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力资本遇见权力资本
杜君立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力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本。换句话说，人力资本只有在自由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非竞争环境下，人力资本常常会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价值。这种非竞争可以指垄断、禁止竞争或幕后操纵。非竞争唯一的来源就是权力，而权力是非道德的产物，是自由的天敌。
暴力是权力的最原始出处。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和《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著作中指出，权力产生于人类的共同生活，权力实际上就是暴力。权力本身是灰色的和任性的，具有自我扩张、拒绝约束的野蛮属性。竞争是对市场的开放和对权力的开放，因此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向往垄断而反对竞争的。正因为权力的反道德反竞争的准暴力属性，故而所有的权力都渴望披上道德的皇帝新装，而试图逃避一切法律的制约，甚至不惜诉诸破坏性的准暴力手段。
相反，人力资本是开放的和建设性的。在非竞争状态环境下，权力资本将取代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毫无人力资本可言的愚不可及的蠢货，当他占据权力位置、拥有权力资本时，他就是一个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物。本人在《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一文中，将那些依赖人力资本的职业人称为白领，将那些依赖权力资本的职业人称为黑领。托洛茨基曾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那么“劳动者社会”将变成“驯服者社会”。
比起人力资源来，权力资源永远是人类社会更稀缺的资源，因此权力资本永远要比人力资本珍贵得多。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为了保证人力资本健康成长的空间，权力资本一般都被正义和法律限制封堵在尽可能小的狭小角落。人力资本一般通过大量的教育投资而产生，权力资本则基本来源于暴力或者组织授权。前者创造财富，后者只消耗财富，甚至是掠夺和挥霍财富。
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魔戒时代，国家几乎成为唯一一种统治人类的巨无霸式的组织，甚至任何人胆敢对国家不敬，都将是严重的罪行。国家成为一切资源的拥有者，包括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当一个人依赖自己个体绵薄的人力资本奋斗职场苦苦打拼时，任何一点权力资本都可以使他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比尔?盖茨的微软帝国不可谓不庞大，2000年6月，杰克逊法官做出将微软拆分为二的判决；2004年欧盟正式宣布微软垄断罪成立，处以6.13亿美元罚款。一切商业力量遇见政治权力时都不堪一击，因为后者来自国家授权，而国家是唯一的禁止竞争的至高无上的垄断组织。
前面讲过，美国的国民财富中，大概科技原创力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中国跻身500强的最赚钱的企业中，却没有一家是依靠科技创新的，它们依靠的是垄断。或者说不是依靠人力资本，而是靠权力资本。谈到职业，当官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最为鄙视而又最为羡慕的职业。在罔顾良知的职业价值观怂恿下，人们宁愿堕落为权力铁腕下卑贱的二奶，也不愿做一个自由清楚的阳光爱人。在中国，人人都在争着当官发财而不是搞研究创新。
在全世界房地产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10余年红旗不倒举国狂欢。从圈地到卖地到融资到验收，权力资本通过房地产这个三极管得到最大可能的能量放大。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大潮使中国那丁点儿廉价的人力资本在权力资本面前失去最后一点尊严，白领因房为奴故称“房奴”。遍布中国南北的那些万里长城般浩大的高科技产业园和阿房宫式的大学新校区，无一不是权力资本搞的房地产项目和形象工程，一切都与真正的人力资本无关。
10年前，一个叫史玉柱的计算机专家把一种叫脑黄金的饮品卖给全中国人，广告词是“让一部分中国人先聪明起来”。巨人不幸趴下了，旋即又鲤鱼打挺站了起来。10年后，脑黄金变成了脑白金，前度刘郎今又来，仍是中国卖得最火最疯狂的玩意儿，也是中国最讽刺最厚黑的喜剧。对中国人的脑袋来说，聪明或许已经不重要了，收礼才是重要的。从此中国国家电视台每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吁：“收礼只收脑白金”。脑子的功能本是生产智力，在中国文化中竟可以沦为吃饭的家伙。美国可以诞生比尔?盖茨，中国只能产生史玉柱。史玉柱朝三暮四的诡异成功，证明中国已经陷入一种对智力的病态焦虑和对权力的病态迷恋。
的人类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时，我们仍然在为攫取权力资本的最后一根羽毛而互相厮咬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只有低劣的劳动力资源和权力资本的社会中，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包工头就是包身工。前者是最幸福的人，后者则是最不幸的人。这个社会只可能存在两种人格：工具型职业人格和权力型职业人格，非此即彼。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困境，每个人都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公务员之所以成为最炙手可热趋之若鹜的职业，正是人们对安全感的深度焦虑造成的。面对这样一个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怪胎，谈论职业生涯和人力资本无疑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2000多年以前，楚国有一个贫困潦倒的毕业生叫李斯。他是一个既有职业理想又善于职业规划的聪明人。他不只想找一份糊口的职业，而是一心想找一份特别幸福的职业。李斯同学每天上厕所，看到厕所中吃大便的老鼠战战兢兢饥寒交迫，每有恶狗路过，就吓得仓皇逃窜。这不由使他联想起在官家粮仓里见过的老鼠。官仓里的老鼠吃得脑满肠肥，住得温暖和谐，门外面还有恶狗把门，个个幸福美满器宇轩昂。李斯同学由此发明了“老鼠法则”：厕鼠不如仓鼠，民鼠不如官鼠，再好的能力也比不上权力，什么样的人格也不如权力型人格。“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留下这段千古名言后，李斯同学就出国移民了，从韩国的厕鼠变成了秦国的仓鼠。他在帮助秦国灭掉自己不爱的祖国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热爱的荣华富贵。估计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发明“汉奸”或者“韩奸”这个道貌岸然的常用语。
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被国家权力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犹如茅房里的老鼠，城市户口如同官仓里的老鼠。农村户口的人生出来的孩子依然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人生出来的孩子当然是城市户口。那时有句话很让许多勤奋的寒门学子泄气，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说你的人力资本再好，你也无力改变你农村户口的悲惨命运；城市户口的孩子再蠢，也可以通过权力世袭获得权力资本，从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许多年以后，这种《悲惨世界》里的故事被一个叫路遥的人写到他的小说中，他把故事的名字叫做《人生》。
很多年以前，共产党的创始人毛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试图告诉他的同志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很多年以后，毛和他的“阶级”终于被消失了。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无所谓敌人也无所谓朋友，都是陌生人。面对卑微的自我，阶层这个词重新又回到了人间。一篇署名胡记茶行的文章《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中，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社会分为8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 原载 共识网
Saturday, March 0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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