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柔弱女子的400天冤狱经历（连载）

1.飞来横祸

我因为买房款项缺额，我遂向当律师的朋友——张律师借下10万元，买下现在居住的房子。

不料，我却被稀里糊涂卷入了“涉嫌共同受贿”冤狱之中400天。

後来，张律师查无实据，平反昭雪。而我仍然沉冤深深，不见天日。因为制造冤案的检察官害怕承担责任，就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拖延，并继续玩弄法律条文，来掩盖他们的错误。

在对我以“取保候审”释放后，就开始了“路漫漫”的诉冤过程。

这个诉冤过程，饱含辛酸和泪水，几乎把身体拖跨。当然，也遇到了富有责任感的好法官。

对我抄家和被捕，就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

大家知道，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全世界稍有人性的人，无不为无辜受难的人们痛心疾首。就在那一天，纽约世贸大夏的双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用客机撞毁。机上乘客和世贸大夏内数千人们，顿时命归黄泉，灰飞烟灭。

而在那一天，我的家也被中国法盲检察官攻陷。是故，我将我的冤狱经历命名为《我的911》。

2.抄家

2001年9月11日上午9时，我被部长叫出办公室，告诉我人事科长打了电话过来，说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来了一干人。正在四楼，让我马上过去。

我赶到四楼，人事科长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上海市检察院的人找你……然后，把我带到第四会议室。

我走进会议室一看，里面已有很多“大盖帽”，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大盖帽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

我说，家里的钥匙在办公室，我必须回办公室去拿。

他们犹豫了几十秒钟后，然后又看了看一个矮个子的大盖帽（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了便于称呼，以后我就称他“小矮子”吧）。小矮子脸色阴沉了一会，才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两个女的一边一个，紧紧贴着我，后面还跟着一个男的，步步紧跟。生怕我飞走似的。

他们一步不离地紧紧挟持着我，一个个紧绷着的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像要把我吞下去一样。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所以我还是无愧地昂首挺胸，走我的路。

到办公室拿了钥匙后，我就被他们带到他们开来的车旁。

正在准备开车的时候，单位人事部长奔跑而来，我让司机慢点开，把车窗打开。人事部长虚伪地关照我说，把问题说清楚，早点回来。

我说，知道了。

车到家时，我从门玻璃窗中看见家里面有许多晃动的影子，开门一看，已有4－5个陌生男人在家里。当中夹着我儿子。原来他们是兵分两路，早已占领了我的住宅。我提出到办公室去拿钥匙，他们虽然犹豫了一下，其实已没有必要了。

儿子还没有开学，正在家里睡觉。实在是让儿子担惊受怕了。儿子非常害怕的看着我，我给他的表情是镇静自若。

其实我表面平静，内心却是波淘汹涌。看着他们十几个人在我家到处走动，然后一个说，我们要对你抄家。

一个乌眼珠的又瘦又黑的大盖帽一边说话、一边看小矮子的脸色。只要小矮子使一个眼色，乌眼珠就动手。

他们十几个人的分工不同，有指挥的，有跟踪的，有打手，更有一批擅长翻箱倒柜的人。

我说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凭证，也没有出示他们的身份证明，更不告诉我涉嫌什么，只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名字。遭到我的断然拒绝。

小矮子大声吼叫着说，不签字也要抄。

我儿子因此站出来说，你们凭什么抄我们的家？

小矮子对我儿子吼叫说，你不要管，你出去。

我儿子说，这是我的家，我凭什么出去，你们滚出去。

小矮子恶狠狠的指着我儿子说，你妨碍公务，我们马上叫公安局把你抓起来。

我看儿子稚嫩的脸上已经充满了愤怒。我害怕儿子受到他们的伤害，便劝住儿子说，你不要说，我会应付他们。

儿子在一旁说，“你们为什么大声吼我妈妈……”

我告诉儿子，“妈妈不怕，你别担心。”儿子这才镇静下来。

小矮子说，“你不签字也要抄家。你配合我们签字，我们不会象文革那样的抄。”

我不知道小矮子在文革中是否抄过别人家的家。但根据他的“不打自招”，看来他是个抄家老手。

他们一群人围着我们母子，一群人在那里动手抄家。我知道今天是肯定逃不过此劫了，便签了名字。

在搜查单上，我只看见两个人的名字。于是，我顺手在旁边的报纸上记下了这两个名字。然后看了看儿子，好让他看到。

这时，小矮子立即抢过报纸。对我吼叫道：“写什么？”然后把报纸揉成一团，随同抄家物资一起收去。

小矮子令一位拿摄像机的女人把所有房间扫一遍。并转身恶狠狠的对我说：“把你和张某的有关书信拿出来。”

天哪，即使和张某有关系，也不会有什么书信呀！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哪有什么必要写信？

另外一个男的走进我儿子的房间，拉开儿子书桌的抽屉，准备抄查儿子的东西。我愤怒喊叫：“我儿子的房间不许抄。”但他根本不理我，一边斜我一眼，一边继续拉开第二个抽屉。

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朝着小矮子大声怒吼着：“不许抄查我儿子的房间……”

小矮子呆了几十秒。他大概在想——他所需要的钱和书信，不太可能放在我儿子的房间。然后就说：“好，她孩子的房间不抄。”那个抄家的人才从里面走出来。

我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抄家的家伙。他一直瞪着一双恶狠狠的黑眼珠子，锁在腰带里的衬衣下面的粒纽扣没有扣上，敞开形成一个敞开的等腰的三角形，露出发黑的肚脐眼。显示出这个人的恶俗和缺乏教养。

我看到心爱的儿子无助的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大口地呼出粗气，气得脸色发青，我感到十分难过，十分心痛。我轻声关照儿子：“把你的房门关上。”

小矮子马上接口说：“房门不许关。”

在我一再的愤怒叫喊声中，他们总算没有再抄查我儿子的房间。天哪，平常轻言细语、温婉柔顺的我，今天都有了与他们拼命的冲动，只要他们再伤害到我的儿子。因为孩子长大了，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秘密。我平常打扫他的房间，从来不看也不翻。

从上午十点前一直查抄到下午四点，儿子半步不离的一直站在我的身旁。

两个女的也是一样，半步不离的跟着我。我上厕所时，她们俩也挤了进厕所。他们没有吃中饭，但我和儿子连早餐都没有吃。

由于极度愤恨，我只感到神经高度紧张，口渴的要命。任凭喝下多少水，总是感到口渴，就像没有喝水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怒火煎熬中的口渴。

我让儿子从冰箱里拿个苹果给我吃，但咬了一口，却怎么也吞咽不下去。我就把苹果递给了儿子，让儿子吃。但他也吃不下。我要他吃点东西下去，儿子已经饿了两顿了。

下午四点，他们已经抄累了、抄饿了。本来就在病中的我，当然已经站不住了，就坐在傍边的椅子上，看着这群法盲的折腾。

他们把抄出来的东西收集起来，然后让我在查抄物品清单上签字。我一笔一笔对照。把我的银行工资卡拿了出来说：“这是我的银行工资卡，你们也要拿？”

小矮子说：“怎么证明是你的工资卡？”

我说：“楼下就是工商银行，你去查一下。”

他们看了看。也懒得去查，而且看见上面的存款是几千元。就让我在查抄清单上划去，签上我的名字。

这笔钱其实是2万多元。只是他们看到的是前几个月的数字。后来成为我儿子的上学和生活唯一的费用来源。

我看到查抄清单写着“信件若干”。

我问他们：“是几封信件？”

小矮子实在不耐烦了，就凶我说：“你签字就是了。”

我说，“必须数一下是几封信件。”

他们看我不签字。就数了一下，是七封信件。都是1976年女同学的来信。他要这些信件干嘛？我实在想不通。

小矮子没有抄到他希望得到的张某的片言只语。拿着这几封同学间的信件和钱，想做什么？

无缘无故把我家的钱和书信抄走？这是哪家的法律呀？是不是小矮子一拍脑袋临时决定的？

尽管小矮子说了“不是象文革那样的抄家。”但也已经把我135平方米的住房到处翻了个遍了。在我整洁的家私上印满了带着狐臭的手迹；在我柔软干净的羊毛地毯上踩满了肮脏的脚印。

3.入狱

核对和签完“查抄物品清单”后，他们就要把我带走。

儿子站在门口默默无语，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脸，在等待我和他说话。看看心爱的儿子，面对飞来的横祸，我一时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待了几秒钟，我就被小矮子一把推出了家门。把一片狼籍的家，留给了孤苦伶仃的儿子。我这个病弱女子，哪能经得起小矮子恶狠狠的一推。他要对我怎样，我怎有力量反抗？

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先是各人吃饭，吃饱了又来审讯我。

我要求给儿子打电话，好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并告诉他去外婆家吃饭时，不要告诉外婆我被抄家及被带走之事。母亲身体不好，且有心血管疾病，我耽心她受不了这种打击。

但小矮子不让我打电话。

我十分气愤，便正告他：“如果儿子将此事告诉我母亲，母亲因此病倒或气绝身亡，我将找你算账。”

他犹豫的一下说：“好吧。”然后就离开了。

几分钟后，有人过来告诉我，说我家里没有人。

我说：“不可能，此时儿子不会离开家里。”要求他再打。

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后说：“已经转告你儿子了。”

我将信将疑。

事实上，我被释放后回到家里后，儿子才告诉我说：“那天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任何人来过电话。”

审讯到天黑，仍然没有获得小矮子希望的结果。他们要回家了，便拿来了手铐，叫我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然后把我押到车上。一天下来，我已疲惫不堪，车外面一片漆黑，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带着手铐索性闭目仰躺在车座椅上。两边各一个检察官押着我。

开车的承办（以后称：G承办）在反光镜里看见我仰躺在座椅上，可能是他感觉到这种姿势不顺眼。便大声嚷嚷着要我坐起来。我当作没有听见。

旁边的两位检察官朝我看了看，看我一身疲惫的样子，就没有做声。这时，我估计时间到了晚上十点以后，只感到饥渴难熬，疲惫不堪。

不知过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他们叫我下车。把我带到一个坚固的大铁门边，然后把我关进一个铁笼子里。

我以为这一夜要在这里渡过了，就要求他们拿个凳子来。那个G承办可能对我车上时不理会他还有气，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从未听到还有人要凳子坐的。”

我站在铁笼子里，已经支持不住了，只好倚靠在铁笼边蹲下。过一会儿，来了个穿制服女人（后面称；M管教）。她打开铁笼子门，让我出来，解下了手铐。

M管教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搜查，把衣服和腰间的装饰带全部解下来，再把裤皮带解下来，在我的口袋里摸出五元钱。一起交给了送我来的检察官，还缴去有我的随身坤包。然后给我带上了她带来的手铐，送我来的检察官就转身而去了。

我被M管教带进阴森漆黑的巷道里。一路上，M管教对我说，这里面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要我在里面不要多说话。

我才意识到被关押，感到非常害怕，要求M管教把我安排在人少一点的房间。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问，“他们会打我吗？”她说：“不会的，如果有人打你，你就叫管教。”

走过阴森黑暗的巷道，就进入监房。我一看，里面只有两个地铺位。我心想，哦，还是把我带到人少的房间，不禁心存谢意。

在房间门口，M管教再次对我进行检查，让我把衣服裤子脱掉，让我把胸衣解下来。

看到两个睡在地板上的人，我睡意朦胧起来。不一会，看到她们拿着一个脸盘，里面有手纸、肥皂、一双很旧的塑料底的布鞋、一床棉被、一套囚服走过来。

M管教叫我换上囚衣，脱下皮鞋，穿上她们配给我的拖鞋。让我自己拿着脸盘和棉被，带着我走过几个房门，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下，让我进去。

我跨进一步，只听见身后哐啷一声，铁门被重重的撞上和下锁了。我就在这间监房中，渡过了400个日日夜夜。

这间监房昏暗，睡了一地的人。她们好奇的眼光全聚焦在我的脸上，使我不敢直视她们。有一个胖女人起来（当天值日的人），将我安排在厕所边的铺位上。

夜已深了，疲惫已极的我，顾不上看清周围的环境，顾不上地板上的潮湿和霉气，顾不上厕所边冲鼻的味道，席地卧下后，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看着一夜不灭的灯光，我一夜未眠。

在2001年9月11日，有许多人未眠。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客机，撞毁了纽约世贸大夏的双塔，震惊了全世界。只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我在监狱里一夜未眠，我想，从来没有离开我悉心呵护的儿子，也一定是一夜未眠。

这一天，恐怖分子撞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夏的双塔。这一天，我温馨和平的家也被法盲检察院攻陷。

从此以后，我就失去了平和安定的生活，迫使我与冤屈抗争……

4.新的一天

我一夜未眠，天刚朦朦亮，只听到“呜…”的一声，就像火车的汽笛声。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看到我周围的人立刻弹了起来，迅速穿衣叠被……原来是起床的号声。昨晚的那个值日的胖女人，尖叫着要我赶快起来。

我跟着她们穿衣叠被后，才最后一个完成洗漱。然后一个个靠墙盘腿坐在各自床前的地面上。我当然就坐在厕所傍边。

这一天一夜之间的惊人巨变，使我的生物钟已经完全紊乱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在那里坐了很久，感到有些饿了，毕竟昨天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又一夜未眠。

我问旁边的看似教师的FLG女人：“这里是不是每天二顿饭？要到9点才开饭？”

FLG女人说：“不，每天早上7点吃早饭。”

哇！还没到早上7点呀！我怎么感到坐了这么久了呢？早晨“呜…”的一声汽笛声时是几点呀？

到这时，我的饥渴感越来越强烈。我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每一秒都在与饥渴搏斗……

睡在第一铺位的江姐走过来，轻声问我：“是检察院还是公安局把你送进来的？”

我说：“是检察院。”

她听了我的回答后，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然后咕噜了一句：“我也是市检察院送进来的。”

江姐后来跟我说：“检察院送进来的案子，一般是经济类案件较多。公安局就不一定了，FLG都是公安局送进来的……”她认为我只有这两种可能。

吃好早饭，昨晚上带我进来的M管教从走廊里走了过来，站在铁栏栅前跟我说：“你的房间是8号，‘2100’就是你的名字。”

我说：“我叫陈询，不叫‘2100’”……但M管教已经转身而去。

江姐对我说，“我们这里不许叫姓名，只许叫番号的。以后他们叫‘2100’时，你要应……”

我这才知道，我的名字已经被“2100”取代了。

开始时，我对这种称呼经常反应不过来。前几次提审，管教打开牢门叫“2100”时，经常需要用监房里的人提醒我，我才醒悟过来。

上午9点多，牢门打开了。高叫“2100”，经同牢房中的人提醒，我才有些迟疑地向管教提出，请她把昨夜的胸衣给我。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我走出监房，在走廊里看看周围的环境。昨晚进来时，阴森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管教锁好门后，便对我喝骂起来：“谁叫你东张西望的？走黑线！没有人教你？不懂规矩……”

在走出第三道和第四道门前，还要面壁而立。待管教给我带上手拷后，再打第四道铁门。在第四道铁门后，我看到昨天送我进来的检察官们已站在门外等我了。

然后，他们把我带进一条走廊，走进一个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房内有一张像讲台一样的桌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我坐的椅子。桌子后面是提审我的人的座位。我坐的椅子有点像小孩子坐的摇篮。因为前面有一块可以上锁的横板，可以把被审者的双手固定起来。

昨天晚上送我进来，今天一大早就来提审我。他们还是比较重视和积极的。我能理解他们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情。因为我的案子是某副局长变为正局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市政府头头关心的案子，我竟然成了他们官场厮杀的筹码了。

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自以为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所以，我除了气愤，心里倒是没有什么忐忑不安。以至这些检察官们和“经验老到”的小矮子说我很老练的（后来我才知道，小矮子是主办我案件的上海市检察院反贪局的王副局长）。

自我成年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没有穿胸衣坐在众多大男人面前。我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仿如光着身子，感到浑身不自在。又带着手铐，我只能将脊背弓起来，以遮掩自己的羞涩感。

从此以后，从早到晚，我都是弓背低头迎接每天的审讯。穿胸衣成了我的奢望。

市级检察院反贪局王副局长亲自提审我的案子，应该是不多见的。但王副局长从头到尾，经常亲自提审我，常常是毫无结果。这更促使他每天来亲自来提审我。

他审讯我的口头禅是：“这怎么让我们向XX市长汇报呀？怎么让市领导放心啊？嗯！”我都听腻了。在他旁边的小检察官也附和着他。

审讯开始，例行程序是姓名年龄职业性别等。G承办说可以准许我聘请律师，我当时感到非常的突然，便脱口而出：“请什么律师？这点小事，有什么搞不清楚的？”

G承办说：“这由你就自己决定。”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请一个律师，以便和家人沟通一下。

我写下了我最要好女律师的名字……但事实上，请律师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是一个装模作样的过程。检察院根本就不同意她做我的律师。在这一阶段的14天里，我没有见到我的律师。

他们的审讯我的内容，翻来覆去只有两点：一是要我承认XX借钱给我，是送给我的。二是要我承认和某法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一个单身女人，要抚养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经济上肯定承受不起。且一个单身的女人，接受男人的帮助，肯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他们经常“替我担心”地问：“10万元钱，你怎么还？”

对于这个问题，我懒得过多解释。因为在以后几个月的调查中，当他们调查到10万元钱只是我半年的收入时，才打破了他们建立在臆想基础上的推断。

这是当今中国的典型“办案方法”——对某人作出有罪推定后，先把人关起来，再以口供来“取证”。

审讯已过了晚饭时间。

我回到监房后，江姐自责地对我说：“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提审你。挨了管教的骂，都怪我来不及跟你说清这里的规矩。下次管教在锁门的时候，你应该站在走廊边，面对墙壁。走出去的时候，要走在黑线，不能东张西望，不能靠走廊走，不能靠窗边走……”

回到监房，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天真地想，用不着记下这么多规矩，也许坚持几天，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潮湿和臭烘烘的厕所边，想起了我可爱的儿子，想起了慈爱的母亲，我感到十分伤心和难过。儿子此时是怎么过的？母亲会不会因此而病倒？儿子24日才开学，一个人在被抄得乱哄哄的大房子里，是否会出什么意外？我越想越害怕……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的飞，仿佛在告诉我：你是新来的，我们要吸你的血……我心想，就让蚊子把我的血吸去一些吧，也许可以变得轻松一点……所以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蚊子叮咬，而不去拍打蚊子。只是呆呆地看着一个个蚊子拖着滚圆发红的肚子离我而去……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到夜已深了……

5.被捕

恶劣的环境和饮食条件，摧残着我的健康。连日的提审，更是一种精神折磨。体重本来不足100斤的我，很快成了“骨感美人”。

这些天里，我拒绝背监规、拒绝与人说话、拒绝晚上看电视、拒绝阅读监规的小册子。监规是进监就要熟读并背诵的。如果三天里背不出，就要受罚。我天天被提审，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背？

几天下来，我和狱友们已经有了一些感情，她们很同情我：“没见过这样天天从早到晚不停提审的……”

根据她们的经验，对我的拘留很可能证据不足，所以要抓紧时间提审。何况检察院只有14天的拘留期限。

因此，狱友们都帮着我说话，我背不下监规，让M管教再延长几天，说我没有时间看小册子。其实M管教本来是知道的。

到了最后限期的前一天，我才听从了狱友们纷纷的劝告，翻了翻小册子。因为我不背监规，全监室的狱友都要受到处罚，晚上就没有电视看了。

我不看电视，还不如说我不敢看电视。因为看见电视屏幕里来去自由的人们，会勾起我伤心的联想。而今我身陷囹圄，越看越受不了。我宁愿一个人坐在一边发呆。

按照监狱的规矩，每天晚上七点半以后，可以看电视，也是这里唯一的一小时娱乐时间。我只能看着白粉壁，粉壁上有许多刻痕，大多是关在这里的老犯人偷偷地将刻骨铭心的话语刻写在墙上，也有不少小诗。有的是为自己命运不幸而哀叹，有的是表达对亲人的思念……我越看越感到伤感，惦记着自己的亲人。

接我进来的M管教走了过来对我说：“你过来，过来看电视。”

我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我不要看电视。”

她大声吼叫起来：“过来，过来看电视。对着墙壁发呆，呆疯了。”

我仍站在原地没有动，心想，看电视也要强迫呀。

她厉声喊叫房间里的人：“把她拖过来，我要和她说话。”

众狱友听令后，只好把我推出去。在这里，任何人的一点自尊，都要受到残酷的摧残。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劳动模范，退休后返聘回来的。她是个经验老到的看守，很细心很负责。她一直在监视屏幕前监视新来人的状态。

任何初入狱的人，都有一个艰难的心理适应过程。且对于我这个无辜的人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就更长。所以我根本不会在乎环境和饮食。

检察院也用足了时间，分秒必争，天天审到天黑为止。双休日也不放过。

一个星期后，看守所主管“辛巴”找我谈话说：“按照规矩，进来第二天就必须跟你谈话。但由于天天都在提审你，使得我们没有时间找你谈话……”谈话内容是大致了解一下我的案情，并关照我要遵守这里的规矩。

第十四天到了，上午没有人来。一般审讯上午就来人了。这天却打破了惯例。

我想，下午可能是来放我的出去的。按照惯例，一半是下午放人。送进来大都在晚上。枪毙的人都是一大早就来车押走了。

下午，牢门打开了，全部狱友都知道是来找我的。我已经等在门口了，管教也没有叫番号。只是像往常一样给我戴上手铐后，就令我走出监房。我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怎样，心里不免忐忑起来。

出了第四道铁门，我就看见检察院的承办们已等在那里，一个人手上拿着一张A4纸。我明白那是逮捕证。

到了审讯室，检察官把A4纸往审讯台上一放。宣布我被捕。

然后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遭到我拒绝。

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签字？”

我说：“请告诉我是什么罪名。”

他们说：“你在拘留证上签名很快哦，为什么在逮捕证上不签字？”

我说：“拘留，是我接受你们的审查。”

他们说，“逮捕也是审查呀。”

我说，“14天的审查已经结束了，请告诉我是什么罪名。”

……

那位穿制服的警察吼叫到最后，也没有耐心了，把A4纸往审讯台上一拍，然后说了句“你们让她自己她签吧。”就转身走了。

其他检察官继续把逮捕证拿到我面前说：“你自己看看，XX领导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有看，也不知道是哪个领导签的字。

检察官说：“你今天态度不好，不配合我们。”然后又说：“不签字也照样逮捕。”

我说：“那又何必让我签字？”

我想让他们带信给律师：“我要见律师。我已经逮捕了，我还没有见到过律师。”

他们说：“目前不适宜会见律师。”

十分钟后，他们把我送我回了监房。

监房间里的人也没有问我的结果怎样。都知道这里的规矩，假如释放，不会让我再走进房间的。我没有说话，就在门口的水池前哭了。

一会儿，牢门又开了。“辛巴”走了过来，她朝我看了看问道：“你没有在逮捕证上签名。”

我说：“没有。”

她问：“为什么？”

我说：“他们没有给我什么罪名。”

她说：“我早跟你说过的嘛，要跟承办搞好关系，你怎么不配合他们呢？”

我说：“他们已经逮捕我了，我怎么和他们搞好关系？怎么配合他们？”

“辛巴”重重地把门关上，就转身离去了。

14天来，一场诡异的游戏今天有了结果，那就是逮捕。逮捕日期是2001年9月25日。

儿子也应该在24日开学了。这一天，儿子没有去学校。他等到25日，但得到的是我被逮捕的消息
。
后来我才听说，我被捕的当天晚上，我的家人和朋友去了我家里，大家的心情非常沮丧，没有多余的话，相对默默无语。这时，我的男朋友请求我哥哥从梳妆台玻璃台面下取出我的照片。其他的人也随便的拿我的照片了。

当时，我哥哥便咆哮起来。而带着眼镜的他，却悲愤流泪地高声叫道：“她死啦，她回不来了！”

6.逮捕以后

我被逮捕以后，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再加上十多天的精神折磨，就更感虚弱和疲惫了。当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我感到眼都睁不开，人也起不来了。起床号响以后，大家看着我不起来，管教就过来了。

FLG狱友向管教求情说，她一晚上都没有睡过，就让她再睡一会儿吧。管教同意了，让我把铺位移到边上。其实，我也睡不着，只是不想起来。也许是一种抗拒的心理吧。

早上九点，上日班的辛巴来了。她打开木门后，两只眼睛在铁栏栅间虎视眈眈的望着我说，“怎么啦，还不起来？”说完后，又打开铁门。

我只好问她：“你找我么？”

辛巴说：“是呀，你行不。”

我只好支撑起萎靡不振的身躯，跟着她出去。

在辛巴的办公室里，她教训我说，“有些人自己说没有事情，事情倒十分严重。有些人说自己有事情，反而没事。”

其实，在这里，有些人知道自己有问题，但也很快出去了。但我知道自己没问题，却逮捕了。辛巴说的没有说错。

她看见我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精神和面貌，还是安慰了我几句，“既来之则安之吧。逮捕也是侦查，会弄清楚的。”

拘留以后，由于检察院关照了看守所。说我是“高压线”（高压线是不能碰的，这是他们的行话）。因此，14天来，我请了两次律师，都被检察院断然拒绝。他们剥夺了我见律师的资格了。

我跟家人杳无音讯。此时，我也非常想知道母亲和孩子的情况。尤其是孩子，我走了，就他一个人，这使我十分担心。

我只能在谈话时提出，让辛巴给我儿子打一个电话，让他好好学习，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在这里还好，让他不要为我担心。

但我得到辛巴的回答是：“我黄管教的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

我说，“你不说案情，只是关照一声。”但仍被辛巴拒绝了。

从这一天开始，狱友们看见了我有了白发。我洗澡时，又看见我的背后有了一块银币大的白斑（白癜风，这种病多因精神因素引起）。

我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和刺激，身体也一天天垮下来了。以至在以后的审讯中，引起恶心呕吐。每夜靠一粒保心丸，才能浅浅地睡眠。本来就有点宽大的裤子，现在越穿越宽大了。

九月份的天气，正是蚊子猖獗的季节。而这里的蚊子，又大又厉害。我的整个手背上，全部是蚊子叮咬后的红色疹斑，连一粒黄豆大的完好皮肤也没有给我留下。用手摸摸脸上，也到处是硬疙瘩。

经历了突然抄家，又经历了刑事拘留，再遭到了正式逮捕，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来得太莫名其妙了。我实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百思不得其解。精神上自然是苦恼万分。我耽心自己就要被这种莫名其妙的冤狱击倒了。

7.国庆节和中秋节

十一国庆节就要到了，看守让我们去浴室洗个热水澡。20多天来第一次洗澡，连脱衣服和穿衣服限定每人十分钟。还给我们剪了短发（逮捕前可以不剪，但逮捕后一定要剪成短发），大家轮流着去剪，大概5分钟剪一个，基本上剪了一个上午，全女监都剪了。以后每逢过节或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们剪发。

轮到给我剪时，我要求不剪。因为这里的发式与外面的完全不同。我虽然已经逮捕了，但我还幻想着回家。

管教当然不同意，就说：“逮捕了还想回家？出来！剪！”

我无可奈何，最后一个去剪。

管教问我，剪什么式样？（短发的式样几乎是一刀切，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平时都做了时髦的发型，还到专门的理发店去修剪。此时，看见理发师傅的理发箱子，又看着逼着我去剪发的管教，心情非常差。没有回答管教的问话。

管教又催了一声。

然后我才说：“既然回不了家，给我剃个光头吧！”

管教哈哈大笑着说：“现在男的都不想剃光头了，你倒要剃光头。”

管教转头跟理发师傅说，“就给她剪个短发吧！”

这是我进监后第一个节日。虽然有了暂时回不了家的思想准备，但每逢佳节倍思亲，又被强迫剪去了一头秀发，情绪就变得更加低落。我日夜耽心着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耽心母亲的安危，感到时间过得非常慢，真是度日如年。

每月一次的查监，也在节日前展开了。查监者按顺序搜查到我们监房时，先令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堆放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套被褥、一只自制的枕头、一只马夹袋（上海方言，把一次性塑料袋称为马夹袋）。然后令每个人从监室出来，出来一个检查一个。从头到脚，再到鞋底。等全监室的人都出来后，再一起赶进9号监房。

9号监房是临时性关押已决犯的地方。已决犯就是已经判刑即将送往监狱的犯人。一般关在9号监房不会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已决犯时，9号监房就是空着的。

然后是管教进到我们的监房，翻天覆地的搜查起来。一根针一根线都休想在她们的眼皮底下藏住，她们比猎犬还敏感。

搜查结束后，再打开9号监房门，把我们放进自己的监房，再整理自己被抛洒得混乱不堪的个人生活用品。

寻找自己的东西时，常常发生误会。有的人会把别人的东西收在自己的马夹袋里，使得另一方到处寻找。经常是一只袜子在东一只在西。最容搞错的就是胸衣。进来时，每个人的胸衣都被收去了。然后在天热以前，由看守所统一发给统一式样的白色胸衣。时间一长，留在胸衣上的标记印象模糊了，就弄不清了。

每次查监时，走出监房，我最担心的是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儿子，记住。你要好好学习，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顾不了你了，今后一切全靠你自己。不要为妈妈担心。我的事情，我会自己处理好的。多去看看外婆。妈妈：陈询。”

因为我没有律师可以和我的家人沟通，所以只能乘写陈述时留一小片纸条，写上几句话，想借有人出去的机会再带给儿子。结果纸条一直保留到我回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带出去。

这次国庆节，对我强制剪短发和野蛮搜查，留给了我巨大的心灵创伤，也给了我莫大的人格侮辱，使我压抑的心情久久难以释怀。从此以后，我总把国庆节视为我的受难日。

到了中秋节，看守所给每个当事人发了4只月饼。不管这4只月饼像铁疙瘩一样硬，丢在地板上砰砰脆响（在看守所里，任何东西都是从铁栏栅里丢进来的。然后是我们在地板上拾来），总比没有吃的要好。听狱友们介绍，今年的中秋节，看守所格外开恩，在我们这个月的大账里开支，再给所有犯人买了8只月饼，这样我们每人就有12只“砰砰响”的月饼。

这是我有生以来吃月饼最多的一次，连自己都感到奢华。但这12只月饼有的人要吃几个月。监狱里伙食差，尽管啃不动，但没有人舍得丢掉。一直吃到天冷。中秋节的伙食也稍微改善一些，天天有点荤菜了。

中秋佳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一家人坐在明亮的月光下，银色的月光洒在亲人的身上，其乐融融，举杯邀明月，把酒话桑麻……但在这个中秋佳节里，我却遭逢这无妄之冤狱，被关在铁笼子里，看不到明月，也看不到亲人。只能想像着天上高悬的明月，暗自思念着亲人，特别是想念我孤苦伶仃的儿子，想念我病中的母亲。

在看守所里，平时每人每月180元生活费（财政拨款支出）。水电医都包括在里面。去除这些杂费后，大约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在90元左右。

每人每月保证有一只咸蛋，有一块咸肉，有一小罐腌制的糖醋蒜酱菜，每周六有豆制品。然后每天的菜谱是1、3、5、7小荤，2、4、6大荤。所谓的小荤，就是有一点肉丁。所谓大荤，则有几片肥肉片。过节的时候，天天有荤菜。

有些人关的时间长了，大账买来的密封包装肉类食品不舍得的吃，到了坏了还不舍得丢。硬吃下去，就会引起身体不适，还不舍得吐掉。

记得被判15年的潘爱华，已经关了两年多了。大家不吃的鸡皮，统统给了她。还有开过封口的罐子，留久就会坏。所以给她，她就统统吃下去。结果肚子疼的哇哇叫。

我说：“你吃的太多了，去厕所把它吐出来吧。”

她说：“人家好不容易吃到点好吃的，你却叫人家吐出来。”

最后，还是由不得她，全都喷出来。呕吐到肚子空空、大小便失禁为止。整个监房都是她吐的污秽物的臭气，吐得她上吐下泻一起来。

FLG狱友热心善良，不嫌肮脏，帮她清理污秽，还帮她把尿屎裤子洗干净。

但潘爱华吃一盏却不长一智，经常犯这样的毛病，到了国庆节或中秋节，她又会吃得上吐下泻才停。结果是每次她都白吃了。

逮捕几天后的连续两个节日，天天可以看电视，也不必盘腿打坐，还可以下飞行棋和跳棋，大家过得很自在。

但我却是心烦意乱。我就像一头关在铁笼子中猛狮，不停地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我在监房里站坐不安，来回转圈。时不时透过铁栏栅仰望天空，独自哀伤和叹息。

是不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

8、同监室的狱友

我被正式逮捕以后，渐渐的关心起周围的人和事来了。

在我们监房中，我是第七个进去的“囚犯”。第七个位置就在厕所边。如果人多，在七个横铺的走道边，还可以加上两个竖铺位。这个监房可以放上九张单人小席子，每个人占一张小席子的面积。

我在看守所期间，见到过我们监房人最多时有10个。七个横放的席子折起一点，才可以挤下去。人少的时候，只有4个人，睡的地方就很宽敞。但好日子不长。

比起男监来，女监就好多了。听说男监挤的时候，称睡觉是“排带鱼”，都是侧着身子睡的。夜间起来小便后，就无法挤下去了。

女监有四米多高的天花板，墙上面有一个九寸的摇头风扇。每个监房的摇头扇都发出不同的声音，管教们称之为“小鸟叫”。这种声音哪里像小鸟的悦耳鸣叫。这种吱吱的高频机械声，简直让人烦躁不安。

而不开风扇，又闷热得难受。摇头风扇的开关，由看守统一控制。一般是一年开一次关一次。也就是说，开了就不关了，关了也就不开了。

入秋以后的气候，昼夜温差变大了。有时是凉飕飕的阴冷，有时又火辣辣的燥热。因此，大家只好忍受着。天确实冷了，大家才一致要求把风扇关了。关了之后，就不给开了。

我这个常年咳嗽的瘦个子，早就忍受不了那吱吱呀呀的摇头风扇。天凉时，又避不开吹过来的凉风。

天花板上顶上，吊下一盏长年不灭的灯泡。不管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总是那么一点亮光。当灯泡坏了以后，我们故意不报告，以享受一下黑夜睡觉的安宁。

监房的南北有两扇窗子，一年四季，晚上七点开窗，早上九点关窗。哪怕是冬天摄氏零下5度的刺骨的寒风往监房里面灌，夏天里面热到摄氏40度，一概不能改变。

监房里面的规矩，晚上睡觉，头要露出来，不能蒙头睡。任凭北风吹、雨打湿、刺鼻的橡胶味熏（因为看守所北面，有一个生产橡胶鞋底的工厂）。

走廊的墙壁上写着一些标语：如“浪子回头金不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宁静致远”等，还有一些毛主席语录：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呀，什么人民战争的。

江姐已白发苍苍了，她已56岁了。她来这个监房已有一年多了。后来被法院判决免于处罚，白白关了两年多。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过年前，检察院来人提审她。那是非常寒冷的一天，牢房门打开，管教叫到她的番号时，她楞了半天，还在问，“是叫我么？”

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出过监房了。听到管教回答是叫她时，她就浑身颤抖，难以自制。

我们监房里的女囚都笑话她，管教也笑她：“你为什么发抖呀？”江姐说：“我也不知道呀。”

后来，我们还经常以此作为聊以解忧的笑谈。

江姐回来说：提审她时，一楼提审室满员了，要她上二楼提审室去，但她走不上去了。

FLG狱友和江姐同岁，也是白发苍苍了。她们开庭时很热闹，有7个被告。她是判得最轻的一个，是最长时间的缓刑。

FLG狱友的邻居黄阿姨被判了八年，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FLG狱友虽然曾经患过癌症，做过五次手术，但她那张红苹果似的圆脸，却始终带着微笑。她给我们这些苦瓜脸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明媚的阳光，带来了生机盎然。黄阿姨的两个女儿，也分别被判了4年和3年。大女儿在即将举行婚礼前被抓了进来的。

FLG狱友二楼的邻居葛老师比她年轻，被判了6年。

FLG狱友助人为乐，真诚善良。我实在想不通这个政权为何要判她们的重刑。

我被释放回家后，曾去松江女子监狱看望过狱友，也曾想去看望葛老师，但不许我去探望。事后听说她一直在监狱里的日子很难过，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且和刑事犯关在一起。

葛老师关进监狱不到两年，身体就完全跨掉了。直到临死前一天，狱方才给她的家人打电话，说允许家人把她从提篮桥监狱医院领回去。

家属把她从提篮桥监狱医院领出来，直接送往医院。但没到第二天，葛老师就死了。

医生质问葛老师的加人说：“为什么不早点送来？”但葛老师的亲人却无法回答。

FLG的罪名都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我睡厕所边的值班囚犯叫陆林芳。她开庭时，前去傍听的人也很多。她是因非法集资罪被抓进来的，后来判了五年。

陆林芳原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后来公交车大都改为自动投币了，她就失业了。陆林芳告诉我说，做这个（集资）赚了很多钱。如果这次判的时间不长，出去后还要做。

陆林芳还与一名男犯同案，那个跟她合伙的男人是武汉团市委的团市委书记。他们涉嫌非法集资4.3亿多元。在对那个团市委书记抄家时，在他的大厨里抄出成捆成捆的钞票，有上千万元现金。还有一千万元钱没有追查到，所以一直没有对陆林芳宣判。

后来那个团市委书记在哄骗和压力下，交待出了七千多万元赃款的窝藏地点。公安局和检察院把这些告诉了陆林芳，陆林芳就没有什么主意了。

她想，他什么都供出来了，自己也要争取留条性命，也交代出千万钱财窝藏地点。但还有1.4亿元下落不明。

过年前一天，我们监房隔壁的牢门打开了，管教在叫与陆林芳同案的那个女主犯段澄丽出来。

段澄丽问：“什么事？”

管教回答：“开庭。”

段澄丽啰嗦了起来，随口一句：“今天开什么死人庭呀！”

过了不久，段澄丽从法院回来了。她已戴上了手铐脚镣，脚镣铁链拖在水泥地上发出一串金属脆响。原来，段澄丽被宣判了死刑。

其实，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的惯例。节日前总要抓一批，杀一批。因此，节日前的监房往往爆满。平常之时，一般性犯罪都不抓。但一股风刮来，就抓进来一大片。有很多人都是这股风刮进来的，从而制造了大量冤案。

我想，什么时候不再利用节日“从重从快”了，就说明我们的法治有所进步了。

段澄丽被判处死刑后，手铐脚镣一直戴她在身上，日夜不分离。她噩梦不断，尖叫大闹。因此，律师带给她一套的红衣服穿在身上，说可以避邪，但也未能如愿。死到临头了，还想用红色保住性命。殊不知红色正是血腥的颜色。

临刑前三天，辛巴让段澄丽写一式三份的遗嘱，并告诉她，在允许的范围内，她需要什么食品都可以满足她。

段澄丽告诉辛巴，在这里的一切物品全部不要了。她给儿子的遗言，要待儿子满18周岁（当时仅11岁）以后才能交给他。

段澄丽已在看守关了四年了。临刑前，听说最厉害的女狱警官辛巴也落泪了。平时，任何人看到辛巴都感到害怕，被狱友们暗地里称之为“狮子王”。“辛巴”骂人的泼辣凶狠劲，天下没有几个女人能赶得上，足可以称得上泼妇骂街。

第四铺位的人叫许红，40多岁。她在上海郊区开着一个专供男女共浴的娱乐场所的。租用的是区政府的房子。听说她的生意很好。200多万元的投资，一年多就全部收回来了。

许红的娱乐场的主顾，主要是市区有官帽身份的人在那里淫乱或休息。

许红有保护伞，男女共浴的娱乐场开业两年多后，一天，当地政府有人通风报信，关照她夜间有公安来巡视。但因为开业时间一久，她就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而没有避开。她就被抓住了，就关了进来。

我没有看到许红的忧戚面容，她反而是常常嘻嘻哈哈，很开心的样子。也许她心里有底，所以她才不怕。

早晨起来，许红喜欢双手合十，隔着走廊，面对窗外的天空叨叨祈祷。因为辛巴有时看到她嘻嘻哈哈，所以她经常挨辛巴的骂。

有一次，辛巴把她父亲送来的食品丢给她，仍看到许红嘻嘻哈哈的样子。辛巴就骂开了：“看在你可怜巴巴、老泪纵横的70多岁的老父亲面子上，才把你老父亲给你的东西带进来给你（食品，家属不能送进来的），你却在这里嘻嘻哈哈，你知道你的老父亲有多么可怜……”

从此，许红好像长大了些似的。

许红告诉我，她有三个哥哥，她和她三哥是龙凤双胞胎，她是爸爸的宝贝心肝，爸爸很宠爱她惯着她，什么事情都依着她，还给她递烟斟酒呢。

许红被关了进来，她是有思想准备的。她的律师说她最多五年。如果运气好，就可以判个缓刑。但那天法院判决回来后，她终于大哭起来了。

狱友问她判了几年，她用手做了一个七年的手势。

这一天，许红整整哭了一昼夜，我们都没有睡好。管教怕出事，不断的过来看她的情绪。给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也没有什么效果。

第五个铺位的名字忘了。30岁左右。听她自己说，她给警察行了小贿，满30天就放出去了。

第六个铺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她叫金铃，24岁。刚从加拿大回上海的留学生，刚下飞机，就被公安带进来了。

1997年时，刚满18岁的她，在“金色年代”做服务生。她在一次陪广州和北京的客人时，为小费引起了争吵。广州男人掴了她的耳光，她拿起酒杯回击，向那男人砸了过去，正好把广州男人的眼珠子砸出来了。

当时对她拘留了30天后，就放出去了。相隔四年了，借着“从重从快”的“东风”，警察当局要把她的案子做个了结。因此，去找她家，没想到她家已经动迁了。但警察还是找到了她爸爸，得知她已经在加拿大读书了。

公安局让她爸爸告诉她，让她给公安局打个电话。小姑娘给公安局打去了电话。公安局问：“最近好吗？想知道我们四年前对你的处理的案件满意吗？”

小姑娘说：“很满意的。”

公安局再问她：“什么时候回国？”

小姑娘说：“每年回来两次。”

就在911前一周，她从加拿大回到上海，在入境口，机场公安就收缴了她的护照，让她在一边等着。然后，她就被公安送到看守所来了。

我对法律稍有了解，让她和律师说，可以把她的案子做成刑事附带民事案。对被害人赔款后，刑事责任可以从轻判决。掉了一个眼珠子，肯定是重伤。最高可以判处7年。让她父亲找到了被害人主动提出赔款。小姑娘自己准备赔款20万元，她说在加拿大赔，50万元也过不去的。

就这样，开庭前，小姑娘希望我帮她写自我陈述，我没有同意。我让她自己写好后，帮她看看，再提出修改意见。

小姑娘的自我陈述写了十点，全是为自己辩护言辞。

我看后，帮她改成了四点，且全是赔礼道歉的意思。但小姑娘不同意这四点自我陈述。

我就跟她说，这种意外伤害的案子，被害人和法院主要就看你的悔过态度。态度很要紧的。你已经重伤了人家，纵有一百个理由，也成了被告了。既然赔款了，应当有一个好的态度。否则，你赔什么款？如果你愿意坐7年牢，就不要赔礼道歉了。到那时，你出来才31岁嘛。

后来，到了在法庭上，小姑娘还是按我意见修改了自我陈述，取得很好的效果。

她从法院回到监房后，很感谢我，并兴奋地跟我叨叨不休。说肯定可以获得轻判了。

过了几天，小姑娘在凌晨醒来时，脑子里跳出来一个“辽”字，她又高兴的跟我说，她要走了，让我把电话留给她。

我还真的有点不想她有什么联系，帮她修改自我陈述前，小姑娘还跟我沤了一场气。

两周后，在过年前。小姑娘被宣判赔款12万，缓刑四年。

她的学历我不太了解。

9、朝鲜姑娘

在看守所里，最让我牵肠挂肚和至今难以忘怀的人，是一个朝鲜姑娘。

她是一个很聪明灵慧的女孩。那年，她24岁，属马。和我儿子同岁。看到她聪明灵慧美丽，就使从心底产生一种慈爱的情怀，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对她多方照顾呵护。使我牵挂至今，难以释怀。

她从来不叫我的番号“00”。因为在看守所里，无论年龄大小，只许叫番号。我的番号是“2100”，一般只叫后面两位数。因此“玲玲”就是我的番号。一听到别人叫“玲玲”，我就知道是在叫我。但朝鲜小姑娘一直叫我妈妈，常常亲切地偎依在我的身边。

她趁管教不注意的时候，常常帮我揉揉肩捶捶腿。我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来看待和关心。

天气渐冷的时候，我家里带来的厚绒耐克运动衣，就一直穿在她的身上。她一听着开门声，就异常地紧张和恐怖，吓得脸色发青、浑身颤抖。以为要把她们押回朝鲜。

她说押回朝鲜后，就是叛国投敌的死罪，就没命了。

她住在元山市，名叫金殊云。她要把她随身的皮箱要留给我，里面有一部手机和一万元人民币。

一万元人民币在朝鲜元山市可以买最好的海景房（3室一厅的也只有朝鲜人民币16万元。当时1元中国人民币＝20元朝鲜人民币）。

她来到中国哈尔滨一年多，在一家服装厂日夜干活，省吃俭用积攒了1万元人民币。如果在朝鲜，这根本无法想像。

她说，在朝鲜农村，连鸡蛋也吃不上。花生米是一粒一粒买来吃的。她常说中国好。说这次回去，如果留得性命，一定还会通过出境手续再来。把她的妈妈也带过来。也让我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

她说在押回去的途中，在火车上时，她还有逃生的机会。即乘押送警不注意时跳下火车。反正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那天，牢门打开，辛巴的眼睛紧盯着她，她立即颤抖起来，并倒在地上。大家立刻动手扶起她，我拿出一粒麝香宝心丸塞进她嘴里。

金殊云被押出牢房时，虽然万分恐惧，但很坚强。她没有哭，我却是禁不住泪眼汪汪。

她要将身上穿着耐克厚绒服要脱下来还给我。我赶紧制止她说：“天气已经很冷了，千万不能脱下。衣服就送给你穿，保重身体要紧……”

她马上从包裹里把她最好的一件韩国品牌的线衣送给我。我让她自己留着，但她说留给我做个纪念。

我说你已经留在我心中了，衣服要御寒用的，不能给我。然后我给了她一瓶自己省下来的麝香宝心丸，她紧紧地握在手里，贴在胸口。

她被管教催促着，离开了我身边。

几分钟后，她被带出了房间，那瓶麝香宝心丸立即被管教没收了。我也挨了管教的骂。

她走出门口时，还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向我们张望，直到见不到我们为止。

我见不到她后，我伤心得失声痛哭起来。她带走我的心，带走了我对她无尽的思念。不知道她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

就算她能逃脱魔掌，就算有机会跳下飞速行驶的列车，也要摔成重伤啊。我可怜的孩子啊……

金殊云是在一个夜晚来到我们监房的。当她出现在走廊里时，就听到她撕心裂肺的惊恐哭泣声。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撕心裂肺的恐怖声音。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这样的惊恐？她说，那个高大的女人（辛巴）要把她的衣服脱光，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吓得惊恐地哭喊。因为关她进来时，辛巴看到她不太听得懂汉语，就动手扒她的衣裤，才让她惊恐异常。

金殊云还是一个羞涩的处女，她洗澡时把胸部紧紧的掩住，我们大家也尽量给她一块最隐蔽的地方，都主动避开。

有一次，一个从发廊里抓进来的女老板很稀奇，趁她不注意时跑去偷看。使得金殊云满脸羞红。她穿好衣服后，大骂发廊老板：“你脑子有病呀。”

发廊老板辩解说，“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我们大家都指责发廊老板。

我问金殊云，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她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去她大伯家，但她大伯却搬家了。邻居指着一个方向让她前去寻找。她在大雪迷朦中往前走。走着走着，她就迷路了。但她忍着饥饿一直往前走。她走了很久，也没有见到房子。夜已很深了，才看到前面有了灯光。她就往有灯光的房子走去，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一问话，老太太立刻告诉她来到了中国，说她不知不觉走过了大雪冰封的图们江了。

老太太就把她留下，过了几天，老太太就告诉她，用7000元人民币卖给一个村夫。她不愿意，就逃走了。

金殊云逃到哈尔滨，被一个在朝鲜当过志愿军的服装厂厂长留下做工。

然后，她一心想取得在中国的合法居住权，但没有门路。他听说在上海的韩国使馆可以办理去韩国的手续，于是她赶到上海韩国使馆。

使馆工作人员告诉她，过一天再来办理手续。

她从使馆出来，回到旅馆的大马路上后，被一个便衣男人在她肩上重重地拍了一掌，她就被抓住了。然后就被那个便衣男人带到旅馆，办理了退房手续，并让她拿上自己的行李，就被带到看守所来了。

我们房间的两个朝鲜族人，都是在走出韩国使馆后，在大马路上被抓进来的。

她离开我身边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出狱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音讯。我真耽心，她是不是被朝鲜当局枪毙了。

她是我断肠的思念。我只能为她伤心哭泣，却又无可奈何。

金家王朝对朝鲜人民残民以逞，把朝鲜弄得民不聊生，惨绝人寰。中共当局也是它的帮凶啊。

10、俄罗斯舞女

在寒冷的冬天里，刚送走了令我牵肠挂肚的朝鲜小姑娘，又进来了一个俄罗斯舞女。

这个俄罗斯舞女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因为签证过期了，就被抓了进来。等凑足一定人数后，再成批押送出境。

抓进来的俄罗斯舞女很多，每个监房关一个。她们隔着房间向走廊里大声喊话。我们听不懂，管教也听不懂。管教便忙着阻止她们大声嚷嚷。

楼上男监房有俄罗斯舞女的男朋友，舞女大声呼唤男友的名字。如果没有应答，她们她就伤心地背靠墙壁，看着天花板，唱起了幽幽的情歌，希望男友听见。

我们听不懂她的歌词，但能听懂她唱的是热恋的情歌，是对恋人的深深牵挂。深深的忧伤挂在脸上。让人感动，也让人心碎。连管教也禁不住偷偷地听。

当我们正在静心聆听进入音乐情景的时候，管教就会咚咚敲响木门，实在是大煞风景，以至我们都吓了一大跳。歌声立刻停止。

碰到比较宽松的管教值班时，我们就请她唱歌跳舞。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纯朴美丽、黄头发高鼻梁的俄罗斯少女，尽情地展示她的青春和美丽，展示她的迷人风采。

看到她美丽的舞姿，听到她动人的旋律，我的心也变得年青起来。

苏联解体以后，民众非常贫穷。她们都是来上海以卖唱跳舞谋生的女孩。她们待在看守所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恐惧感。成批押走时，她们很不愿意离开这个赚钱的地方。

朝鲜、中国、俄罗斯地缘相近，似乎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她们来时是走“亲戚”，却关进了中国的看守所，被强制押送回去。

11、过年了

快过年了，这是我进来以后第三个节日。第二个节日是中秋节，所有犯人在电视里听领导说话，当听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时，全监房的人都相拥而泣。

我不要过节，因为节日使我特别想家，特别惦记亲人，心情特别难受。母亲和儿子怎么样了。以前的快乐时光，一下变成了心情沉重的时刻。关的时间较长的老犯人，给监房里所有的人定了个规矩：从年三十开始不许哭。怕影响大家的情绪。

其实，年初一早上，眼睛哭肿的人，并不是我一个。她们也躲在被窝里流泪。人人有个家，人人都想家，思念亲人。

过年前，上级要来检查看守所的工作，这可把辛巴忙坏了。她是女监的头。把她在外面带来的气发泄到我们头上，经常对我们骂骂咧咧。

上级快来检查了，她亲自到每个监房“关照”。态度也好多了。

她打开牢房门，就站在门口。我们马上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们靠墙而立。聆听她的训戒：上面来人问你们话，不要瞎说，想想好再说。如果问，你们房间里有“排头”（狱霸的代名词）吗？你们就说没有，只有值日。

因为我来了不久，且我从来不关心监房里的事，禁不住问了一句：“什么是排头呀？”

辛巴马上说：对，这样回答也可以。

然后关照我，不知道就不要多问。

过年了，由于我没有接见的权利(家属送日用品)，因此，家属无法给我衣物和日用品及钱。最近，我连买生活必须品的钱也没有了。过年可以开大账(每个人可以买100元钱生活用品和食品，称为“开大账”)，我的账上只有50元，不够开大帐。因此没有购生活用品及食品的资格。

在此之前，辛巴也和检察院说过，要求他们告诉我的家人，给我拿点钱来。

临近过年了，我再次询问辛巴。辛巴说：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指检察院）不让拿钱来，你懂得呀。（意思是你可能在过年前出去了）

对！过年前，顾承办和李承办（女）来时，李承办问我，陈询，要过年了，过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团圆，你想过年前解决还是过年后解决？

我说不知道。

李承办说，你属猴的吧，属猴的应该很机灵呀。不知道我们来意吗？听她的口气，是过年前放我的。没有想到年三十时，她们连人影也不见了。

那天，辛巴来了。她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到了她的办公室。她说：还是既来之则安之，遵守监规等。

回监室时，辛巴在她办公桌边的马夹袋里，拿出来四只苹果，还有点糖和几包速溶咖啡给我。说，你没有开大账，没有食品，就拿去过个年吧。

监房里的人第一次看见我被辛巴单独约谈，还带了一个马夹袋进来，里面是吃的。都好奇的问我，我说是辛巴给我过年吃的。

她们一看里面有咖啡（咖啡不允许进监房的），很稀奇很馋的样子，我知道她们都想要，就每人一包分给她们，结果正好还有一包是我自己的，要是缺一包，我自己就没有了。

那天监房里的人都感到辛巴对我很恩宠。此时，我十分痛恨检察机关的承办们在年前对我的谈话，全是在欺骗我。

后来才知道，是单位领导在年前的人代会上对我的不利的发言，导致我又被延长羁押了。

过年了，按照惯例，要让我们去洗澡。浴室就在北面走廊的尽头，平时是管教们的洗澡的地方。每个房间轮流打开牢门去洗，也是10分钟。连脱衣和穿衣在内。还有一次去浴室洗澡是在三八妇女节。

400天里，我洗过三次热水澡。平时在监房的水池边的水泥地上洗澡。有小半盆热水，是每人轮到值日时才可以洗澡，冬天也是如此。

过年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在房间活动，还可以下飞行棋和跳棋。

平时的反省时间里，要盘腿坐在各人的位置上。不能起来，也不能把腿伸直。中间休息的时候，才能上厕所。上午坐两次，下午坐两次。所以，虽说在房间里，但在反省的时间里，还是不能乱说乱动的。

我盘腿而坐最难受，这种长时间坐法，只有练功的人才擅长。我人瘦，盘腿而坐时，尾骨顶在地板上，很难受。所以，过年了，这个罪我可以少受了。

过年前，来了一个拍照的警察，都要拍标准像。

牢门打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如此往返，每个人都把苦瓜脸拍了下来。照像的人恶狠狠的，讲话硬蹦蹦的。

轮到我出去的时候，我胸前还有一块小白板，上面写着“2100”。由于憎恶这种照相。我眼睛却斜看旁边。拍照的警察一再叫我看相机，我反感地朝他看了一眼，已经照好了。

照完像后，还要留指印，警察抓住你的手指，左右一滚，一个完整的手指印就留下了。每个进来的人，双手都蘸满了黑色，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

过年了，我听见遥远的鞭炮声，看着铁丝网上闪烁的火光。我第一次默默地对月亮和星星祷告说：“我要回家”。

12.审讯

对我连续审问了三十多次。审问到后来，每当我被审问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承办们的手机响了。只听见他们对着手机说：嗯，马上结束，马上就回家。

听到这话，我从心里感激他们的家人。要结束这难熬审讯，既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他们。

他们天天对我审讯，就是因为我买下隔壁一套房子，房款不够，我向朋友张安法官借了10万元，要我承认是受贿，还要我承认和张法官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第十次审讯我时，记得很清楚，是我进看守所的第十一天。以往审讯时，我从来没有这么主动的敞开说。那天，我说了很多话。离正式逮捕只有三天了，我一定要把他们关心的两个问题说清楚，说服他们。

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与张法官的关系问题。小矮子有罪推定，始终认为自己的臆断是正确的。他又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推断不容改变。我要解除承办们的疑问，机会已经很少了，更何况小矮子今天没来。

在我陈述过程中，承办们听得很仔细。因为关于我和张法官的关系审题，是我过去不愿谈的，但这次非谈不可了。

我问他们：你们已经调查了10天了，关于我与张法官的关系，你们不仅在这里问我，你们可以问在外面人嘛？有谁可以说我与张法官有不正当关系？只要有人讲我和张法官有不正当的关系，虽然够不上用刑法来判决我，我愿在这里把牢底坐穿。请你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我赌毒咒发恶誓：假如我有与张法官的不正当关系，我的家人被汽车撞死。我没有这个关系，谁乱说，他们的家人统统被汽车撞死……

过了一会，换来两位女检察官，她们问我：你是不是有性冷淡？

我说：不知道。她们的思维很简单，认为关系好的男女，没有性关系是不正常的。

后来，张法官出狱后，我问起他：“他们是否也问过你，我们俩的关系问题。”

张法官说：“一样的。他们也问过我：‘是否在这方面有障碍。’气得我立刻和他们说：‘你们不要问我，叫你们的老婆今晚过来试试，明天早上你去问她们。’”

张法官回答得很潇洒啊。既无情鞭打了这些蛮不讲理的人，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我却没有这么潇洒。害得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却伤透了脑筋，急急慌慌，跟他们说了一大堆言不及义的话。

这天的审讯结束前，顾承办说：你今天说了很多，很好。我们今天的笔录对你非常有利，你好自为之吧。

那天回到监房后，是我心情最好的一天。以至全监房里的人都猜测我可能要获释了。

但过了几天，我被捕了。顾承办感到很无奈。

对我的审讯虽然没有任何进展，但仍然天天继续，天天一样。不这样，就难以向他们的头——小矮子交代。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提出：让我自己写吧。

顾承办考虑了一下说：“你要珍惜呀，我们一般不会让当事人自己写的。”

我坐在提审桌上，第一次戴着手铐写字，很不习惯，写得不快。他们站在旁边吹牛。

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他们买来盒饭，也给了我一份。盒饭质量倒不差，但我心情不好，实在没有胃口。且带着手铐吃饭也不太方便。我没有吃。

顾承办催我快吃，说吃好了还要继续写。

我说，里面有饭。（监房里的狱友每次都会把饭留着，尽管大家都想多吃一份。）

顾承办说：我知道你里面有饭，里面的饭菜哪有这里的好啦？

我说：我不想吃。

顾承办说：你能吃点就吃点吧。

听到他这句话，感到他们第一次把我当人看。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泪水拌着盒饭咽下。但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事实上，顾承办那晚送我进来对我恨恨吆喝的态度，直到逐渐转变成温和的态度，我也看出他很无奈。

一天，顾承办在审讯我的时候，开口就讲：你怎么办？国家也不允许我们放着大案子不办，抓了个老百姓在那里审呀审的。浪费我们的精力和国家的财力呀。

听到他这样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这番话，竟然与我在狱室中的嘀咕一样：这帮子人拿着国家工资，天天到这里来审讯我。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

难道他们对我的案子已有了结论？或顾承办与小矮子有所不同？

我想，他在内心深处承认我是无辜的。只是在小矮子的压迫下，不好公开表态而已。却在无意之中，露出了心迹。

一天，当他们调查到我的年收入时，顾承办吃惊地对我说：你怎么办？你这么好的工作，年收入比我们还高。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失去工作怎么办？

对于这桩案件，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收尾。小矮子也不来了。

我无以回答，只是想，看你们怎么收场。

我问顾承办：你们黄领导（指小矮子）呢，去问问他怎么办？

顾承办说：他有大案子要办。

我说：我也是大案呀，他亲自抄家，亲自审讯我十几次。就不了了之啦？

顾承办无语。

那天，我要求他下次给我带本《刑事诉讼法》来，我要看看自己到底触犯了哪一条？

第二天来审问时，他带来了《刑事诉讼法》。让我看夹着书签的部份，即共同犯罪和受贿罪两个条款。我认真的看了半天，也弄不懂自己触犯了哪一条。

我问他：“我犯了哪一条哪一款呀？”

他说：“你看共同和受贿就可以了，其他跟你无关。”他也说不出我犯了哪一条。

不看也罢，越看越莫明其妙，越看越来气。我气得发抖，手在抽筋发麻。突然间感觉胃部疼痛，恶心呕吐。接着苦胆水从我胃中翻出，吐了一地。

顾承办停止了说话，让我休息一下。我要求他给我一杯温开水，他立即出去弄来一杯温开水来。待呕吐停止，我感到稍好些时，他才继续审讯。因为不到他们下班的时间，是不会结束审讯的。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提出来要把《刑事诉讼法》带进监房去仔细看看，他说：“可以呀，但看守所有规定，这类书不准你带进去看的。”

事后我请求辛巴，要求看《刑事诉讼法》。却被辛巴一句话顶了回来：“现在看还来得及么？这里不许看。”

一天，顾承办告诉我（与其说是来审讯我，还不如说来陪我坐坐，看着我流泪）。你儿子不读书了，站在检察院围墙边哭着跟我们要妈妈。还在学习法律，与我讨教呢。

听到这句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低下头，任凭大滴的泪珠滚滚洒落在手铐上。我既心痛又焦急，使我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液也疯狂起来，双手僵硬发麻。

每天十几小时的审讯。就是记录和眼泪。记录的卷宗有半尺厚。我常常是泪眼朦胧，形成一层薄雾，蒙住我明亮的眼睛，使视力大幅度的下降。

但小矮子却一味的认为我有罪。他在一次在审讯时，就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对我说：“五年。”

我看了看他的手掌，没有吭声。

旁边的顾承办说，“你说呀，在法庭上也要你说的呀。”

我说：“你去问问闵行检察院，他们早有结论了。”

小矮子说：“闵行检察院算什么东西，我们市检做事，一贯是大胆的。”

我说：“我不想在这里说。”

小矮子凭什么说我五年呀。我想，究竟谁是法盲？他玩弄权术而造成我的不幸，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啊。我想，我会在法庭上控诉他的。可惜的是，小矮子最后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我送上法庭。

其实，顾承办非常明白我是无辜的，只是不敢违抗他的上司小矮子而已。

记得在最后一次的审讯中，顾承办还问我：“你很恨我们么”（他与李承办）。

我立即回答：“我不恨你们。”

李承办接口说：“能不恨我们吗，我看得出来，你是恨我们的。”

我说，“我恨的人是有的，但不是你们俩。”她才感到稍稍心安。

我本想再补充说明，这个案子，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但我前面已经说过“不恨他们”的话了，再说也是多余了。

从心底来说，我确实没有怨恨过他俩。尽管他俩自始至终对我审讯。其实我也很同情他们。

我的审讯环境也如顾承办最后对我说的那样，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他们俩一来，就用三个杯子，用他们带来的上好绿茶泡上三杯。每次审讯时间很长，但茶水一直有。也从来没有侮辱过我。我非但没有怨恨他俩，还心存感激。

是小矮子造成了我的冤狱，也造成他们俩的困惑。

就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案情，迫使他们提审我三十多次。

难怪有一次他们的鼎局长一来就跟我说：“陈询，你的案子非常简单，我虽然第一次来，但你的案子我已经顺背如流，也倒背如流。我到你单位也去过，你还是单位里工作能力蛮强的人。在计算机方面，你是这届留校学生里做的最好的。你是最幸运的，学校毕业就留校。不像别人去了外地，去了农村。现在是你最悖的时候了吧。就这么点小事情，说说清楚，早点回去，待在这里干嘛？”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人代会之后，也就是过年以后。

2002年的3月6日上午，来了6-7个检察官。当我走进提审室时，看到端坐在提审桌前的四位检察官，桌子的两边各放这一个摄像机。摄像机的红灯闪亮着。一个摄影的，还在我四周忙碌着，咔嚓咔嚓地响。

我看看左右两只摄像机对顾承办说，“有必要吗？这样做。”

顾承办说，“你不要去管它。”这是自提审以来，第一次由我先开口说话。

到晚上十点左右，顾承办才说，“鉴于你的身体（因为来例假常要上厕所，需要女承办一步不离的跟着），今天早点结束。”

签名时我数了一下笔录纸，有32页。审讯时间长达12小时。

第二天早上，辛巴一上班就来找我。问我昨天审讯到几点？

我说大概是10点吧。

她说她下班时，看到还在审讯。还说既然这样，你还是安心在这里。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既然不让我回家，就请转告检察院，让家里给我拿三千元钱来。

辛巴说我狮子大开口。因为一般家属每次带钱不会超过一千元。且看守所规定，每月只许用100元买生活用品和食品。

这么长时间的审讯，不是给辛巴过年前释放的感觉，而是要被重判的感觉了。

构陷一桩冤案，也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否则就会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多亏小矮子具有疯狂的“敬业精神”。否则怎样向刘市长汇报？怎让领导放心？

国家机器

"向刘市长汇报？"
難道是劉振元?

这我没问。

【阿询按】有一种文字不需要修改，有一种文字不需要排版，有一种文字不需要编辑，有一种文字不需要报童，却人人寻觅、流传遥远。

认识荆楚先生，是先认识他的文字。

在国内外论坛上，经常看到很多跟帖赞赏的荆楚先生的文章，这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认识了笔名“荆楚”的特立独行的大作。只要发现，篇篇都看，且要截下收藏。才知道被网友誉为“桂林才子”的荆楚先生，才气横溢，文采斐然，嬉笑怒骂，皆是一篇篇的流光溢彩的不朽篇章。

过去，我喜欢看岛上李熬的文章。看过荆楚的文章，我感到荆楚就是大陆上的“李熬”。

而今得知他也在看《我的911》，而且不惜宝贵时间赐教，鼓励。使我心花怒放、受益匪浅。

但一直不敢将荆楚先生《娓娓道来诉哀愁——<我的911>读后》一文转来，我知道，《我的911》是一种日记性的纪实文字。转来，感到有愧于荆楚先生对我的赞赏。不转，则有愧于荆楚先生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娓娓道来诉哀愁——《我的911》读后

荆楚

读完阿询《我的911》一书的前32节（见新浪博客《我的911》连载：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5492262_0_1.html）我感到有几句话要说，不吐不快：

其一，我素来相信，女性在细腻温婉的表达上，有男性不可企及的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郑义夫人北明大姐，胡平夫人王艾，胡佳夫人曾金燕等。她们的夫君是海内外知名的文章大家，丹青妙手，但这些女性在细腻温婉的表达能力上，则远超其夫君。这是上帝赋予女性的优势，只能让我等堂堂须眉望洋兴叹，自愧不如。读完阿询《我的911》一书的前29节，我也有这种慨叹。

其二，在文学结构上，阿询将自己的苦难经历，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把一个个分镜头组合起来，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就反映出这场苦难经历的全貌。

关于这一点，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写作《迷惘——一个原银行员工的心路历程》一书时，先后用了两种结构，写了两稿。都让我感到甚不满意，只好删去。因为所尝试的两种方法，都难以表达出“中国特色”的官场潜规则和次生文化，也很难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为此困惑苦思了很久。

后来，我在司马迁的《史记》和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启发之下，才找到这种电影蒙太奇的表达方法，才找到写作的快感，才感到得心应手了。

只是因为这部书稿无法在国内公开出版，写作了一半，就忙于其他事情去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接着写下去。因为没有出版的可能，就没有强烈的创作冲动。也因为自己的慵散和俗务缠身。

我没有料到，阿询初涉文学殿堂，她没有像我这样苦苦摸索，她一上来，就找到这种创作手法。她的蕙质兰心，冰雪聪明，由此可见一斑。这不但让我欣赏，也彰显出自己的迟钝。

其三，阅读她的《我的911》，如品香茗，淡雅芬芳而又余韵绵绵，简洁明快而又清丽流畅。看完前29节，我就在内心默默感叹——我要是政法大学的老师，我就会向学生推荐这部书稿，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让学生据以了解中国司法的现状。正如她在《我的911》前言中所述：“在中国，冤案如山，人们已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我蒙受的冤狱，只是这个的社会的一滴晨露。”“虽然如此，我仍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希望人们通过这滴‘晨露’，映照出中国法治的现状，对中国司法进步有所裨补。”

其四，看完前32节，勾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静静期待着阿询把全书写完，以便看到她这场苦难经历的最终结果。我想，这就是文学上的“悬念意识”吧。

写于民国99年（2010-5-28）上午

13.我要控告

经过三十多次的连续审讯，仍然没有任何结论。从夏天一直审讯到来年春天。

原来同监室的人，都先后离开了。唯独我关了近七个月了，仍然没有任何结论。

前些日子，我向管教提出：“要找监检谈话。”“监检”就是检察院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的简称。

辛巴从走廊里走过来时，我说：“报告管教。我请求与曾监检谈话。”

辛巴反应过敏，以为我要向监检反映她们的情况，便紧蹦着脸说：“你去找他们谈话好了。”却不开门。

我说：“曾监检说了，先要征得你们的同意。”

辛巴说：“你们不是已经谈了么？”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大约在三月底，辛巴才来打开牢门，放我出去，把我带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女检察官。她自我介绍说：“我是看守所的监检。我姓顾。”

哦，我请求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来找我谈话。我要求跟曾检谈话，辛巴却给我换成了顾监检。

我说：“是的，我请求好长时间了。”

顾监检说：“你有什么要说？”

我说：“我要控告。控告检察一分院把我关在这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

顾监检说：“多长时间了。”

我说：“将近七个月了。”

顾监检说：“不长呀，在侦查阶段嘛。”

我愤怒地说：“这么点小事，侦查了这么久，还在侦查阶段？我要控告。请你把我的控告转告有关部门。”

顾监检说：“你不能控告，你不是已决犯。”

我问：“什么已决犯？”

她说：“已决犯就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假如判决不公，可以提出控告。”

天哪，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已经被超期羁押很久了，身体也折磨得很瘦弱了。却不可以控告？

“难道把我关死了，也不能控告？”我问顾监检。

她仍说：“还在侦查阶段……”

听到这里，我感到浑身发冷。真要把我关到死，也没有呼救的权利么？

然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要控告消息却不胫而走。市检一分院楼上楼下的人都知道了。检察官们都知道，小矮子办了一个臭案。“臭案”是他们的行话。

这个消息传到我家人耳中时，母亲因此避免了第三次中风。

在我与家人消息隔绝的七个月里，第一次得到了我要控告的消息，使他们更加明白我是清白无辜的，更明白我正在勇敢地斗争。

后来回到家里后，母亲告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豁然开朗。她知道我是挺得住的，要是早想到这点，也不至于两次中风了……

母亲的第二次中风，就是因为睡不着、吃不下，半夜哭醒才造成的。我要控告的消息，也可以说挽救了我母亲的命。

而我的哥哥和我的儿子，在万分绝望的时候，也看到了希望。放下了一颗悬吊的心。

在看守所的400天里，我经历了一个当事人的母亲和另一个当事人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女儿被囚后气绝身亡的事情。

14.公诉处来审问

2002年4月2日下午，我被叫出狱室。当我走出第四道铁门时，习惯地朝外面看了看。但没有看见以往提审我的检察官，却是两个穿制服的陌生检察官。以往的三十多次提审，都是那帮人。这一次，却变成了陌生人。

走进提审室，我仔细地看着两位检察官。一个是脸上有许多青春豆的年轻人（以后称谢公诉），另一位是年轻学生的样子，他始终没有说过话。

谢公诉看到我好奇的在打量他们，就开口说：“你是陈询吧。”

我嗯了一声。

他说：“我们是市检察院一分院公诉处的。你的案子已经由侦查处（反贪局）移送到我们公诉处了。我们照例在三天内通知你。你对我们对你起诉有意见吗？”

我一听，睁大眼睛高声反问道：“怎么没有意见？你们凭什么起诉我呀？”我把“凭什么”三个字说的狠狠的。

谢公诉马上说：“哎呀，意见还不小嘛。好，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告知你的。以后我们还会再来。你在‘告知通知书’上签字吧。”

我签字后，谢公诉没有多余的话，就送我回监室了。

狱友们都好奇的问我，今天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

我说告知她们说，案子移送到公诉处了，他们准备起诉我了……

这一天，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也感到气愤。一直以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起诉我，但今天公诉处却来告知我了。

气愤的是，假如上法庭，我何以见人？见到我的家人时，他们会怎么想？

另一种想法是，也是我一直期盼的——我要在法庭上控告检察院。让法官来衡量谁在违法，谁有罪？

两种心情反复折腾。不变的是“我没有犯罪”的信心始终支撑着我。

我的矛盾和气愤，狱友们不能理解。我只能将其压抑在心里，慢慢地熬吧。

心情平静了一段时间后，我又一次被内心的波澜搅动。晚上整夜失眠，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但监室内一片漆黑。

这一熬，就熬过了三个月（公诉处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到了2004年7月2日，谢公诉又来了。

第二次见面，彼此已认识。我来到提审室后，谢公诉直截了当地说：“陈询，我给你做一次笔录。你要相信我，我会把你的问题全部弄清楚的。但你要和我们说实话。”

听他这样说话，我心里感到温暖。就回答说：“好的，但我希望你据实记录。过去他们的记录，每次都要我很多更正后，才能签字。我不希望这次也这样。”

谢公诉说：“好，我一定做到。”

还是那个借款的问题，顺便也问了我和张的关系。都按实记录了。笔录好后，谢公诉让我看看，说需要更正的地方就更正。

我大致看了看。没有玩弄文字的地方，没有那么多费劲理解的文字，读起来也通畅。我也没有需要更正的地方。我就全部签了字。谢公诉也没有多余的话，就送我回监室。

三个月里，公诉处的一次“告知”和一次“提审”，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从这天开始，我已作好了上法庭的思想准备，我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以承受判刑后的劳动。脑子也不停地思考问题，包括要求家里给我送来上法庭的衣服等等。

遗憾的是，在整个审问过程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援助（律师被阻止），是我单枪匹马地去对付一个庞大的诬陷集团。

15.去提篮桥看病

一次又一次的延期关押，体弱多病的我，又得不到营养、得不到阳光、得不到清洁的空气，心情也越来越坏。失眠和淋巴肿痛几乎天天都陪伴着我。

杨医生每次来08号监室检查时，我总要向她诉说病情。杨医生也多次摸过我肿痛的淋巴，每次都说带我去看病。但始终没有让我去医院看病。

过了很久以后的一天，我完全失望了。牢门却打开了，叫到我的代号——2100。

我像往常一样拖着拖鞋走出去，但管教令我换上鞋子，然后让我把卷起的“条子衫”（看守所的统一衣服）衣袖放下来。

过去提审，从来不管我的衣装鞋子，也不给我带手铐。而这次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戴上手铐。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出了几道铁门后，才把我带到一辆面包车上。后排上已有几个男犯的坐着。等了一会儿，又押来几个男“条子衫”。然后上来一个医生，说了一句“山歌唱起来”，就听到警笛嘶叫，司机就开车了。

囚车里大约有6-7个男囚和我一个女囚。到这时，我才朦胧认识到，原来是带我们去医院看病。我们稍稍交流了一下自己的案情，也就是关了多长时间？处于什么阶段？

当他们听到我已经过了应该起诉阶段时，都认为我可能起诉不成，将会释放。

在看守所里，人们对时间是非常敏感的。多少知道了一些法律程序。

车行路上，警笛尖声嘶叫，没有红绿灯的阻碍，也没有顺道逆道的限制，一路通行无阻。当车前有其他车辆挡住时，司机就对着喇叭大声喊着前车的牌号，令它赶快让道。

我坐在车内，看到川流不息的公交车辆和自由的行人，我由衷的羡慕起他们来。羡慕他们能自由的行走和工作。哪怕是清洁工，也让我万分羡慕。

关押几个月来，我的确是变了。对自由的向往，使我羡慕大街上的所有人。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监室墙上谁刻下的“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两者且可抛”的诗句来。

来到提篮桥监狱，车稍停一下，两扇大铁门沿轨道推开。车进门后又停下，警察上来清点人数。然后前行200米左右，又是一扇大门开启。同样也是警察上车清点人数。然后到第三道门，也是同样的检查。

过了第三道门，囚车开了不远，就到了提篮桥监狱医院的大门口，我们才下车。跟着管教到各医科排队看病。

整个医院的门和窗都有铁栏栅。走道到处都有手持警棍的警察。

提篮桥监狱医院，大约有六排5层高的房子。铁窗栏像一个倒挂的雨棚。可以通过窗口看到天空，但遮住了住下看的视线。

医院里的人非常多，几乎是犯人的世界，连劳务工也是犯人。除了女警官和女医生外，没有看见一个女病囚。劳务工们看到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看得我很不自在，我不敢直视他们。

一个瘦骨嶙峋的病囚正在作X光。有些病囚低头驼背，有些病囚由劳务工搀扶着……

我在候诊的时候，看见医生粗暴地给人看病，我紧张得心脏扑扑乱跳。

轮到我时，医生生硬地问：“什么病？”

我说：“淋巴肿痛，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今天没有肿痛。”

医生立刻板着脸说：“没有肿痛来干嘛？”然后就说：“不开药，你走吧。”

临走前，管教问我：“开了药没有？”

我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今天没有肿痛。”

管教说：“那你今天就不该来。”

我有口难辩，淋巴最肿痛的时候，不给我看病。肿痛稍退的时候，却带我来医院。事前也不告诉我一声，到了路上才知道。

看守所做事很机械。医生开出上医院看病的名单，要轮到了才能去医院。轮到我时，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了，病情也好转了。

能去医院看病的人，的确是很少的。都是些长年不愈的慢性病。医生口头上说带你去看病，未必就真的安排。可能是她看到我病情实在严重，才填上名单。

我在08监室的400天里，能去医院看病的人，只有我一个。

因为是反常出去，却不是提审。我回到监室时，狱友们都好奇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是去看病。

狱友们说：“总算给你去看病了，不知道说了多少回了。”

16.受罚

晚上7点以后，比较宽松，大家可以随意走走，也可以活动活动身体和说说话。活动半个小时以后，就看中央台的新闻，接受洗脑。

隔壁的9号间监室，最近关进去一个即将送监狱的银行女行长。我们8号监室的阿艳，原来也是这家银行的。她们的声音通过走廊相闻，就隔着墙壁，相互询问案情。阿艳得知女行长判了12年。

她们正在交谈起劲的时候，被胖管教发觉了。胖管教直奔8号监室和9号监室中间，站在走廊厉声喝斥。

女行长无所谓，因为她已经判决，即将离开。

胖管教就冲着8号监室大骂开了，好像是冲着我。我想，不是我在说话，她骂她的，我没有任何恐惧。

阿艳背朝胖管教，做出非常害怕的样子。

胖管教看到我无所谓的样子，就很生气。便在值班留言上写下“2100犯了错”。

第二天，辛巴看见我犯错了。就要责罚我。我只能站出来站壁受罚。

狱友都知道不是我的过错，要求阿艳承认，说不能让我替她受罪。

阿艳问我，玲玲，我承认好吗？

我看到她很害怕的样子，我说：“算了，就算你承认了，我也得受罚。”

陶管教就骂我：“自己不说，替人受罪。”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受罚。

这一次受罚，不知要罚多长时间。狱友们很着急。罚站不能动。天气闷热，浑身是汗。还有蚊子叮咬。饭不能吃，水也不能喝。

马玉晖从来不离自己的座位，此时，她坐在我的身旁，不停地给我扇凉风赶蚊子。

大家商量着，8号监室集体检讨，以结束我的受罚。

陶管教过来，马玉晖和江姐就跟陶管教求情。

陶管教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受罚要12小时才能下来。”

陶管教问我：“你怎么和隔壁的行长认识？”我默然无语。

陶管教明知是胖管教昨晚记错人了（胖管教平时做事很粗心的）。她看见我不说话。就说：“你就受罚吧。”

要到睡觉的时间了，但受罚的时间还不够。我只好直直地站着，任由蚊子叮咬。

过了一会，陶管教又走过来。马玉晖和江姐又跟陶管教求情说：她身体不好，瘦弱多病等等。

陶管教又问我：“是你和9监的行长说话吗？”我摇了摇头。

陶管教问：“那是谁？”

我说：“我没有注意，也没有听到谁在说话。”

马上要吹号睡觉了。陶管教看在马玉晖和江姐一再求情的面子上（她俩已在8号监室一年多了，多少有点面子），就让我下去了。我马上吃晚饭，洗漱。

晚上睡在地板上，我思绪连绵，久久难以入眠。怎么会有这么多冤枉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受冤关押七个月，完全是小矮子主观臆想的结果。

这些有权力人的一个主观臆想，就有人要遭罪。我无端受罚，完全是胖管教粗心大意造成的。而其他管教明知我是冤枉的，却要装腔作势地维护监狱的“秩序”。

17.久违的太阳

春天来了，天气也转暖了。然而，我们关在阴森的牢房中，还要穿着厚厚的棉衣，个个都像棉坨坨，有的还穿着棉鞋。

明媚的春光只照射在监房以外，我们是可望不可及，只能在心里与之拥抱。

远处水池边开出了一朵小红花，有绿草烘托着。虽显得孤单和凄美，但带给我们一点春的信息。

每天早晨，看见管教们穿着漂亮的裙子来上班，看得我们眼馋。

有一天，牢门终于打开了，吴管教告诉我们，是放我们去晒太阳。

我们一听到晒太阳，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要去春游一样。

我们排队走出监室，一个管教在前面领队，一个管教在后面压阵，把我们带到一条长长走道的尽头。跨出铁门，就是放风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天井，头上是高高的岗楼，岗楼里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他在看着我们，我们也在看着他。

吴管教见我穿得很厚，就叫我脱掉外套，让我穿着短袖晒太阳。

晒了大约10分钟，我们的皮肤都变得通红，脸也晒得通红。

这时，我看了看同监，才发现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许多小斑点。

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平时在阴暗牢房里看不清楚的地方，此时都清晰显影出来了。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我们个个都是脸色惨白，手也很惨白。手上的血管也一根根地清晰显现出来。

晒太阳的时间只有15分钟。这15分钟太宝贵了，太难得了，太舒服了。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太阳，心情也好多了。看蜘蛛，蜘蛛友善。看蚂蚁，蚂蚁欢畅。

站在明媚的阳光下，我才发现，江姐和马玉晖的头上，又增添了许多白发。

管教们则怕晒，她们躲在走廊的阴影里，一边监视着我们，一边闲谈。

46年来，我天天抬头就看见太阳，天天穿行于阳光下，从来没有体会到阳光是这么可爱，这么宝贵。

18.卡啦OK

看守所规定，遵守监规的模范监室，就挂上一面红旗。按期评比。“红旗监室”可以在晚上7点半看电视，到8点半睡觉。没有评上“红旗”的监室，两天才能看一次。有人犯了监规，整个监室就要停止看电视。休息天也是如此。

休息天可以从上午9点看到中午11点看电视。11点半吃饭，12点午睡。12点45分起床。下午1点继续看电视，到4点结束。4点半开饭。然后是晚上7点半看电视。

各监室都是同一个频道，所以同声回音很大。电视机放在各监室外的走廊窗口下，隔着铁栏栅的显像管对着我们。

有一次，我们监室有人绝食。结果连星期六也没有电视看了。这时，长脚管教把飞行棋和跳起拿来了。我很高兴，我和海霞本来就厌恶虚假、庸俗、无聊而又装腔作势的CCTV。没有电视的喧闹声，我们反倒感到高兴。

星期六能够下棋消遣，这是我感到最惬意的一天。正在下得高兴的时候，密管教急匆匆地赶来，令我们把棋子交出去，嘴里还在嘀咕着：“怎么还可以下棋？电视也停止了，还不好好反省！”接触了密管教后，我才知道有密姓。

我和海霞一下子呆住了，看着我和海霞下棋的人们也呆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将要受到怎样的处罚。

马玉晖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咱们打扫卫生吧”。于是大家一起响应。但又没有什么需要打扫的。因为每天的卫生值日做得很好，室内已很干净。

于是我就拿起一支旧牙刷，刷起水泥墙壁来了。对于这面水泥墙壁，在平常时间里，卫生值日是没有时间洗刷的。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都找到一支旧牙刷，把所有的水泥墙壁和水池内外洗刷得干干净净。就这样，时间就悄悄溜走了。

星期天，长脚管教看到我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给我们送来了飞行棋和跳棋。长脚管教有教养，也很有人情味，她从来没有对我们大声呵斥，眼光也很温婉。我们说她在这里工作，真是太可惜了，太浪费人才了。

最近，看守所又有了新规定。获得两面红旗的监室，可以去活动室娱乐一番。听说活动室有卡啦OK、图书、健身等娱乐项目。

评红旗基本上是轮着评到，除非有违反监规的事情发生。一次，我们监室也“轮”上了两面红旗。于是金管教就站在铁栏栅前关照我们说：“大家准备一下，穿好鞋子。全体去活动室娱乐一小时。”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高兴。于是列队走到二楼。往右拐过去不远，就进了活动室。

活动室有一层楼面大小。进门就是书架，然后是健身器材，最里面是卡拉OK。

进去以后，我们个个都是傻呆呆的样子，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金管教就催我们赶快活动活动。
我们仍不知道做活动什么好，仍站在那里紧张兮兮，蹑手蹑脚。

金管教就再催促我们说：“喜欢唱什么歌呀？会打乒乓球么？也可以去那边健身呀。”然后她就招来一个男管教，拿来许多大唱碟，让我们选歌。

对于这种“奉命娱乐”，大家都感到别扭和不自在，有人反而在此时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虽然歌唱得不好，但平时爱唱唱歌。今天在管教的催促下，我在碟片上点了首俄罗斯民歌《小路》，男管教就转身放歌去了。

在等待过程中，我突然想到，张法官也喜欢这首歌。我拿起话筒唱了起来。但感到自己中气不足，气接不上。但我还是放声大唱……狱友们都听得哈哈大笑。

拼命吼完这首歌，我悄悄告诉马玉晖，张法官也很喜欢这首歌，我要让关在4楼的张法官听到，让他知道我也被关押在这里。

大家看着我唱歌，也拿起片子选歌。突然，马玉晖悄悄的告诉我，大碟片像镜子，赶快用它照照自己的脸。于是，我装作再去选歌，就用大碟片作镜子，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脸是圆的。我便问马玉晖：“我胖了么？”

她点了点头。

到这时，我才知道。经过前段时间的心理煎熬，这段时间以来，我也想开了。心理上确实轻松多了。所谓心宽体胖也。

海霞不唱歌，我就陪她去打乒乓球。她的乒乓球打得好，我老是输给她。但我俩下棋，大多数是她输给我。就让她在这里找到补偿吧。

由于平时不活动，今天稍稍活动，就感到累了。于是我们就去看书。但时间紧迫，哪有心情认真看书？我想去找找法律书，没有找到。狱友大多是随便翻翻杂志和看看画报而已。

我不会用健身器材，只是站在傍边看看。

回到卡啦OK处，我再唱起了一首歌。虽然时间已到，金管教没有打断我唱下去，又给我们放宽了一点时间，我又唱了一首《北国之春》。还是想让张法官听到，让他知道我也被关在这里。

后来我才知道，活动室建造得很密封很隔音的。歌声是传不到4楼去的。

排队回到监室后，大家也说不出有多开心，满足了一下好奇心罢了。

这次卡拉OK，让我体味到一次“奉命娱乐”滋味。时间匆匆，又有管教紧紧盯着，哪有安适的心情去娱乐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娱乐，而是为“改造政绩”作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