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如果实行民主会天下大乱！”“中国民主之后，国家就分裂了！”……我相信每一个喜欢对别人讲点民主的好处的人，都曾遇到过这类回答。更何况，今年已经有个高级奴才对我们说过第一句话了，他的接下来的一句记不清了，好象是“西方如果实行中国的制度也会天下大乱”——这句倒是真的，然而倒霉的是，非常多的中国人认为前面一句也是真的。所以，如果未来的民主中国没能好好解决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问题，专制派余孽乘势而起，便可能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建设。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然而在这里我先想问一句：“中国专制了这么多年，又解决了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问题没有？”我想没有人会回答“有”。事实上，专制只不过用暴力勉强地将各民族生拉硬扯在一起而已，相反，专制所伴生的腐败，残酷镇压等行为，更会暗暗加重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当专制有所松懈的时候，像09年的“7.5事件”这样的民族大冲突便出现了！而当专制面临解体，新的公共权力却又一时未能填补空缺稳定社会局势的时候，便很可能出现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的情况，像已经打了近二十年的车臣独立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自于国内各民族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所以统一最终要落实到人心的统一。而专制制度的蛮横粗暴，是解决不了人心认同的问题的。与许多中国人想的不一样，恰恰民主制度才是各民族的粘合剂。这是因为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下，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之所以会支持分裂，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反对专制所带来的公务员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缺乏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而当民主之后，无论哪个民族都获得了自由，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外，许多原来支持分裂的人于是转而支持统一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西班牙逐步开始民主转型，巴斯克、加泰罗利亚、加利西亚这三个原本闹独立的州，之后再也不怎么闹了，除了巴斯克还有些顽固分子组成“埃塔”继续叛乱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统一，即使地方议会里有人想分裂也是和平地发牢骚，绝没有要发动独立战争的意思。。“埃塔”组织搞的恐怖活动，如今也极少了，这正说明其群众基础的日渐式微。
那么，如何能保证我们是第二个西班牙而不是第二个俄罗斯呢？答案是，我们不但没有俄罗斯与车臣那样刻骨的民族仇恨，我们与藏族和维族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还不如巴斯克与西班牙之间的矛盾。
车臣虽然很小，但地处北高加索的战略要地，加上资源丰富，自古就是波斯、蒙古、土耳其、沙俄等大帝国的必争之地。19世纪初沙俄入侵车臣，总人口才20万的车臣人奋起反抗，浴血奋战四十余年，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牺牲了，虽然国家终被沙俄吞并，但车臣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20世纪初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列宁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承诺让车臣人进行民族自决，车臣人于是协助红军消灭了车臣境内的白军势力。但后来车臣人发现，苏联宪法里所谓的民族自治只是一纸空文，连伊斯兰教都不让随便信了，要信就信共产主义；阿拉也不让随便拜，要拜就拜伟大领袖。再后来，斯大林搞全盘集体化，更是激起车臣人的无比愤恨——当然其他民族包括俄罗斯人都在愤恨，但都像车臣这样付诸行动的民族不多。从1929年到35年苏军在车臣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平叛，车臣再一次血流成河。而三十年代斯大林进行的大肃反，也将几乎所有的车臣上层人士枪决。到了1944年，由于部分车臣人曾帮助德军入侵（其他少数民族也大都这么干过），斯大林命令苏军强行将全部的车臣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荒漠和西伯利亚，在流放和稍后的集中营式的生活中，四十万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车臣人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剩下的呢？一万人被苏军集体枪毙，三万人坐牢，五万人服苦役……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及其后苏联的领导人民族政策较宽松，流放中幸存的车臣人也从1957年开始，被允许返回故乡。可回去之后的车臣人发现，无论土地还是房子，全是在他们走后新移民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高加索民族的了，他们不但一贫如洗，还变成了故乡的少数民族（据1989年车臣人口普查，车臣人只有四十万，占车臣地区总人口三分之一，这还是经过了二十多年车臣人口大幅增长后的）！
到了91年苏联解体，车臣人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积累的仇恨终于有了爆发的机会！于是，车臣独立战争打响了。车臣的首府格罗兹尼，在俄语里本就是恐怖之城的意思，是由于当年沙俄军队入侵时仗打得极为惨烈，所以才起这么个倒霉名字。如今，这座城市再次名副其实。格罗兹尼虽然在2000年2月被俄军攻占，但驻守在那儿的俄军的惨状，让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同行们都有足够的资格深表同情（不过车臣人虽然也信伊斯兰教，但是原教旨主义者相对较少，就连其进行恐怖活动都表现得更有人情味，别斯兰人质事件时，车臣绑匪还因为肉票是孩子而发生内讧）。
坦白讲，像俄罗斯和车臣这种情况，让车臣独立了还好些。那些车臣人的英勇顽强，恐怕这地球上只有犹太民族可以与之比肩（车臣武装和巴解、塔利班这些只派小喽罗送死的组织不一样，他们的高级军官一律在作战时身先士卒，这一点同样只有当今以色列国防军可以相比）。十九世纪参加过车臣战争的托尔斯泰就曾写到，每一个车臣人都是不畏生死的硬汉子。随着车臣战争的继续，车臣和俄罗斯的仇恨也越来越深，早已是万劫不复。车臣人宁可选择战死也不跟俄罗斯统一。所以，无论车臣将来能否独立，俄罗斯在事实上都已经失去这个高加索地区的石油管道和交通的枢纽了。与其牺牲大量的生命，耗费大量的物力继续艰难地维持着事实上不存在的“统一”，还不如就让他们离开呢。
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车臣人对俄罗斯人的这种“有你无我”的深刻仇恨，正是在从沙俄到苏俄的专制制度下愈演愈烈，愈积愈深的。苏维埃革命时车臣人听信宣传，也曾对其报有深切的期望，但最终换来的却是布尔什维克的机枪的回应。我国如今的专制制度虽然没有前苏联严酷，民族政策更要比其宽松得多，但仍然难保其再延续个几十年之后，维族、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不会发展到车臣与俄罗斯的地步。
那么我为什么说如今中国的民族矛盾，还远未发展到当专制解体时会发生像车臣独立战争那样的情况呢？有两个原因：
一、 维族和藏族在汉族的手上经受的苦难远没有车臣人惨烈。
藏族曾是对中原王朝有很深认同感的民族，是主动归附的，历经元、明、清三代，虽只是藩属，政权的独立性较强，但认同感也很强，少有大的叛乱。二十世纪初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曾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后来虽然有些人独立思想渐渐萌生，但新中国成立后，共军很快就得以和平进驻西藏，也说明这种独立倾向并不强烈。很多藏族人之所以后来要求独立，都是中共的政策闹的。比如毛泽东曾强迫喇嘛也下地劳动，文革对西藏文化造成的很大破坏等等。
历史上维族对历代中央政府的认同感要低一些，所受苦难也要多一些，清代遭到过屠杀，中共建国后也遭到过屠杀，但是，王力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的作者）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现在新疆的很多维族人，对现在的中央政府虽然不满，但提到毛泽东时代，却比较怀念的。王力雄很奇怪，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新疆维族，对其独立活动的镇压比之现在要残酷得多，而宗教信仰自由也还不如现在。王震将军用屠杀平定新疆，便是发生在毛的时代。按理说，维族人应该很恨那个时代才对。
然而维族人却认为，现在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那个时候却没有这些，因此更加喜欢那个时代。这跟内地现在很多人因为现实的不公平而忘却了大跃进、文革的残酷，而怀念起毛泽东统治的时代甚至美化神化毛泽东倒是非常相似。
但是维族人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出他们对中央政府以及汉族的厌恶情绪，实际上是更多侧重于反对贪官和社会不公上，是由于中央政府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才想通过把汉人都撵走的方法来摆脱这些情况。相反，所谓的民族差异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实际上不是许多维族人要求独立的主因；倘若是的话，他们就不会怀念那个专制得透不过气但是做官的和做老百姓一样穷的毛泽东时代了。
王力雄等人发现，维族人想要独立的原因，主要就集中在：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贫富分化加剧、反对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政策”、反对限制伊斯兰教活动、反对汉人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社会资源。这当中除了“汉人占据了新疆的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语言和文化的‘同化’”难以在民主转型中改变（不太可能改变，后面会提到），但其他三点都会在转型中迅速改变的。
所以在将来中国社会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维族人不会像车臣人那样发动独立战争，如果处理得好，反而会配合和帮助中国的民主改革。但是有一些东突恐怖分子，肯定仍然是要求独立的，在民主转型时甚至会趁机闹事，不过，很明显，只要他们得不到大多数新疆老百姓的支持，他们就只能小打小闹而已，最后像西班牙的“埃塔”一样，日渐式微。
二、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区，本身的资源、环境、宗教、人口等情况，决定了其身处另一个大国之中会更好。
西藏地理环境恶劣，资源很少，又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社会，仅靠其自身难以建立起发达的工商业（连农业生产都很困难），更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不信参看东南亚那几个自然环境还不错的佛教国家）。偏偏这雪域高原，又是一块战略要地，是中国内地西南最好的屏障。所以其即使独立，也会在中印两国之间受夹板气。所以，只要能获得充分的民主自治，还不如留在中国。这恐怕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诉求最重要的原因。
而新疆，生存环境相对西藏稍好，资源也非常丰富，维族所信的伊斯兰教也比藏传佛教要更有攻击性，但是那地方汉人占了较大比例，又掌握了新疆大部分财富。其他少数民族也多达十一个，维族人就算把所有同样信伊斯兰教的民族都联合上了，仍然只能与汉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一起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也是独立的最大障碍。热比娅在海外从未敢公开明确地发表过新疆独立的主张，恐怕就是因为提出不够现实的问题，反而会遭到许多西方人的反对，收到反效果。
西藏与新疆的独立主义问题，既有其相同点，也有其不同点。下面再分别详谈一下。
一、 西藏方面。
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当时看来写得还不错，而且看过的都说好。可后来我对西藏特别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了解更多了，我才知道我对于一些人和事，其实是写错了，特别是达赖喇嘛。我虽然没有向中共那样指称达赖是3.14的幕后黑手，但仍然称其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以恢复自己政教合一的领袖身份云云。在这里，晚生给老和尚道个歉。其实达赖喇嘛即使在自己的流亡政权里，也不搞什么政教合一的。如今在流亡政权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已经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体制。达赖是精神领袖，也是名义上的政权元首，并不直接理政。下面有分管各部的噶伦（藏语，意即大臣），还有一位领导他们的首席噶伦（也就是内阁首相）。达兰萨拉的首席噶伦和立法会议员都由流亡藏胞直选产生。另外还有最高法院，也是由达赖提名，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当然，达赖因其在藏胞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政治上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什么事如果他坚决不同意，政府肯定也办不成，这至少会比英女王影响大，有点类似于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天皇。这些表明，达赖这几十年来游历西方，早已不再是旧藏政权那个人神合一的专制君主了，而是完成了做一个民主政府领导人的转型。在1961年达赖推动流亡政府最初提出的《西藏民主宪章》里，议会还拥有罢免达赖的权力！达赖喇嘛都能被罢免？那不完全成世俗化的总统了？那将来干脆不用找转世灵童了，直接每隔几年就选举个达赖出来轮流做观世音转世得了（藏传佛教称达赖是观音菩萨转世）！所以当时就遭到藏胞的广泛反对，只好改掉，做个虚君得了。
而对于西藏的独立，达赖后来实际上也确实是放弃了。显然，他也看清了这条道路的不现实。那么提出“大藏区”的自治，是不是就是变相独立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大藏区”，最早是中共元老陈毅在5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个人也认为，像四川西部两个藏族自治州本来就是藏民居多，也本来就在“自治”，划到西藏自治区一起“自治”有啥不一样的？中共反复念叨这个，仿佛这个也是啥原则问题，还强调这大藏区的面积会占去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哦！这个听起来倒是令汉人们挺不爽的。其实你要不爽你也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住啊？跟你讲以后民主了对西藏经济的补贴肯定不会这么多了。达赖是说希望汉人迁出藏区不打扰藏胞的原生态生活，其实也只能说说，且不说现在藏人们还继续过并喜欢过原生态生活的能有几个？真到了民主自治那一天的时候，你不走他们还真能立法撵你走么？我前面说了，禁止国民在祖国境内自由迁徙的反人权的法规将来即使再出现，亦是注定不能生效的。
所以综上所述，其实达赖非但不是藏独分子，反而可以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人物。中共的权贵们当然也不是傻逼，也明白这个，可达赖的底线是藏区一定得实现民主自由，这怎么得了？让你西藏民主了别的地方怎么办？香港那儿还没完全民主呢，就一个言论自由就已经令中央大佬们头疼不已了，你西藏也学坏了的话咋办？！到时什么异见分子民运分子都往你那儿跑，除了做佛教圣地你还想做民主圣地是不是？所以民主才是西藏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民主之后，我相信，达赖喇嘛就真变成了可以帮助稳定西藏政局、安抚极端藏独分子的一尊活菩萨。到时如果他还活着，爱回来就回来，继续做藏传佛教的领袖。
二、新疆方面
新疆方面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困难一些。首先维族也没有一个像达赖喇嘛这样拥有巨大影响的领袖，那位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主席热比娅大妈可差得远了。更何况她其实还是主张新疆独立的，哪那么容易做通思想工作。不过，民主改革开启时仍可以找她，晓以利害之下，应当能够让她接受帮助稳定目前新疆局势的要求。
其次在中共多年的民族政策的“努力”之下，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越来越有市场，也产生更多的极端分子。目前在新疆驻扎的中共军营，高墙电网，当兵的被关得跟坐牢似的。之所以如此森严壁垒，就是因为怕士兵们乱跑被极端分子做掉。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说，在民主之后这些极端分子会越来越少的。但在民主改革刚刚启动之时，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局面，当地驻军一定要稳住阵脚，该戒严了一定要戒严，该抓该关的暴徒一定要抓要关，不能以为民主了对于犯罪分子就也要手软了，绝对不能让新疆拖了整个中国的民主化的后腿。
而民主后的民族政策，较之现在的，应该有哪些不同呢？（曾在去年的《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中写过，但因QQ空间被封，又没底稿，只能重写这一段。）
一、 对于少数民族官僚的腐败一视同仁地打击。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似有笼络之意，颇纵容其腐败（前苏联也这么干过）。其实这反而加深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央的憎恨。民主改革开始之后，廉政之花会开遍神州大地，自然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犯法与汉族同“罚”。
按目前中共的法律，少数民族犯法后所获刑罚比汉族轻得多。这既导致了很多汉人对少数民族的不满，加深了民族矛盾，也很不利于法治化建设。在将来，则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少数民族也不能减轻处罚。
三、身份证登记等等以后不填民族一栏。
这个不是为了把大家同化为一个“中华民族”。想那美国人的驾照上显然也不会注明自己是“犹太人”还是“爱尔兰人”不是？你是汉人也好藏人也好蒙古人也好，喜欢过藏族人的生活就过藏族人的生活，你喜欢过维族人的生活就过维族人的生活，没人干涉你。当年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还在皇宫里支帐蓬过突厥人的生活呢，普通人就更自由了，咱将来民主了还不如咱祖先自由开放咩？所以你爱做什么民族就做什么民族，何必非要在身份证上标明出来？
四、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咦？你前面不是同意建立一个“大藏区”吗？是啊。要不要把西南的藏族聚居地合起来成为一个“大藏区”的行政区都好，但是特别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认为应当不再有了。一方面是因为本来就会实行地方自治，没有必要再给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地方上权力要给的合适，过大了并不是什么好事。另一方面，这也凸显民族差别，不利于消除民族矛盾。
五、少数民族的教育、信仰、文化方面的政策
如今很多少数民族都诟病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教育上，很少双语教学，同时还有意限制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教学；信仰上表面自由，实际上限制多多；也没有保护好少数民族固有的文化。
首先双语教学，老师不好找，好老师更难找。而只用本族语言教出来的孩子，在新疆社会上缺乏竞争力也是普遍现象。所以，至少暂时只用汉语不用双语教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文化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汉人固有的文化也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不是？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
而信仰问题，确实中共有很大问题。将来当然可以自由信仰。但对于有些偏偏信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主张武装独立的人执法部门加以警惕，亦是不可或缺的。
而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在中国进行“训政”（法治化建设），开启民主改革转型的时候，为防止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作乱应当做些什么了。
首先是当地武装力量要“稳”。要稳住阵脚，保持警惕，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应付任何突发情况与叛乱的苗头。
其次是对流亡海外的少数民族异见分子与领袖要“拉”。要与他们展开谈判进行拉拢，争取他们成为民主改革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西班牙军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之前就是这么做的。
再次，要把握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分裂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民主改革也是绝对不能停止的。即使新疆西藏等地区在平定分裂势力的叛乱，但内地的法治化建设、民主化改革仍然要进行。就像林肯在内战中仍然不顾反对意见照旧举行总统大选一样，战争与民主，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中国的少数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困难但并非不能解决，复杂但并非没有规律可循。可是，就连达赖都曾再三表示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下面那些激进藏独分子了，我们只希望，在中国的民族矛盾还未发展到车臣与俄罗斯之间那样深的矛盾之前，可以早一点迎接到民主化改革的到来。来得更早一点，就会来得更平和一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