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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林 :闻一多、李公朴死得其时

许志林 :闻一多、李公朴死得其时

  我写下这个题目,决不是希望我心中所崇敬的民主战士早死,而实在是阅读 
最近刚出版的鲁迅儿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的一些记述、和新 
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以后,不得不发出的感慨。现把这一段内容原文 
摘录如下: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 
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 
说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 
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 
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 
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 
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房还要写,要么他识 
大体不作声。” 

  正是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使我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份子的命运产生 
了深深的思考。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获得毛泽东最高评价的一位知识份子。早在1940 
年,毛泽东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推崇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 
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 
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 
雄。” 

  综观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对于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一口气连用7 
个“最”的褒辞,并冠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 
仅有的。 

  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鲁迅先生,按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在毛泽东统治 
下的1957年,依然要遭受牢狱之灾(除非他“识大体”,不说话)。那么,那些 
在毛泽东眼里地位要低得多、甚至不屑一顾的知识份子在1957年的命运,也就可 
想而知了。 

  我们知道,闻一多、李公仆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6年。当时抗日战争刚 
刚结束不久,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国家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于是,国统区内爆 
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战民主运动。连一些过去埋头书斋、不问窗外事的知识份子也 
终于拍案而起,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闻一多、李公仆正是这样两位正直的知识 
份子。他们参加学生游行,在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辞,为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义无反 
顾,最后不幸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据解放后国内出版的的《文史资料选辑 
》披露,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并未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后来为此事还撤 
了昆明警察局长的职)。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因为他们两 
人的行为是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所以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新中 
国成立后,他们都获得了政府追认的崇高荣誉。有关方面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还被收入了中学的课本,成为必读课文。其家属、 
子女得到了政府特别的照顾。 

  但是假设一下,如果闻一多、李公仆两个人当时躲过了暗杀,多活了几年, 
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开始,他们或许能弄个政协委员当当。但其后的日子就 
不好过了。在新生的共和国刚刚立定脚跟之后,毛泽东即开始了对知识份子的整 
肃: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到了1957年,则展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反右” 
运动。全国敢说话的知识份子几乎被一网打尽……作为生性耿直,视民主、自由 
为生命的这两位教授,能逃过这一劫吗? 

  再后退一步,假设闻一多、李公仆两位先生在解放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埋 
头书斋,一心做学问。他们或许可能因此躲过“反右”这一劫。但是,他们以后 
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据我记忆,1957年之后,一些坚持公平意见的文艺学家、 
历史学家如周谷城、翦伯赞等学者,也无不受到了当时群起而攻之的学术围剿。 
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66年。在“文革”这场毛泽东亲自发动、旨在反人类、反 
文明的“文化大浩劫”中,知识份子无一幸免。连在1957年最积极、最坚定地站 
在“左派”这一边、挥舞棍子打别人的吴晗教授,也未能摆脱被歹徒迫害致死的 
命运。那么,闻一多、李公朴两位教授的命运。又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通过这样的考虑,我为闻一多、李公仆两人庆幸:他们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 
口下,为国人树立了民主战士的光辉形象,并一直受到人们的纪念,真可谓死得 
其时。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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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滇往事> 密档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害30年后"揪"出主谋

  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民主爱国人士先后倒在了神秘杀手的枪下。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杀害了两位先生?社会各界对两位先生的死作何反应?从当时发行的报纸中可以看到一丝端倪,今天的“一日看百年”继续为你解开“李闻惨案之谜”。

  是谁杀害了李闻蒋介石并不知情

  闻一多先生的孙子闻黎明教授介绍,据他多年来对“李闻案”的研究发现,李公朴先生遇害的消息最先是由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布。7月12日,李公朴遇难第二天中央社昆明分社就写出了消息,但是位于重庆的中央社总社一直拖延到13日才正式发表,中央社发表的消息只是简单的记录了李公朴被刺的时间和地点,事件的经过。但对人们最关心的暗杀原因、嫌疑犯是谁等重点问题无一涉及。7月15日,闻一多先生被刺杀,国民党控制下的媒体发布的消息亦是如此。

  反观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当时的报道使用了《反动派恐怖行动变本加厉,李公朴先生在昆遇害》的醒目标题,消息的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说:“抗日救国运动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前晚在昆明突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殒命。”《人民日报》更是使用了《蒋介石加紧法西斯恐怖,国特杀死李公朴》的标题,把杀害民主人士的凶手直接指向了蒋介石。那么究竟是不是蒋介石指使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呢?

  闻黎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的真凶并不是蒋介石。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民国政府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1943年1月11日,民国政府与美国《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民国政府与英国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蒋介石不可能在这种情况时下令明目张胆的杀害爱国民主人士。

  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军统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蒋当时的确不明情况。

  民国政府宣称道宪兵杀害闻一多

  李闻案发生后, 唐纵作为当时的警署署长,被蒋介石急电召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此案,当时各界要求调查的呼声日趋激愤,昆明大学数千学生计划游行示威,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赶紧从大理县调来陆军预备第二师准备镇压。在焦头烂额之际,唐一时无法,他暂时找了些替死鬼来搪塞,说此事乃“阴谋分子”所为,据当时办案人员回忆,唐等人当时甚至计划在审讯嫌疑犯时有意诱供,让他们诬赖系共产党所指使。

  数月后,案情有了重大突破,调查处处长程一鸣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罪证。对目击者进行了问讯笔录,又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

  此时,又有一谣言在昆明街头小巷流传,说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三暗杀了李、闻,龙三闻谣言迅速逃离了云南,霍揆彰立刻下令通缉龙三,这使得本来就内幕重重的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8月,案情真相终于被公布出来,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宣布:昆明宪兵部宪兵李文山、汤时亮听到闻一多在追悼会上和《民主周刊》社招待会上多次辱骂蒋介石和民国政府,一时气愤,拔枪打死闻一多。此纯粹为宪兵个人的行动,和政府毫无关系。于是由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两人为凶手,进行公开军法审判定罪。

  1946年8月15日,李文山、汤时亮被判处死刑。并立刻执行了枪决。

  案情到此为止,似乎画上了个句号,真相已查明,凶手已被惩罚,虽然李公朴案依旧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可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社会舆论的情绪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

  李闻惨案真相大白 原是霍揆彰所为

  然而,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背景远没被公布的真相来的简单!解放后,经人举报,国家安全局发现李、汤两人居然还活着!原来当时在枪毙路上,他们两人被两个灌醉了的蒙着脸的死囚换下,被藏了起来。安全局立刻组织人手,将两人抓捕归案。并很快判处死刑。

  然而,在1976年,原李闻惨案调查人士之一的程一鸣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揭示了军统局当年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包括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一桩掩盖了30年之久的血案事实才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当时程一鸣在收集了证据和证人口供后,很快就查出了真凶,可唐得知后,不但没有破案的喜悦,反而陷入更大的苦恼之中,因为这个真正的幕后主使人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他为了向蒋邀功,而派人杀害了李闻二人。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公布吧,得罪了老乡兼黄埔同学的霍揆彰。不公布吧,舆论压力可是一天比一天重了。最后还是程一鸣想出了解决的法子,他建议:一、将破获闻一多案的经过详细电报蒋介石,说这件案子是属军人行凶,建议由中央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捉拿凶手审讯。二、请唐纵亲自到警备总司令部和霍揆彰面谈,把闻一多被害案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由霍自己将枪杀闻一多的经过报告蒋介石。唐纵接纳了建议。

  几天后,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到昆明,经过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和卢汉开会商讨后,卢汉认为只要公布闻一多案,不要公布李公朴案,避免对全国人民更大的刺激。张镇自告奋勇地说:“闻一多是宪兵司令部驻昆明的宪兵队的宪兵枪杀的。”有了自愿背黑锅的,唐自是乐得赞成。后由顾祝同决定,同意卢汉和张镇的建议,派冷欣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后得到蒋的批准,一个将真正的主谋掩盖了30年的假案就这样出炉了。

  ■ 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号友三,1899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北浠水。闻一多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

  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鸣谢:本文特别感谢闻黎明教授的支持。

  参考书目:1946年7月13日《中央日报》、《云南日报》、《闻一多颂》等。 (生活新报 记者施律)



[ 本帖最后由 big_jackass 于 2009-11-14 21: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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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腐儒即使苟延残喘到了共产党政权,也未必就一定死于非命。
没准能象郭沫若同志一样混成文豪也说不定。
热衷于向共产党献媚的文人通常都是很识时务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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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书生误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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