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我私下裏已經詛咒了這個體制很多遍
匱乏的想像力
許知遠
刊於《亞洲週刊》二十五卷九期 (2011-03-06)
中國會像埃及一樣嗎？在台北旅行時，我常被這樣問到。
應該很難，中國的情況要更複雜，國家機器更強大，社會控制更嚴密，共產黨的體制也更富彈性，而中國民眾的忍受力也超越人們想像。我總是這樣回答。
事實上，我對於自己的答案沒有一點信心。我很清楚，對於中國變革的可能性，我不僅缺乏深入的理解，更為致命的，還喪失了想像力。
我很難想像這個政權突然終結時的場景。在私下裏，我已經詛咒了這個體制很多遍。不僅從常識上，還是繁多的政治經濟著作裏，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都不能、更不應該持續。但是，它會怎樣終結？該怎樣讓這種變革更為順暢、更少社會震盪？我幾乎從未設想過。
這是一種思維上的懶惰？還是蘊涵著某種更深的困境？我可以找出很多藉口為自己辯護。知識分子不該成為預言家。近代歷史上已經充斥了這樣的例證，中國似乎受害尤深。我們也忌談「革命」。你甚至可以說，此刻的中國生活在一種「反革命」的氣氛中。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已被普遍視作一次失敗的革命，它不僅沒實現最初的許諾，還意味著重重災難，蔣介石被重新浪漫化為民族英雄與開明的專制者。這情緒也影響到對於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的評價，倘若沒有孫文這樣的激進分子，中國或許成為一個成功的君主立憲國家。它當然也與整個知識階層的失敗感相關。我很難確信知識分子在政治與社會變革的本應該扮演的角色，它即使不是中心性的，也該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多年的政治迫害與持續的反智的社會情緒後，這種使命感與中心感已經蕩然無存，一種無力感四處蔓延。與其思索那些宏觀的、無法左右的問題，不如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
恐懼新的惡性循環
這些情緒也影響到我的思考與判斷。我不敢、也無意去想像未來，因為我無力參與其中。也因為，我恐懼新的惡性循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戲劇在現代中國不斷上演，新的解放者經常比舊的壓迫者更令人驚恐。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我怎樣厭惡這個體制，我仍是這個體制中的受益者。我擔心既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在突然到來的無政府主義與現存的專制之間，我其實默默的選擇了後者，它代表著我習慣的秩序與穩定。
很有可能，我的想法與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有相似之處。我們或許還一起製造了一種流行情緒，中國社會總是在暴君政治與暴民政治之間搖擺，它像是一種歷史的宿命。
但從來不存在歷史的宿命。歷史的慣性會影響此刻的現實，也常有一些規律會持續。但歷史的複雜性常超越我們的想像，我們以為的規律與慣性，不過是另一種刻舟求劍。推翻清政府的不是孫文的革命黨，也不是武昌城裏的臨時起義軍，而是曾努力維護舊秩序的立憲派。而誰又能料到僅僅是解放廣場的群眾示威、網絡上的憤怒，就能把掌握了龐大的軍隊、警察的穆巴拉克趕下台。埃及的轉型當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這絲毫不減弱推翻一個長久獨裁政權的成就；穆巴拉克下台的原因也當然複雜，統治精英內部的分裂至關重要，廣場上群眾的意外的爆發力量才是催化劑。而這政權更迭的代價，則比人們預料的要小得多。
更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意志與創造性，經常打破所謂的歷史的慣性與規律，偶然性層出不窮。一年前，我在埃及旅行時，人們期待的是巴拉迪，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世界性聲譽的自由派，回到埃及領導反對運動。但當革命發生時，一些從未預料到的人物成為運動的核心，給予運動需要的能量與方向。
很有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解放廣場的場景不會在中國發生。但這不該影響我們對於中國未來的想像力，為可能到來的變革做出智力與情感上的準備。反抗的意義並不在於反抗一定要成功，而是抱有對可能性的渴求，能夠在最晦暗的時刻，仍懷有對光明的想像。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須堅信自己的創造力與使命，同時你又不能過分的自我迷戀，它常常誇大挫敗情緒、憐憫自己的脆弱。
我知道，自己仍距此相差甚遠。■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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