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峰：中国城市病为何更重
杨俊锋：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上，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把公平和效益分开来讲，甚至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尤其是城市治理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问题，因此人们往往更容易忽略正义和公平的意义，或者把正义和管理的效率对立起来。卢梭曾说过，我们探讨制度的目的乃是要使正义和功利不致有所分歧。我要更进一步强调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正义，才促进、实现了功利，只有正义才能实现善治。
照理说，城市的拥挤，比如住房紧张、房价高昂、交通拥堵，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而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中国的城市病却病得更重。房价与我们的收入水平相比，高得离谱；交通的拥堵与城市的人口、车辆的保有量相比，堵得不可理喻，如此等等。而我国当前这种现状最为根本的原因，恐怕首先不在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在于我们的城市治理中，公平正义的缺失。对此，已经有学者探讨过，我只想强调是下面两点：
一，歧视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首都这么拥挤，而且同时还有无数人还要往这里挤？前几年，甚至流行着这样一句听起来很离谱的一句话，“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把公共资源——包括财富、信息、权力、基础设施等等，不当、过度地集中在城市，集中到大城市，集中到首都，再集中到主城区。而与之相比，小城镇尤其是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几近空白，而且当前制度中对粮食价格进行极为隐蔽而严苛的打压，这些导致我国小城镇和农村长期徘徊在落后、落后的边缘，成为人们争相脱离的“苦海”。
而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则根本不存在如此巨大的城市之间、城市之间、城区之间的差异。首先，各个城市之间无所谓级别高低，公共资源的分配也是平等的。例如，许多国家的首都往往只是中等城市。
其次，城乡之间的差异，更是没有我国这样巨大。例如，在美国，老百姓把房子建设到哪里，政府就有义务将基础设置修建到哪里——当然，前提是必须遵守土地规划，这也是美国不允许人们在农地上乱建房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果房子建的太分散，必然造成公共资金的浪费。而且，许多国家鉴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给予了农业极大的补助，这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因此，据说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讲，最大的享受是退休之后，可以到乡下的农场去种玉米；这在我国则不可想象，倒不是其他，实在是乡村的交通、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太差了。
再者，在国外，城区之间的资源分配较为公平合理，人们并不一味追求住在主城区。相反，富人往住喜欢在郊区。而在我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多数住在远郊区——所以通州是亚洲最大的睡城，而上班、办事却要去主城区。
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公共资源的获取和交换，都要到城市、到大城市、到北京、到主城区去。在上述几方面原因之下，这些城市、市区的拥挤就是势所必然。而且，这在大城市内，还必然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也即，由于许多公共资源主要集中在主城区，进而必然就导致主城区的房价太高，这又造成普通工薪阶层只能到郊区买房，但工作又往往不得不到市中心，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拥堵。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我们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市区之间的不公平对待，又成了进行户籍管制的理由。
因此，我国的城市的拥挤，表面上看，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至少在我国当下，城市治理要改善，首先要从消除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城区之间的歧视，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
这里再附带讲一个问题。不少学者指责车辆限行，认为这侵犯了产权。但在我看来，至少车辆限行是一种更为均等化的限制；而买车摇号，则是比限行更为严重的歧视。平等意味着恰恰消除不合理的分类和歧视。而买车摇号则意味着，把现在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人为区分开来，然后现在没有车的人就必须摇号、等待。我国法律上，类似不合理的分类很多，比如说农民和城市居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法律上由农民这样的用语。摇号这也是典型的不合理的分类。中国如果真有违宪审查的话，这种直接、典型的侵犯平等权的措施就极有可能被判定为违宪。
二，垄断的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北京这些大城市，最让老百姓头疼的问题恐怕就是房价贵得离谱。那么，房价为什么贵？最直接、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房价太高，房价为什么高？根本原因是土地供应的垄断。土地供应的垄断说起来是不可理喻。为什么房价这么高我们还垄断土地的供应？为什么小产权房是解决房价直接、便利、多赢的措施，为什么我们还紧抓着不放？这显然不是用经济学能够解释的问题了。
另外，拥堵的问题和垄断也有直接关系。为什么大家都要买车？公交、地铁实在太挤了，很不舒服，而且把人的尊严都挤没有了。打车虽然能够提供更为个性化和舒适的服务，但我们都知道，城市中偏远的地方，或上、下班高峰和雨雪天气时，打车实在太难了。那么为什么打车这么难？归根结底不就是对出租车数量的垄断？！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刚才有些学者已经涉及到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体来讲，我们不能把城市管理的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我们不要把管理的效率、有效性和正义对立起来。我们恰恰要看到，只有基于正义，城市治理的有效性才能根本上得以提升，也才能实现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