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江西宜黄从反右到“血拆”的悲剧重演
李昌玉
本文想以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案例，来探讨反右运动与今天遍及全国的“强拆”、“血拆”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中国政治进程社会进程的内在关系。
大概从2005年以来，中国苟存于世的部分右派，坚持不懈地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上访或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平反右派冤案，赔偿右派损失，向右派及其家属道歉，向国人道歉。这种维权活动尽管在海外反响强烈，但在国内媒体上是无声无息，悄无声息，好像右派们都已经死绝断种，一些年轻人甚至于都不知道中国曾经还有一群被称为右派的政治贱民。因为当局采取了对历史不负责任的置之不理的态度，因而把一切和反右运动相关的历史列为舆论禁区，训令媒体完全彻底封杀，历史教学也予以噤声。
但是《中国选举与治理》今天露出了一个小缝，发表了冯翔的文章《被遗忘的受难者》（原文载南方网，2010-12-24）。该文说的是江西省宜黄县小学教师周家福打了右派以后的遭遇。周家福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9年因“破坏粮食政策”被判刑2年，1961年因“抗拒改造”加刑2年，1968年因“投机倒把”被判刑7年，1979年“右派”平反，2009年——请注意，是到了2009年，而不是大批平反冤假错案的1979年，法院才认定他此前三项罪不成立。他提出索赔492万余元，未获受理。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国内网络上，好像是黑夜里的闪电，晴空中的雷鸣。
这个宜黄县，现在是名声在外。为什么宜黄出了名呢？当然不是像大跃进中广西省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卫星一类的新闻，而是“血拆”造成三个人自焚的新闻：《江西宜黄拆迁引三人自焚 副县长和警察叉腰阻救人》。请让我先放下这个震动全国的宜黄自焚事件，叙说宜黄右派周家福的遭遇，从两个个案寻觅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
1957年，周家福他19岁。刚上班，也刚刚交到女朋友，被分到宜黄县白竹乡一所小学当老师。幸福的生活之路似乎正在他面前成扇面展开。一天下班的路上，看见旁边有座小山头，几个年轻人边走边开玩笑：谁能第一个爬上去，谁就是山大王。周家福蹭蹭几下爬上去，大喊“我最大!”这三个字，成了祸根。
1957年上头分配的右派名额没凑齐，几个年轻同事骗他说，你拿一张照片来，贴党员登记表用。刚写完入党申请书的周家福，自然乐滋滋地跑回去找了一张。一个小时后，一张根据他照片画的讽刺漫画和“打倒右派分子周家福”的标语贴在了大院里。“我最大”这句话，是他最大的罪状。1958年1月，戴上右派帽子的周家福被下放到另一所小学，“监督教学”。对于接下来数十年的贱民经历而言，这只是刚刚开始。……至于后来，1959、1961、1968年三次加刑11年，其间受到的种种屈辱折磨、九死一生的细节就不必赘述了。但是我任然要全文抄引该文长达四千字的后半部分，因为，不但周家福，连我们苟活的这些右派，大概都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成为“被遗忘的受难者”。周家福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周家福。
请读周家福后来的命运：
50年后昭雪
所有人在回忆时都提到周家福倔强的个性，或许，还有点清高。生为一个文盲农民的儿子，他居然读到了初中毕业———在当时的江西农村，属于绝对的知识阶层。
知识阶层———这是当年反右运动针对的最主要对象。周家福在1958年公布的，全国成千上万右派分子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没人说得清。他当然不能与江西同乡、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罗隆基比肩。甚至这个身份都在事后被查明，是个残酷的玩笑。
他的右派是被错划的。
发现这一幕是在20年后。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指示，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在工人、农民、军队、警察、中等学校学生、营业员和民办教师中不划右派”。第二年，宜黄县文教局在周家福要求下打了报告，提出对他的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县委批了。县法院也给了他一份刑事判决书。因为他“罪行较轻，退赔较好”，决定撤销1959年和1968年的判决，免于刑事处分。
周家福被分到中港小学工作，1982年又经过上访，由民办转成正式教师身份。只是，他已经是一个肢体三等残废、伤病缠身的老人。
邻里的孩子们叫他“周癫子”。那是一次当死刑陪绑，吓得魂飞魄散的累积作用———跟死刑犯一同跪在河滩被枪对准，亲眼看到咫尺之遥的人在一声巨响下鲜血飞溅成为尸体。这种经历，周家福今天讲出来十分平静。
1986年他就办了退休，和调到宜黄县当教师的邓招金一起搬到县里。今天他们住的这栋房子是公房，几年来政府没有向他们要过房租。由于实在太破，邻居们纷纷搬走。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7年。如果不是那一年调工资，周家福和邓招金发现自己要比同龄的同事差上数百元钱，他们很可能默默无语地就此度过一生。这很无奈———1959年到1978年，整整20年的时间，他们被剥夺了做教师的身份。“工龄差20年不说，你是罪犯，三次判刑的罪犯，这个身份让我们怎么给你涨工资呢?”老两口就此踏上了上访之路。
70岁的邹河清后来成为了他们的代理律师。宜黄如今仍是中国213个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县之一，曾经当过检察官、法官的邹，是县里唯一的律师。周家福被宜黄县法院判处七年徒刑的时候，邹河清是民事庭的庭长。为周代理这起案子，他没收钱。
2008年3月找到邹河清之前，周家福老两口提请对当年“破坏粮食政策、抗拒改造、投机倒把”判决再审的申请已被拒绝四次，两次来自宜黄县法院，一次来自抚州市法院，一次来自江西省高法。“老人家，你们的申诉书格式不对，不要总写那些被迫害的经历，去找个律师帮忙吧。”省高法的一位好心法官告诉他们。
在邹河清运作下，抚州市中级法院于2009年6月29日下文，指定宜黄县法院对该案进行再次复查。半年后的12月23日，宜黄县法院作出判决，“经查，该三项罪原审在定性、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确存在一定错误偏差”，撤销1979年对周家福“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宣判他无罪。
50年前的冤屈，至此得以翻案。周家福下一步所做的，便是索赔。
失去自由的赔偿、健康权赔偿、伤残赔偿、精神赔偿、儿女受牵连的赔偿……周家福提出如上多项索赔，一共492万余元。他和律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宜黄这个至今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贫困县，邹河清认为这样高额的赔偿是不现实的。
12次无果奔波
在邹河清看来，这起跨越50年的冤案之所以得以昭雪，最大因素在于法官个人的良知。他点出一个名字：宜黄县法院从外县调来的女院长杨新。她力主给这起案子平反，“法院有人还埋怨她呢”。
宜黄县法院内部对于这起错案的处理是否存在矛盾，无法证实。但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是：杨新希望记者“多做做周老的工作”，并指定该院主管此事的一名徐姓副院长接受采访。然而，这名副院长两度拒绝了采访，当地政府也保持了沉默。
2010年3月24日，抚州市中法对周家福的索赔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是依据《国家赔偿法》，1994年12月31日之前发生和结束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范畴。周家福的刑期到1975年便已结束了。今天再索赔，于法无据。
周上诉到省高法。省高法给予两个回复：一是可向抚州市中法申请行政复议，二是《国家赔偿法》确实有此规定。邹河清认为，这种情况暴露出国家赔偿制度的法制漏洞。《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才开始实行，规定不溯既往。但它并未详细规定，在这一天之前行为结束，而程序未结束的情况该不该赔。从1979年获得那份判决书至2009年，周家福都顶着“免于刑事处分”的罪犯帽子，早已跨越了1995年的界线。老两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工资、住房和子女等方面皆受到影响。这难道不应该索赔?
于是，申冤、上访和托亲戚建博客发帖子，成为周家福老两口坚持至今的行动。邓招金找遍了蔡志明和陈吉兴这些能证明他们遭遇的人，请求他们开出了一份份证明。
数年前，蔡志明身患癌症，后来奇迹般痊愈;陈吉兴今年68岁，依然精神矍铄。
当年的小民兵戴力昌今天已成为黄陂村委会主任。他作证：当年周家老两口确实是作为“四类分子”安置到村里来的，但“我没打过他，我心没那么狠”。
2007年2趟、2008年4趟、2009年4趟、2010年2趟，老两口一共去了12次北京。长途奔波花费的3万余元，反而成了他们进一步坚定上访决心的动力，也可能令政府有朝一日抚平此事的成本变得更高。
在数十年前的反右和“文革”运动中，蒙受冤屈甚至丧生的人数至今无法统计。一些活到今天的受难者企图用司法渠道讨还公道，他们中的极少数也像周家福一样成功了。其中，南京的胡春生成为周家人心中的标杆———周家福的小儿子周群说，胡春生坐了5年牢，也翻案宣判无罪了，成功索赔到了260多万。
12月6日，南都记者联系上了胡春生。1970年，他这个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因被指控“两年前撕坏过四张毛主席像，制造反革命事件”而被判刑5年，又贬至山东一个偏僻县城当工人。“文革”后，胡春生开始为自己申冤。终于，2005年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南京区法院宣判他无罪。
但残忍的真相是：恢复清白5年后的今天，胡春生仍然蜗居在山东那个小县城里，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260多万元，只不过是他索赔的数字。当地政府许诺的安置、人道照顾尚未落实，他工作的工厂已经破产了。
今天，这个头发花白、口音南北混杂的老人仍然坚持不懈地在网上发帖诉说，试图吸引更广泛的关注。
“普通参与者”
校长、生产队长、公社书记、法官“大联筹”总指挥……
以历史角度而言，1959年并不算久远。当年担当这些角色，将周家福的人生一步步摧残的人，那些分布在他生命里一个个节点上的名字，今天多已风烛残年。
在周家福的回忆里，原白竹小学的同事刘志平(化名)是1957年从他手里骗去照片，再画漫画、贴标语陷害他为右派的主力。今天，71岁的刘志平对此予以否认，只承认随大流参加过对周家福的批判会。
他说，自己不是骨干，只是个普通的参加者。甚至连周家福到底是不是右派，都不清楚。
柴雷(化名)是另一个在周家福的上访材料中多次被提到的人：在邻近的桃陂乡石灰厂劳改烧石灰时，柴雷拿着两支手枪，将他从床上拉起来，朝他头上开了一枪，将墙打出一个大洞。硝烟未散，周家福当场被吓昏过去，长妹周秀英用大板车将他从石灰厂拉回公安局。
对这一经历，72岁的柴雷也予以了否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这个县粮食局退休工人始终嘟囔着诸如此类的名词和动词：领导，奉命令，不是我一个人，等等。
他唯一承认的是：自己确为造反派，那天去提审周家福时带了枪———驳壳枪。“就是去了问问他有啥问题，没啥问题就回来了……”
那天下雨。从桃陂到公安局的路，周秀英在近40年后的今天清晰地记得，自己一路都流着眼泪。她当时初中刚毕业，接到通知“把周家福接回公安局来继续批斗”的命令，全家人陷入惶恐。母亲缠过小脚行动不便，身高只有1.5米的周秀英，借了个板车，和12岁的妹妹去了。一路上，哥哥始终昏迷不醒。
听说有记者来找，62岁的高德(化名)匆匆赶回，神情紧张。这个高瘦的老人当年是管着整个先锋大队的“四类分子”的治保主任。用他的话说“那是敌我矛盾”。
不出所料，他的态度也是否认。尽管村主任戴力昌在内的众多人都指他为殴打周家福下手最狠的人之一。按他的说法，那都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教育周家福，“让他好好改造”;很多时候其实他没参加批斗会，“(打人)这个事……都是他们乱说。”
这些在周家福的记忆中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人，双方记忆的交错结果是诡异的罗生门。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问明记者来意后，或要将记者拎来的水果退还，或直接将记者的名片丢还过来。
下一代的遗忘
在父亲的不幸经历中，周家福几个子女的感情都曾受到深深的伤害。
周家长女、长子都没读几年书便被强迫参加劳动。“文革”后期，村里发现过几条大不敬的标语，长子马上被抓起来审讯。一位好心的检察院干部提出核对笔迹，才帮他排除嫌疑。
周秀英受到的影响之一是恋爱。有人曾想给她介绍一个县武装部的年轻干部，稍一打听，知道她有个身为“四类分子”的哥哥，作罢。
不过，仅仅几十年的工夫，连周家福自己的下一代儿孙血亲，对祖父辈受难的历史也飞快地遗忘了，似乎它从未发生过。
大儿子已经10年没回过宜黄了，长女在北京，二儿子因肝癌去世，给周家福留下了一个孙子，如今在上初中。问他：你知道爷爷……的事吗?孩子满脸茫然，摇摇头跑开了。
唯一留在宜黄生活的小儿子周群出生于1973年。他对那段历史唯一的记忆，只是父亲经常被人打昏，放在门板上抬回来。更多的，没有印象了。
身为县职业高中的一名教师，千余元的月薪显然不能让他满意。尽管对“赔款”不无憧憬，周群也不打算给自己的儿子讲受难的故事，“那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能是真的么?一个人怎么能因为一句话说坏了就被抓起来呢?”听周秀英讲述，36岁的大女儿极其惊讶。“我妈妈从前总跟我说，我大舅怎么怎么挨打……我都不相信。电视上也从来没看过啊。”
她在县银行上班，丈夫是公务员，一家人住着260平方米的跃层住宅。和几公里之外周家福老两口四壁透风的平房相比，遥远得如同另一个国度。
不但周家福的故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即便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县城，也是因为一起震惊全国的强拆自焚事件才出了名，如今，在河边晨练的老人们还在为个人利益重要还是建汽车站重要而争论不休。
日子久了，这些事也会慢慢淡掉的。
引述完了该文，我首先要感谢写作该文作者的南都记者冯翔，也要感谢发表该文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
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最近发表了《为了不再重演悲剧》一文。他总结文革中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邻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震惊全国的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近万人的历史事件教训，说：“近年还把反右和文革等历史真相列为禁区，不让揭露和总结教训，以致年轻人还不知有此悲惨的历史；当年整人乃至杀人者，有的还继续横行乡里或称霸文苑政坛。对比一下二战后德国当局处理纳粹分子的态度，即使他们隐姓埋名，逃到天涯海角，即使他们已是七、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也要将他们追捕回国，绳之以法。当然，中国有“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我们也不是以暴易暴的报复主义者，对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历史罪犯可以从宽处理，但不能听之任之。我们不能只要求外国‘以史为鉴’，而对自己本国的痛史却有意淡忘。”
郭道晖先生说得对，记住中国自己的“痛史”，记住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正是我们最最应该做的事。这正是几年来中国右派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目标。
包括宜黄县的那位风烛残年的周家福，我们维权的行动除了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获得物质的与精神的补偿，还在于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人们也许会问：难道中国会再次发生反右运动吗？我个人认为，像1957年那样的反右运动是绝对不会“克隆”了，今天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执政党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了，也不允许他们再发动文革了。即使他们中有人主观上有此愿望，也不会糊涂到学习毛泽东，再来一次反右或文革。
时间、地点、条件变了，我们聪明超群的“九头鸟”们不会做刻舟求剑的蠢事。历史的重演尽管是草蛇灰线，隐然有迹，但是却要穿着新的服装，说着新的语言，演绎着新的故事。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所说的：“黑格尔在某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为什么说现在在中国重演的是喜剧，或悲喜剧。说它是悲剧，那是从表面现象上看，实质上是喜剧或悲喜剧。比如在网上每天都有新鲜的“强拆”故事，老百姓固然是悲剧的主角，但演出这些故事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在向社会演出喜剧丑剧，或者是悲喜剧。
现在我们的政府官员早已脱掉了四个口袋的蓝色干部服，在电视镜头前，都穿着西服革履，系着光鲜的领带，说起话来都是动辄科学发展观等等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是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却冷酷无情，心毒手辣，比如“强拆”、“血拆”，和打右派之类，和对待地富反坏右分子，其实是异曲同工，别无二致。反右过了五十几年了，但是在无所畏惧地镇压老百姓方面，共产党的官员们是一脉相承。他们比反动派还要反动派，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假若，执政党对于我们这些右派的上诉、维权，按照中国宪法、按照世界人权的普世准则，来回应右派们，对于历史冤案，正确地予以解决。该认错的认错，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那么，现今那些县官们还敢于横行乡里骄横跋扈无所顾忌地“强拆”、“血拆”吗？我的这个观感由于读了《江西宜黄拆迁引三人自焚 副县长和警察叉腰阻救人》，更加信然。
据报道：今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强拆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目前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当事人是因为与当地政府拆迁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在数十名公安和城管以及县级主管官员上门“做工作”期间，情绪失控自焚。在场的官员警察等人无一施救，甚至家属想去救人还被阻止，事后还威胁家属不许上访以及向媒体透露此事。
户主为钟如奎一家兄弟姊妹。当时的现场情况是：事发当天上午9时多，分管城建、房管的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敏军带队，房管局范某，凤冈镇派出所指导员熊某以及40多人的警察、城管等，来到他们家。对方表示要进屋检查汽油。钟如翠说，你们有搜查证么？对方表示是“紧急情况”。
当时钟家一共有6人，钟如翠和两个妹妹钟如琴（31岁，未婚）、钟如九、母亲罗志凤（59岁）、父亲的结义兄弟叶忠诚（他们管他叫大伯，79岁）在家。
钟如翠在门外与官员们吵了起来，其他人就把门给锁上了。几分钟后，警察强行把门打开，冲了进去。钟如翠也跟着一起往楼上跑，试图阻止他们。但她被人扯着头发拖回一楼。
钟如翠还听到李敏军说，“你今天不拆，明天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又不是没拆过”。态度相当蛮横。……
于是这个“血拆”造成三人自焚的事件就传遍了互联网。这位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敏军多么牛气冲天！看来“强拆”、“血拆”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家常便饭，为官之道。这样的县官在中国难道只是李敏军一小撮吗？
因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官员们怎么敢于这么牛气冲天、不怕逼出人命呢？从历史来说，就是共产党对于历史的欠债至今都可以一概不予承认，一概不予偿还。不但可以不承认、不偿还，而且还要对于追讨欠债的人予以打击，登录黑名单，通过所在单位、地段、地区的党委、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公安局、国保警察，对你的行踪、活动、电话、电脑时时、处处予以监控，敏感时期还要站岗“保护”，叫你在你生活的环境里受到无处不在的监视，却又不再给你公开宣布戴上右派帽子而已。……我们这些七老八十望九的曾经的右派分子都成了新兴的“反华势力”成员！这真是奇妙的逻辑和特殊的优渥！
这里再为我们的难友周家福说几句。周家福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全国打右派，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余人，那么小学教师占了多少呢？恐怕在一半左右。因为县里打的右派，多数是小教。笔者曾经所在的山东省平度县，打右派五百余人，其中小教占了四百有余，约80%。他们改正后，仍然住在乡村，受到知识、阅历、文化的局限，信息闭塞，恐惧缠身，所以即使在网络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即使还苟活着，也是一群“被遗忘的受难者”。中国第一号右派章伯钧对于他自己及早认罪的原因，有一个自我解释。他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这位由朱德在德国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中共有几十年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竟然说出这么弱智的蠢话，实在是该打他的右派！他虽然会骂“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流氓”，但是仍然不了解毛泽东的流氓本性，以为打了他的右派，毛泽东就会金盆洗手，哪里知道毛泽东打右派的胃口是欲壑难填呀！因此毛泽东打章伯钧的第一号右派真是没有走眼。不首先打他的右派，难道打周家福们吗？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本来许诺对于大学生不予镇压，要网开一面，因为历史教训，镇压大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结果，他食言自肥。作为报应是今天站出来讲话的人中，还正是有几个打了右派的大学生。历史给毛泽东开了一个玩笑，可惜的是他长眠在天安门前的水晶棺里，什么话也听不见了。他的一个个接班人都只会争权夺利，不肯给他留下的欠债埋单、擦屁股。在贪污腐败方面，在玩弄女人方面，他们颇有几个比毛泽东胜出一筹，两筹，甚至于三筹，足可以光宗耀祖，告慰万岁爷。
假若像周家福，获得了492万元，不，只有十分之一，获得49万2千元的赔偿，那么他的案例就会不胫而走，传遍官场，成为一个最最生动的样板，看看还有那个县长、书记敢搞“强拆”、“血拆”，敢说“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没有我们县委书记搞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样的豪言壮语！
反右过去了五十三年，但它的血脉还在中国的血管里搏动！
【后记】江西宜黄我虽然没有到过，但宜黄东邻的金溪县我却到过。那是1945年，我12岁之时，跟随父母逃难到的，正好在金溪遇到抗战胜利，全县城的人民那种欢欣鼓舞的狂热庆祝景象还历历在目。因此，我对于宜黄自然特别的关注。
（2010-12-27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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