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才萍的“16个情夫”和黎强的“组织黑社会”

毛牧青/文

　　近来重庆“打黑除恶”行动举世瞩目，一批当地厅级高官和“打黑英雄”“劳模十佳”纷纷落马，一些“涉黑”人物也被押上审判台。重庆的这次行动，收获最大的就是“二强”被抓。“二强”特指官场的文强和商场的黎强。
　　不过随着这两件案情审理的舆论趋向看，似乎开始陷入另一个吊诡的误区：先是谢才萍“女黑老大”的“包养16个情夫”流言被炒得满天飞；后是黎强“黑大佬”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有罪设定”舆论导向。文强先生似乎稍息了。
　　谢才萍有罪自有法律制裁。我不知道拿她男女作风说事来激起民愤，与最终为她“涉黑”定性有何必然联系。作为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倘若真正保养16个情夫，这顶绿帽子虽不给他戴，但作为手足兄弟的他是绝不会容忍的。这里有个疑问：这则假消息是怎么来的？倘若是民间传言，那作为严肃的舆论媒体为什么要大肆宣扬和炒作？而从9月25日报纸披露到10月13日警方辟谣，近20天的时间重庆警方为何保持缄默？以致举国傻瓜般被忽悠个遍。很明显，这里民间煞有介事低俗传播是个原因外，为吸眼球或被利用的无良媒体，为其推波助澜逃脱不了责任。而作为最知情的重庆警方，最需要在谣言惑众时出面辟谣却一度装聋作哑。最后几乎不可收拾方才辟谣收场。
　　这种做法究竟是被动无知、调查未了还是故意放纵使然？假如是前两种原因有情可原，顶多是个责任、能力和作为问题；倘若是后一种情况，就复杂了，我也不敢乱猜疑。反正想想这段闹剧，感觉蹊跷的有些怪异！
　　再看黎强案。昨晚持续6天的黎强案庭审结束。在辩论阶段，黎强的辩护律师、75岁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辩护意见，他认为“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非犯罪的组织”，现有证据不能指控黎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赵教授的辩护击中了该案的核心问题，即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重庆官方指控黎强“制造群体性事件向政府施压”，是明显带有政治裹挟性而非司法技术性语汇，完全违反宪法35条之明文规定。法律讲求证据遵循法理依据法条。而这些疑似“有罪推论”的人治作法，也导致了目前人们对这一案件产生很大异议自在情理之中。
　　黎强所辖的渝强公司是重庆知名的民营企业，它的起家必然有“原罪”；黎强本人曾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是“红顶”民营企业家。中国特色决定了他的经济政治发迹有着明显的官商猫腻通融。这种结构是脆弱的，一旦与官场人事震动牵连，极易引起企业和老板的沉浮。这使我不禁想起与当年赖昌星和“厦门远华案”的相似之处。黎强贿赂官员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次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来对待国有、民企之间恶争出现的矛盾和纠纷的一方，还由本应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处理此事的重庆政府和相关执法机关出面，以貌似法律公允却是政治偏颇的文革遗风，就很欠妥当了。
　　另外，以去年“11.3”的士罢运事件强加于黎强等人的“向政府施压”、“制造群体事件”的罪名是否成立，宪法也并无此规定。纳税人有权质疑自己供养的“公仆”，“公仆”也必须接受“主人”的诉求——哪怕错了也得允许，更不用说宪法35条规定的“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了。重庆倒腾陈糠烂谷“秋后算账”，让人感到雾锁的压抑和雾罩的诡异。
　　重庆这次行动不管当地高层出于什么目的考虑，但客观效果却深得民众的支持，但一些趋向不得不令人警惕。严厉打击涉黑势力我坚决拥护，但我更关注他们的后台“保护伞”的打击目标和最终结局。其实人们对重庆这次“打黑除恶”主要关注看点，不仅仅局限在对表面那些横行霸道的社会小混混和有黑社会趋向的“黑老大”的深恶痛绝上，更痛恨更诅咒的是那些利用公权力非法充当他们“保护伞”的大大小小贪官污吏们，最盼望早些将他们绳之于法消灭干净——这些才是“主要矛盾”，因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遗憾的是，“谢才萍”的“16个情夫”谣传的装聋作哑举动，和黎强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的“有罪设定”导向，让原本“打黑除恶”的全民共识分化了，让人感觉背后有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什么，总给人一种诡异和偏向的不寒而栗感觉。尤其是黎强案，能否于法于理审理判决得当，是检验这次“打黑除恶”的倒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试金石。因为它的实质操作关系到未来其它地区参照的样板，以及我国未来法治规范社会秩序的走向关系重大。就目前扑朔迷离云雾重重看，该案可以说是进退两难喜忧参半充满波谲云诡。倘若处理不当，臭了谁的牌子败坏哪家门风无需点明。
　　人们拭目以待。
       　　　　　　　　　　　2009年11月1日上午草就

黎强到底是不是涉黑？

赵长青说，“关键要分清4个界限。”

“首先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司之间的界限。其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与公司行为的界限。第三，要区分哪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收入，哪些是公司的收入。最后就是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赵长青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虚无缥缈的，一定要有载体。

“那么，这个载体是黎强注册的渝强公司等本身，还是黎强另外单独成立的呢？”

赵长青说，无论是哪个，控方提供的证据都不充分。起诉书的论述用的都是概括性语言，没有将具体事实列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黎强被指控涉嫌组织领导去年重庆出租车罢工的“113”事件，赵长青说，“因为公诉人没有举证，就不用说了。”

另外，就2005年黎强召集5家民企组建“共创公司”一事，“不说它最后没搞起来。即使存在了，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哪个企业不想做强做大？搞合作没问题。”

赵长青还提出，对于一个连续的行为，能否拆分开分别定罪，值得研究。比如2000年9月鱼沙线的事，公诉机关按照不同时段，把同一件事分成4个罪名进行认定。

对公诉人指控黎强的其他8个罪名，赵长青一一辩驳，从“不符合法律构成要件”上进行推翻。

从26日开审连续6天，本报记者旁听黎强涉黑团伙案审判，发现31个被告人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表示不认罪。

被告人黎强说:我的公司是合法注册的，是家族企业。说我是“黑老大”掌控了人事权、财权、经营决策权，我是老板，我不掌握谁掌握？怎么就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说，有的被告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表示不认罪，这是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审理都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法官而言，不足为怪。

除了31名被告人本人，他们的辩护律师也都发表“不构成涉黑”的观点。

====================================

公诉人：“黎强组织的共创公司在章程里规定：因为执行公司的决定，哪家公司的老总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他公司每家出二百万元补偿。”

  辩护律师：“能不能请公诉人出示这份章程？”

  公诉人装着翻了半天案卷，终于抬头说，“不是章程里说的，是几个公司老总的决定里说的。”

  辩护律师：“能不能请公诉人出示这份决定？”律师再次请教公诉人。

　公诉人：。。。。。。
=============================

公诉人：“被告人黎强还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此言一出，举座哗然。

  辩护律师：“这是一支没有成员、没有枪炮的，甚至没有棍棒的武装力量。”律师为公诉人的话加了注解。

 

=============================

 

“公诉人举示的证据我们以前都没有见到过，能不能请公诉人出示一下？”

    这句话成了不少律师质证时的例行问题。

    不允许律师在庭审前调阅卷宗，是本次重庆审判最滑稽的司法规定之一。

貌似里面的水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