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觉
张博树博士新作《“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上）》（以下简作《共和》）洋洋万言，所论不乏真知灼见，令人击节赞赏；但若干提法则使人难以苟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谨缕述如下。
该文开门见山表示：对“60年‘共和’”“这段历史的基本评价”，“总体上说是否定性的”。因为“我们名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并不是真的‘共和国’，而是党国，是‘党’以‘人民’的名义治理的国家，而公民的权利则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
这段话言简意赅，痛快淋漓，一针见血！
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是“中华党国”，比近百年前孙中山开创的、蒋介石继承的“中华民国”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如果借用毛在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的话：“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那么，更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对于现在大陆许多人已绝无好感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共和》作了这样的概述：
辛亥革命结束了已经在中国延续2000年之久的皇权帝制，开启了共和的新纪元。无论是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还是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都把建设一个宪政的现代民主国家当作根本的建国原则，而且它们也都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推进这个进程。（《共和》）
应该说，这段话确实反映出作者此前另一文中所言的“新的史观”，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毋庸细说，中共建政之后当局向民众实行洗脑的结果，已使人们形成思维定势：“1912年至1927年的北京政府”等于“北洋军阀政府”，“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则是“蒋该死”的“刮民党政府”，都属于罪恶的同义语。号称笃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共，在宣传上却常常是“形而上学猖獗”（借用毛语录），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早应无情戳穿，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且不讲别的，备受推崇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提出和贯彻执行的；永垂青史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是蒋委员长治下组建与发展起来的。只此两例，其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如同两滴水珠映照出民主宪政的一缕曙光，这能够完全抹杀吗？再如鲁迅抨击20年代的中国有如铁屋子使人窒息，又称30年代当局对思想舆论的禁锢“比罐头还严密”，然而，鲁迅本人和其他一些杰出的文艺家、学者，不正是活跃在这个时期而成为一代思想文化大师的吗？这不反证了储安平的话：民国时期并非完全没有“民主”，“只是多少的问题”（大意）吗？
该文继称：
当然，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个有着过于深厚的皇权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受到列强欺负、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国家，一个传统体制刚刚崩溃、新体制尚在形成且极不成熟的国家，民国时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包含了太多的历史紧张，也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正因为这样，这段追求才更显得可贵而又耐人寻味。后来的共产党教科书笼统地把1949年前的中国称为“旧中国”甚至“万恶的旧社会”，从制度现代化的逻辑看，显然是对历史的曲解，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故意对前政权的丑化。（《共和》）
这段话持平公允，难能可贵。鼓吹“两分法”的毛及其手下，对蒋政权和之前的北洋政府历来只有“一点论”，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流毒所及，积重难返。时下的青年尤其“不明真相”。对他们之中许多人来说，除了“小凤仙与蔡锷”这类风流韵事外，民国社会几乎是漆黑一团。这种蒙昧可谓既可悲又可叹！
该文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体制，并且导致如此不妙的结果，我们又如何理解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二是对毛的评价。
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将“海外华人学者辛灏年”作为论辩对手，以驳论的形式立论，这当然并无不可。遗憾的是张文没有针对辛著《谁是新中国》的中心论点，以及其论证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严谨的阐述，却只用了一个比喻，因而缺乏说服力。
文中称：
（辛著）“断言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共产革命缔造的新政权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这本书对国共两党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的评价一反大陆传统定论，颇有些‘共产党说是对的，一定是错的；共产党说是错的，一定是对的’味道。结果，历史在辛书的解释中被完全翻转了过来，原来被描绘成英雄的现在成了狗熊，原来被描绘成狗熊的现在成了英雄，且英雄开始就是英雄，狗熊自始至终都是狗熊。”（《共和》）
《谁是新中国》是674页，62万5千余字的煌煌巨著，张文予以全盘否定，但引述的原文不过寥寥几句，屈指可数。如此论辩，很难说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以张文使用的“英雄”“狗熊”两词而言（辛著似无出现“狗熊”字样，扉页题词：“献给中国大陆人民、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和所有先贤和先烈们”，其中称蒋为“领导了北伐，统一过中国，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台湾民主繁荣基石的民族英雄”，后者不是盖棺论定了吗？）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之中，绝大部分人开始确是英雄，其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无不顺天---符合时代潮流，应人---适应民众需要。
反之，中共“一大”时的52名党员虽亦精英云集，但该党之主张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且完全是共产国际操控，由卢布豢养，为苏联服务，整体而言能说不是狗熊吗？何况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逐步掌握党内大权的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并无真正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倘用斯大林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衡量，中共谈何“革命”？归根结底，其所谓“革命”无非以农民为主体的改朝换代罢了，依照毛的那一套“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中国社会何曾迈向现代化？
作者称：
灏年先生独立思考，精神固然可佩，但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却出了问题，犯了和共产党解释历史时“非黑即白”且“一贯到底”的同样错误。……比如，灏年先生…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我想很多朋友都不会同意这样的判断，因为既然国民政府是一个坚持抗战的政府，则抗战胜利本来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如果一个政府本身是廉洁的、强有力的，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创伤也能够迅速治愈，没有因抗战胜利反而走向失败的道理。（《共和》）
邓小平七十年代后期复出后，提出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此乃根据当时环境而言。如果做学问，则绝对是“宜细不宜粗”。作者对辛灏年先生的反诘，辛著中本来是有详细论述的，笔者认同辛说。这里根据自己的看法，先回应上段最后一句话。
“抗战胜利本来可以提高政府的威信”，此语不假。事实上日本投降时蒋的威望如日中天，因为他并非中共历史教科书所言“消极抗日”，而是统率数百万国军官兵，真刀真枪地跟日寇浴血奋战，历时八年终于取胜。故此沦陷区老百姓夹道欢迎凯旋的国军。笔者时年6岁，亲睹广州市民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激动场面。正值英年的张博士大概没有看过有关的纪录片，那不妨回忆文革中“革命群众”向“红太阳”顶礼膜拜的盛况，两者不无某种相似也。
至于说到“廉洁”问题，那确是蒋政权的痼疾，尤以胜利后的接收大员为甚。但诚如辛著之分析，如果不是紧接着的国共内战，则抗日“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创伤也能够迅速治愈”，或起码经济较快恢复。中国周边的国家几无例外。举凡日本或东南亚的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均如此。
作者认为“没有因抗战胜利反而走向失败的道理”。也许在逻辑推理上可以这样说，但对蒋政权而言，不幸事实恰恰是如此！抗战赢了，胜利冲昏头脑，接收/劫收毁了国民政府，就像闯王李自成进京迅速腐化，以致部队战斗力一落千丈，“走向失败”。
不过，也正如辛著的论述，贪腐自然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但其败于对手，痛失大陆，却是由于中共这个死敌实在厉害，非同一般。反过来说，自80年代末起，北京当局贪腐成风，比当年的国民党超出千百倍，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但何以“六.四”过了20年，其江山非但屹立不倒，反而势力日渐扩张，直逼环球头号超级强国美国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共国内没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如果有这样的对手，中南海早就变色了。这一点，不知张博士以为然否？
事实上，辛著对“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都作了周密的论证。中外学者公认，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是个高峰，否则无法想象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能够支撑八年之久。如果没有日寇侵华，建设成就必然更大，蒋政权的稳定性也就会更强，井冈山出来的八千“流寇”，绝无可能在逃窜至穷山恶水的陕北后，只十四年工夫就打倒北京并入主金銮殿。此其一。
另一方面，东瀛外敌入侵使国府“剿匪戡乱”大业功败垂成，毛等“红色山大王”得以苟延残喘。张文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这个和国民党政府打了10年内战的老对手，由于抗战爆发躲过政府军队的追剿、在8年抗战中获得喘息之机而后崛起，的确是一个事实”。（《共和》）此其二。
可惜，可能出于不同的“史观”，作者声称“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内发展壮大却不能解释为只是占了一个偶然的历史便宜”，这真令人费解！试问，连毛本人自六十年代起，都多次向来访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皇军侵华，这个“历史便宜”岂容小觑？那可是中共生死存亡之秋啊！
该文续称：
共产党后来的胜利（它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失败）更不能仅仅用“苏俄蓄意颠覆”这样的“外在原因”来解释，而必然有更复杂的内在因素需要挖掘。（《共和》）
此种说法自然不错，但完全无视“苏俄蓄意颠覆”的事实更非客观的态度。中共完全靠苏联扶植与支撑才能存在到抗战爆发，这点能够否认吗？下面仅举“牛兰间谍案”为例以为佐证。
牛兰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生于乌克兰，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麾下的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其后被派往欧洲数国当特工，后在法国被捕判刑两年。1927年11月奉契卡之命经欧洲到上海，以开设贸易公司做掩护建立联络站。牛兰乃其化名之一。
1930年其妻带着2岁的儿子抵沪与之会合，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实际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联络工作，并负责管理秘密电台。而他的公司则将活动经费交给亚洲各国的共产党。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共产国际在亚洲的其它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人出身贵族，受过高等教育，专业是数理逻辑。她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对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语也有研究。这对间谍夫妇一直隐蔽得很好。不料祸起萧墙之外。1931年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落网，当地警方发现牛兰的电报挂号与邮箱号码。英国情报部门顺藤摸瓜，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牛兰夫妇的寓所将两人逮捕，并从现场搜出大量文件，内有颠覆南京国民政府的罪证，5月10日由中国政府引渡，14日押解南京，控以“危害民国罪”。（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2007年，319页）
苏联当局反应迅速，立即多方营救。在其动员下，1931年8月20日在欧洲成立了“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和宋庆龄都名列发起人内。契卡则责成苏军总参谋部上海站的左尔格使尽浑身解数，统筹在华营救工作。左尔格不辱使命，与在押的牛兰取得联系，并以两万美元的重金向国民政府要员行贿。携带此巨款来华的两人中，有一名叫布劳恩，即后来中央苏区的太上皇李德。经多方活动，牛兰夫妇于抗战爆发后获释。
借斑显豹，可见“苏俄蓄意颠覆”乃国府败走台湾的重要原因。何况辛著并非“仅仅用‘苏俄蓄意颠覆’这样的‘外在原因’来解释”国共的胜败。
张文又称：
有一点辛书说的是对的，那就是“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可惜作者并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深一步的分析。（《共和》）
这点的确关系重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使他们倒向共产党。但笔者所见，辛著除在上卷第七章第二节内扼要谈及此点外，第八章第三节以及下卷有关章节也对此有所分析，算不算“深一步”就要看依据何种标准了。
作者就此概括称：
总之，辛灏年为国民党正名，却走到了历史解释的另一个极端。反倒是一位台湾学者陈永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更为中肯、客观的意见。陈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也分析了当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他尤其看重中共在汲取农村资源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功。“国民党的动员，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极度依赖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中共在广大的农村地带却可以透过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争取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拥护。”这的确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一环。（《共和》）
此可谓见仁见智。陈先生的大作笔者未曾细读，兹不论列。辛著却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在《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一节中，列出四条原因，依次是张文引述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苏俄蓄意颠覆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外在原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现实原因”，此外还有第四：“中华民国从未真正统一是国民党失败的重大内在原因”。对每条原因又作分点阐述，提纲挈领，层次分明。
与此相关，第三节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历史错失》。下分四项：依次是：“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思想阵地先败》、《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反被指为独裁》、《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和《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每项也都征引有据，言之成理。可惜辛著是大陆读者难以读到的。而张文也对之语焉不详，故笔者亦不多作评论。
回到作者所十分称许的中共土改运动。该文称：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又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刘少奇在作会议结论时再一次强调“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
显然，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天下的这场斗争，首先是争取人心、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谁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赢得了天下。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给农民以土地，换取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共和》）
我们不妨解读一下刘少奇的话。什么叫做“给农民以土地”？中共首先野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即粗暴掠夺地主原来合法占有的私有财产，那无非凭借暴力劫富济贫，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然后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以骗取其为之卖命。但一旦打下江山，不旋踵即实行“合作化”，把农民“分得的土地”---虽曾冠以“土地还家”的美名，却很快收回，至今60年仍不肯让其真正“还家”。这就是土改运动的前因后果---纯属中共打天下的手段，不是什么为农民谋幸福。
该文续称：
为什么要在土改运动中强调“民主”？除了整肃队伍这一层考虑外，还是为了争取民众。土改运动中揭发出大量共产党基层干部的贪腐现象，所以土改运动同时又是一次重大的党内外结合的反贪腐运动。刘少奇甚至建议成立各级农民代表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解放区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这个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政党的朝气蓬勃以及它的领导人所拥有的充分自信，由此可见一斑。（《共和》）
恕笔者浅陋，以上所述闻所未闻。请问，当时除老解放区外，新区土改也揭发了大量共干的贪腐吗？《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两部土改题材的名著，分别是周立波和丁玲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何以均未见其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贪腐有所反映？而刘少奇的那个“建议”果真实行了吗？有无文献资料证实？中共的官方文件往往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飞在天上”不能落实，何况“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连官样文章都不如，能起作用吗？作者既未列出证据，则读者如何“可见一斑”？
该文继称：
尽管土改运动中出现过各种过火行为，甚至有以土改为名实施集体抢劫、滥杀无辜的现象，但总体上说，中共领导的土改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中共尤其注意利用土改政策对敌方实施分化，比如，1947年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统一平均分配。但地主及其家庭，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亦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这显然意在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士气。（《共和》）
据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当时各地农村在土改中往往杀人立威，叫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充满血腥味，这应属当局“预想的目的”，即长贫雇农的志气，灭地主的威风也。如金庸、梁羽生之父均无大恶行，但均遭处决，30年后邓小平当政时给予平反。这是绝无仅有的两个特例，其他无辜丧命的地主就无此幸运了。一句话，“成功的土改”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冤魂。
至于上文所云对“地主及其家庭”的政策，何谓“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农民分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有些地方中农还分列“富裕中农”，他们分得的“土地及财产”各不相同，即使土地面积相近，肥瘦、远近等也不一样。说地主家庭和国军官兵、国府官员家庭在土改中会获得“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简直是天方夜谭。试问一句，上述政策实际执行情况如何？他们的家人难道没有成为二等公民？
总结上述“论证”，作者将中共之胜出归因于“人心向背起了作用”。但又认为“毕竟这个成功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而毋宁是对它的扭曲。我们必须对这种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做出更深一层的学理解析”。为此，文章提出了“制度现代化”的概念，其内涵包括：
政治结构方面，从前现代的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变；经济结构方面，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整合结构方面，从前现代的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共和》）
笔者认为，基于制度现代化逻辑来“解释近现代社会转型和百年中国历史”，堪称为新的史观，饶有意义，富于启迪。而此种新的史观与中共秉持的唯物史观，依循不同的历史逻辑。
按“共产革命的逻辑，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有所谓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具体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又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赶走帝国主义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共和》）
作者在上文概述中共的“民主革命理念”中，有两处缺失：一是漏了“反封建”，这可是土改要达到的目的，不能遗忘；二是中共从来没说过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49年7月1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其余均属60多年来中共喋喋不休的说教。
该文断言：
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念的胜利，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为何物。这个胜利要归结于共产党高度的务实政策符合、并且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基本要求。（《共和》）
该文还指出，制度现代化逻辑和共产革命逻辑“有着某种事实上的叠置关系”，并称：“两个不同逻辑之间叠置程度最高的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整合领域的叠置则要逊色许多，但至少《共同纲领》框架内还安排了一个形式上的政治协商机制，它的名实不符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的，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特别是那些诚实得可爱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开明、经济上的务实都使当时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希望。”（《共和》）
以上所述固然不无根据，但没有指出中共的许多举措都包含了“瞒”和“骗”的成分。例如对于“那些诚实得可爱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毛表面上礼贤下士，从善如流，骨子里却视为异己。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在中共仍处劣势时，就毅然与之共患难，旗帜鲜明地挺身反蒋，但毛早就打算过桥抽板，卸磨杀驴。
1947年11月30日毛致电斯大林称，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只是由于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表示民主党派应长期存在，上述打算才作罢。但内情一直隐瞒起来。而当时中共承诺将来建政后“实行民主”，并极力攻讦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这些都纯属欺骗性的宣传。用毛1949年夏天会见著名民主人士时说的话，他们是“上了贼船”，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文章还认为：“中共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组织效能（列宁式“先锋队组织”的结构优势）、长期艰苦环境和在野甚或非法身份的磨砺(独特的革命经历)”等，都增加了其胜算。此属言之有理，不过最好逐一加以深层次的分析。
不言而喻，在一个大多数国民没有宗教信仰的贫穷落后国家，百姓特别容易受“共产邪说”的蛊惑，并以游民/流氓无产者为骨干铤而走险。反之，在印度、印尼等国，由于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民众的造反倾向较弱，更不容易建立起什么“革命根据地”。论“组织效能”，中共可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党相媲美，甚至尤有过之。讲到“独特的革命经历”，斯大林尝云：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为除抗日时期外，中共根本没有合法身份。此一“中国特色”孕育出毛所称的“三大法宝”之二---共党与共军，都是举世无双的。国民党和国军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
其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力量”，主要影响在于知识分子。对芸芸众生未必有那么大的作用。必须看到：基于文化积淀的中国民众素质之普遍低下，迷信“真命天子”/救世主的心理，或用毛的话叫做“民众的不觉悟”---看不透中共的反民主本质，这是中共得逞的更深层次的内因，可惜该文完全没有触及宗教、文化层面。
该文概述国共两党之表现后写道：
一个本来拥有正确理念的政党反而在当政21年后被当时的历史所淘汰；一个就其理念而言更具乌托邦性质的政党却因为它的现实政策的高度务实和长期在野甚至非法身份磨砺出来的组织能力、组织技巧，而受到历史的青睐，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中国现代史蕴含的深层悖谬。它的确留给后人太多的沉思、遐想和慨叹。（《共和》）
此一结语虽发人深省，却没有触及人心向背之根本。人民向往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政治、耕者有其田。中共成功地骗取了人民的信任，但60年来，其承诺不是没有兑现，就是出尔反尔；前者主要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后者在农村经济方面。
八亿农民中之绝望者，岂无“何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心声？
总的来说，该文不少地方言人之所未言，且不论能否成立，把问题提出来就十分可嘉。爱因斯坦尝云，在科学研究方面，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大意）。此应适用于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共和”60年这样的大课题，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不知凡几，所以，作者的宏文极具价值，值得珍视。
不过，文中下面一段使笔者“诧异不止”：
前不久和一些青年朋友聚会，也谈及49年共产党为何胜利这个话题，有人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党的“欺骗”和“恐怖”，这令我沉吟不已。笔者深感今天我们的一些自由派朋友批评共产党专制，却往往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去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了解历史背后隐藏的逻辑纠葛和深层悖谬，仅凭想当然得出一些看起来正义在胸、实则不知所云、甚至谬之千里的判断或结论。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说明我们的反对派朋友远没有达到理智和知识见解上的成熟。我们还需要努力、补课。（《共和》）
中共的“欺骗”和“恐怖”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九.一八”事变后不足两个月成立，不是分裂祖国吗？“长征”完全是逃跑，却标榜什么“北上抗日”，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八年抗战，中共的主力打了什么大仗？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不是开了整人的先例吗？王实昧之死不是以言入罪滥杀无辜吗？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胡作非为，中共为何蓄意隐瞒？国共内战后期长春被围，城中60万市民惨成饿殍，据龙应台新书称去年她访问当地，已无人知道此一亘古罕有的悲剧，这是为什么？如此等等，还可以提出很多。
诚然，“今天我们的一些自由派朋友”的确没有做到“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了解历史背后隐藏的逻辑纠葛和深层悖谬”，但未必是“不愿意、甚至不屑于”这样做。对于那些“仅凭想当然得出一些看起来正义在胸、实则不知所云、甚至谬之千里的判断或结论”的现象，也应给予必要的批评。但笔者更欣赏“摆事实，讲道理”这句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20年代之初列宁（？）有篇短文，谈对付论敌的办法，道是“请看事实”。这确实有效。后来斯大林和毛掌权实行舆论一律，目的都是掩盖事实，愚弄民众。这也从反面证明“摆事实”之功效。
笔者是在1957年反右时首次听到“摆事实，讲道理”这句话的。可是当时只让整人者“摆”官方认可的所谓“事实”，根本不让被整者“摆”出真正的“事实”以自辩，更不用说完全没有什么“讲道理”了。尽管这样，比起后来文革的“坐喷气式”、“触及皮肉”以至武斗，还算是文明一些。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能“达到理智和知识见解上的成熟”，谈何容易？本人年届七十，自问离此境界尚差十万八千里，因此亟需“努力和补课”。很可能有生之年亦无法达到，但求尽力弄清一些基本的史实，也深感安慰了。
以上仅供作者参考。
《共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的。且待另文再议。
（09-10-17）晚10时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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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1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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