明白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你可以在“大合唱”中咒骂他，但你没权力剥夺一个公民接受辩护的权利。
杨涛：黎强们是否涉黑只是法律问题
在为“黑社会”辩护中语出惊人，75岁的赵长青和43岁的周立太成为“重庆打黑”中的话题人物。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而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重庆打黑运动化扩大化。”(《武汉晚报》11月9日)
重庆市黑恶势力成群、文强等司法高官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赵长青老先生和周立太律师为黎强等人的辩护言论一出，遭到公众和网民责问倒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须看到的是，重庆市地方政府能否顺应民意下决心“打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打黑”，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但是，当一个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及成员”被送上法庭时，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特别是是否构成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关的犯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需要事实、证据和依据法律加以认定。
赵长青、周立太为黎强、李义等人所作出的辩护是否成立，值得商榷，但是，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事实上，赵长青并不认为黎强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对黎强的9项指控，绝大部分他都认可，他甚至劝黎强，“该认的罪，还是得认。”赵长青的不同意见在于，他认为检方对于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不能成立，因为检方的证据不足，“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犯罪的组织。不能说这个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他就是黑社会”，因此，不能依此认定黎强构成“黑社会”的罪名。赵长青的辩护意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指出，操纵上访、制造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施压、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不应该是给黎强安上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的借口。不管赵长青在本案中所说的正确与否，我们确实应当警惕借口“打黑”来压制公民正当的上访和表达自身权利的诉求。
就算是赵长青、周立太的辩护毫无依据，也应当尊重他们的辩护权利。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法治的程度，并不仅仅在于犯罪受到有效打击，更在于“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的维护。即便黎强、李义是“黑社会”，他们也有权自己和请律师帮助他们进行辩护，特别是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维护和保障。因为，面对公权力，每一个公民都是弱者，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况且，律师的辩护只是一家之言，是给法官以“兼听则明”的机会。正如赵长青所说:“检方和律师都有可能出现失误和偏见，而这个平衡要靠中立的法官来完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自己所做的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为当事人辩护。”
遗憾的是，一些网民根本不是从赵长青、周立太的辩护在法律和事实上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反驳，而是完全从是否支持“打黑”的立场上进行站队，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指责和谩骂，这就完全脱离事实和法律来分析问题了。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尊重赵长青、周立太的辩护意见，将“黎强们”还原为一个法律问题，依据事实与证据，进行法律上的评判，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