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光: 建立名副其实的多党合作制度
建立名副其实的多党合作制度
（时政小议之五十三，杜 光）
最近读到一位新结识的老年朋友高亮之（原江苏省农科院院长）的文稿《多党合作和多党竞争（四稿）》，在颇受教益的同时，联想到将近20年前的往事。
1988年10月，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等形式，就多党合作问题，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接着，从12月下旬起，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科学研究机关、党校，都纷纷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从理论上和实践工作中的问题，探讨发展多党合作制的途径。北京市的调查和这些范围广泛的讨论，曾经使一些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产生某种期待：完善多党合作制，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有所突破的新起点？
这种期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通过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并且指出：“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将会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决定性步骤，直接冲击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这个革命性的变革势将触动许多既得利益者，铲除他们藉以安身立命的权力基础。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一旦推进党政分开，必然会遭遇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对和顽强抗争，阻力巨大，困难重重，甚至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如何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以党政分开为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十三大后人们普遍关心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后，各民主党派也分别举行代表大会，修改各自的章程。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1989年第2期的开篇文章介绍，这些章程“首次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纲领，展现了自己作为独立政党的个性特点，有些还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文章还表明，这些民主党派“力图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民主党派的参政积极性，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党政分开的侧翼打开一个新的突破口——完善多党合作制，使民主党派得以扩大参政机会，分享政治权力 ，改变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结构，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
北京市的调查和众多单位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趋势与改革背景下出现的。
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的那些讨论会上，与会者对多党合作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民主党派的作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表现在四个方面：1、很少参与决策过程，即使参与了，也多属低层次的咨询；2、对中共与政府的监督十分不够；3、多党合作制缺乏法律保证；4、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十分软弱。很多与会者指出：要加强和完善多党合作制，首先要在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有所转变。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上，主要矛盾在共产党一边，所以，要使多党合作制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首先要求共产党在认识和做法上来一个较大的转变：1、各民主党派是我国民主革命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政治上难得的珍宝；2、思想上应把民主党派放在平等的地位；3、民主党派应当独立地发挥作用；4、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而不包含组织领导、思想领导。
在当年那些会议上，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改善多党合作制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种意见：1、开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作为加强多党合作制的首要课题，列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议程；2、完善多党合作制的根本方向是多党联合执政，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有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并且经过法定程序进入领导岗位 ；3、在完善多党合作制的过程中，应当引进竞争机制，才会有强大的动力与活力；4、修宪立法，将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宪法，规定各种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据此制定政党法、监督法等单行法规，规定政党活动和实行监督的范围和原则；5、每个党派都应有自己的公开报刊，作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工具；6、民主党派要增强政党意识，加强自身建设。
在中共十三大确认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之后，提出完善多党合作制的各种意见，无疑是十分适宜的。遗憾的是，对1989年春夏之交兴起的民主运动的无情镇压，摧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希望。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只不过像是被水浇灭的火堆的余烬，不可能再迸发出炽热的火花。不论是执政的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都已经没有通过完善多党合作制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性了。
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贯彻落实。在贯彻落实这个政治承诺的过程中，将近20年前的那些讨论会所作的分析和所提的建议，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很值得当政者思考。当年的讨论会，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完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独立、平等、竞争。另据高亮之的文章介绍，1956年李维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就曾经提出：“要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李维汉在这里把民主党派的基本权利归纳为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等于规定了多党合作的原则。把这两者合并起来，就成为完善多党合作制的四大原则：自由、独立、平等、竞争。（高亮之把多党合作制定性为“竞争性的多党合作制”，包含着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平等三大原则，也是很有见地的。）
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长期标榜的是十六字的方针：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上胡耀邦在1982年提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这十六个字是未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它既没有可以衡量的定性定量的标准，又缺乏可以遵守的制度和法规的保证，结果就只能像“三个代表”一类的所谓“观念创新”一样，不得不流为自欺欺人的空谈，而毫无价值。只有把这十六字方针放在自由、独立、平等、竞争四大原则的框架里，它才会具有实际意义。
应当承认，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他们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国家建设、团结知识分子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由于缺乏自由、独立、平等的权利和竞争的条件，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受到了严重的束缚。长期以来，民主党派在形式上参与了国家政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各党派都有人担任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各民主党派无不处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的操控之下，从吸收党员的范围，领导成员的确定，人大和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