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党旗能遮盖朱厚泽的光辉吗

红灯记

驴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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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10-10-29 19:44 只看该作者

一面党旗能遮盖朱厚泽的光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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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礼干

网上传来厚泽骨灰盒覆盖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到贵阳接灵的那天，灵堂大厅内在厚泽遗像下端正地放着盖上党旗的骨灰盒。

按党内历来作法，盖上党旗表示共产党对逝者的肯定，是一件安抚家属和在天之灵的惯例。可是我不以为然，却引起许多想法。

中国共产党党旗是镰刀、斧头和一片鲜红的底色。

镰刀、斧头含义很清楚，代表着工农阶级，鲜红色表示革命过程中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面旗帜。这的确曾经受人珍视的一面旗帜。

但是，曾几何时它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其一，中国工农大众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由共产党代表着，绝不能另组党和工会农会。代表权被中共独享。现实共产党还称代表工农，岂能自欺欺人？

其二，党内外的残酷斗争，制造千千万冤假错案，批斗、监禁、劳改、劳教、自杀、枪毙……直至饿毙。染红这面旗帜的是大大超过烈士数量，包括各时期与党领导人或主流持异见者众多冤魂的鲜血。

1949年地下时期至贵州“四清”和16年后的落实政策

就我所知，朱厚泽曾经属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执着于理想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党的优秀干部。学生时代他就一门心思跟着党干革命；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事业”时，一个晴天霹雳将他打下来，1964年“四清”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改造”，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不要他了。这一打击就是十六年，是一个人的黄金年龄段啊！

这时期厚泽没有颓废，他不停地学习与思考，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到科技。他这时说过一句话：“天上神仙打架，下面百姓遭殃！”。这一时期他还看了《明实录》。

贵州落实“四清”政策阻力很大，颇费周折。当时贵州省的一把手是马力，（原唐山地委书记，文革中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个既左且愣的棒子），靠此人落实“四清政策”不可能。后来厚泽曾与原贵阳市几位“四清”下台的领导人，到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可是那时到中组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干部太多，中组部招待所挤满了人，陆定一、薄一波、周扬众多冤案都没落实哩！而且组织部一些领导对贵州“四清”还在肯定成绩，那能落实政策呢？厚泽心情可想而知。（这一段有些情节，好像还没有人详细写出来）

迨到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大张旗鼓拨乱反正，快刀斩乱麻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后，厚泽才得以恢复工作，于是他又全身心地走上人生的新阶段。

胡耀邦很快发现了朱厚泽，赏识他的睿智、观察问题的敏锐和在战略全局上的深远思考，所以他当省委书记不久，就调他到中央宣传部任部长。

这是厚泽三起三落的第二起。

一般地方大员除紧跟中央外，力求任内不出大事，平稳渡过任期；有所作为者，向上争取几个项目，办几件利民好事就算好官了。如遇贪污敛财或蛮横无理、以势压人者，群众只好自认倒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唯唯诺诺之辈，少有大战略思考者。

朱厚泽在贵州省委工作初期他协助池必卿，二者相得益彰。在全国仍处于传统思维束缚当中，他对池必卿的“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十分赞同，极力贯彻，放开各项束缚生产力的禁锢，大力倡导农民种养殖业商品化经营，快速促进农民劳动致富。

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1983年底至1984年初中央对周扬“社会主义异化论”，进行围剿，“清除精神污染”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邓小平口中发出。就我所知，当时在贵州，大部分人都跟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嚷嚷“清除精神污染”，而朱厚泽却与众不同，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矛盾的，清除精神污染有问题。贵阳市的夏页文书记也与厚泽持相同观点。

池必卿离职后，他跑遍全省。视察赤水县后，他提出赤水县虽属贵州省边缘县，但历来都是沿赤水河下长江走重庆，这种通江达海之利是其他县难有的，省城贵阳也比不上，应按原来的经济走势进一步发展，对当地干部启发很大；

在全国上下不少人还钟爱计划经济，批评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时，厚泽不断说过：我们“要用商品经济的大炮，轰开封闭的山门。”

厚泽又提出黔中经济带设想，加快贵州和西部地区发展，这是过去从未有人想到的；

在全国一盘棋下，他不同意盛行一时的“梯度推移论”，（即先从发展沿海，再逐步向内地推移，包括沿海淘汰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向内地）如何定位贵州，发展贵州，已有他不同凡响的见地；

贵阳市是座山城，市区多年局限于57平方公里狭窄面积，朱厚泽先期提出开辟金阳新区，重新规划城市各区功能。等等……。

以上体现他战略思路，这仅是他给我说过的一部分。

他离黔赴京，与他见面机会少了，但我们之间的联系未中断，自2001年贵州开通拨号上网接着宽带上网后，思想交流更多。厚泽情况从网上可以知道，我们时常互发资料，我还极力促使一些老同学、老朋友赶快学电脑，便于与他沟通。

“三宽”部长

1985年党中央决定调厚泽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他通过观察调研，清楚知道上层斗争的复杂，他在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会上谈到胡耀邦虽然思想很开放，对厚泽也大胆放手，可是朱厚泽说： “我当时的处境是五层“袈裟”：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导；胡启立是常务书记，管日常工作，我们几个部都在胡启立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模模糊糊还在分管着意识形态工作；整个这个架构上面还有垂帘听政的，是不是五层‘袈裟’？”；为开展工作 “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他采取“零售而不搞批发”，东说一点西讲一点的办法，数次在文化和出版界界座谈会上，他深思熟虑提出“三宽”，以后陆续有人将“三宽”发表。

较全面的记录是朱厚泽在北京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的发言： “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共产党历来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霸用公器为己有，除胡耀邦外历任中宣部长还没有谁说过宽容的话，如今朱厚泽概括出“三宽”，无疑属“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

言论一出，两种截然不同反应，一面是叫好不迭，大快人心；另一面则是此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铲除必有后患，这部分人自然是毛泽东和旧体制的紧紧追随者。

胡乔木与邓力群此时在中央死死抓住意识形态工作，这“老左”二人搭档，相互配合，上下游走于邓小平、陈云和其他党内老人之间，不仅朱厚泽处境艰难，就连胡耀邦也无可奈何。

好景不常，中央两种势力较量中，其间厚泽不为邓力群拉拢所动（初期他们同住一个单元同一层，门对门，很快就不相往来），他必然不见容那两位党内老人了，也就随胡耀邦的下台而下台。

这就是厚泽的二起二落。

厚泽离开中宣部精彩的一幕，已经有不少文字，与他给我说的一致，不必多赘了。

空闲约半年，中央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说：“如果你瞧得上，欢迎你到农研中心来。”，厚泽爽快地答应了。赵紫阳在名单上将朱厚泽名字划到张根生之前。于是厚泽埋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通过频繁深入调研，大力鼓吹农村集体与个体经济，对乡镇企业发展和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城乡二元化而努力。他对杜老十分尊重，杜老也很欣赏他。

这时期舆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赶快加以引导，否则会产生两极分化，强调政府组织干预，这多半是受到列宁关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处在十字路口，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影响，这固然有其道理，可是自1978年（有些地方1979年或更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吃饱饭不过才几年，需要休养生息，积累家底，如果匆忙“组织起来”可能会走上老路，应慎重研究，厚泽不只一次谈到此事。

朱厚泽已不见容于当局

1988年10月，一天赵紫阳找朱厚泽谈话，要他去中华全国总工会，他当面给赵紫阳说： “对胡耀邦下台，我一直想不通。”

赵紫阳说： “不说了，不说了，到全总去吧！”

厚泽就这样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主持全总工作。

朱厚泽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时间不长，遇上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和中央机关干部悲愤不已，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悼念胡耀邦，五月学生静坐表达惩治腐败，要求对话，关心着国家的未来，表述自己对党的诚挚期盼，可是这一切被完全误解了。中央把天安门广场静坐当成海内外敌对势力进行的颠覆活动。

此时香港群众给学生送来帐篷，中国红十字会为学生送来药品和医疗。全总、妇联和团中央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款。本来捐款属于正常，偏偏有人借机向朱厚泽发难，认为他支持“动乱”，趁此将他撇出政治舞台。

“六.四”后，大约8、9月，我去北京开会，住贵州驻京办事处，厚泽来办事处看我，并说海员工会邀他去天津看一艘自己生产的海轮。我说：“好吧，等我开完会我再去看你”。几天后会议结束，我先电话预约，他说正好要给我谈谈，派车接到万寿路他家里。

原来前一天宋平（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组织部的一位老古板）找他谈话，批评并要他检讨。厚泽当场顶了回去，没有什么好检讨的。宋平碰一鼻子灰，十分生气，结果不欢而散。厚泽对我说：“等着下吧！你回去告诉贵州的熟人，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

回贵阳后，凡我见到与厚泽相熟的同志，我都转告了，但是贵州还有一直跟着邓小平叫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清算“杀害共军暴徒”者，我对这种“熟人”从不说什么。即使他问到，我反感地回一句：“你比我还熟悉朱厚泽，难道你不知道吗？”。

一场政治大变动来临时，人群总是会出现分化，并不奇怪。

血洗天安门后，全国随即掀起清查运动，文革中常见的政治站队又出现了，原来中央跟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几员大将，在新主子面前或检讨过关，或充当打手，相继获得一清闲高位，甚至也有进入中央核心层的。

朱厚泽可不是缺钙的软骨头，罢官可以，检讨不行。不仅宋平、李鹏、邓力群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同样容不得他了。

这就是朱厚泽的三度起落。中国共产党彻底不要他了！

现今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熟悉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此歌影响人们思想极大，许多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也曾泪流满面深情地歌唱这首曲子自我麻醉。

母亲爱子心切，也会出手打孩子，可是母亲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子女往死里打吗？！

朱厚泽不停地深入思考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其贡献

朱厚泽曾多次说过，他不后悔调到中央机关。到北京后，视野与思路更广阔了。

的确在中央工作和在一个省不同，接触面广得多，内情了解也多，各种矛盾常常狭路相逢，风口浪尖更能锻炼人。

1989年“天安门事件”厚泽下台，令人惋惜，但何尝不是件好事，他声望反而更高了，使他有较多时间接触民间，读书、思考和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想进一步升华，许多闪亮之点，专家学者赞叹不已，树立了他在思想界的地位，厚泽又一次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实现质的飞跃。众多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研讨会，纷纷邀请他出席，后会又进行广泛的活动，这些年，他几乎跑遍全国各省（区）市，上至大专家，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把他当知心人，互相交流启迪，结识不少忘年之交。听他的讲话与他交谈，人们都当成一种精神享受和会餐。厚泽这些活动自然躲不过中央耳目，暗地的限制随之而来，可是他一如既往，不为所动。一个人的行动可以限制，难道牢笼能关住思想吗？

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先后在几个不同场合发表讲话，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篇令人深思的战略思考，既是政治历史的高度概括，又是理论深入浅出的表述。是立足世界，观察时代潮流，反观中国现实的精辟之作。

文中提出四个问题和“五个一般”：即

“第一个问题，宏观观察的框架。……
第二个问题，形成中国路径选择的本土原因或者条件。
第三个问题，中国路径选择的外部条件或者叫做国际背景。
第四个问题，在这个全球演化过程中，中国路径一经选择以后，它的逻辑展开。”

回顾了中国自康梁变法至“五四”运动，为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老请不来。将重新启蒙当成不能回避的任务。他说 “……李慎之同志也说救亡压倒启蒙，后来他又讲了一个‘新启蒙’，意思是我们用另外一个启蒙来代替原来的启蒙。总的来讲就是：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朱厚泽又进一步提出“五个一般”，即 “……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叫做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

这表明朱厚泽并不赞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而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溶入全球化、现代化，承认普世价值的时代观，在多元文化中汲取人类共同享有的先进文明成果。

朱厚泽还在《跨越文明的峡谷》一文中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结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兰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以上是燕南对朱厚泽在“全国城郊小城镇发展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

我和他在网上交流和以后他来贵州与大家见面时，厚泽几次论及他《从国家回归社会》的观点，这是2002年7月6日他于杭州花家山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小型讨论会上的发言，据录音补充整理：

“中国二十年改革历程，可否概括为：从国家回归社会，从官方回到民间。就是说，这一历程，可否表达为：从一切以国家为主，转到以社会为本，从一切由政府包办，主要考虑国家，转而重新回到民间，以民为本，诉诸民众，依靠民力，让人民受益的转变过程。

1989年春，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谈这个问题是在浙江的绍兴。”

他在在一个小范围议论政府行政改革的讨论会上的即席发言，明确提出“三个解禁”

“我集中讲了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从国家回归社会，从政府（统管一切）转向民间。也就是如何把民间社会发育起来，这是深化中国改革的关键。”

又说： “社会主义者”不要“社会”。你说怪也不怪？”

厚泽在多个场合谈： “为社会而主义，为主义而社会”即是这个意思。

这些表现出朱厚泽思想家的品质、社会学与政治家的理论素养。如果只把他当成一般学者或文化人，无疑就是不了解朱厚泽了！

《呼唤阳光政治》里他有两句话：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可视为厚泽在纪念胡耀邦时发表的政治宣言，击中中国政治要害，大家都看过就不必多说了。

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

2008年我到北京作喉癌手术又做放疗，厚泽夫妇和老同学雷振阳来看望我，这次见面，厚泽给我谈到一个理论问题——即《新民主主义论》，他对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持批判态度，这可是触动了经典。同年9月厚泽夫妇回贵阳，在中学同班聚会时，他再次谈到《新民主主义论》应该批判，因为在饭桌上，他未进一步发挥。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这一理论被认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典。

在总结历史教训中，一般都侧重于批评毛泽东急于求成，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以阶级斗争方式强行搞“穷过渡”，结果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而且把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打得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这篇发表于1940年的著作，对中国革命以及革命道路的选择，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作了详尽的分析；对民主主义按十月革命前后作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划分，在中国则是以“五四”后中共诞生标志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作了由国际资产阶级同盟军转变至世界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分析。其中还引述斯大林大段讲话，明显带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印记。从历史背景看，当时国共双方矛盾摩擦多年，又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别说共产党干部，就连相当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也都接受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刚过，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体与两翼”——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与手工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十五年超英赶美”，到“三面红旗”大跃进，一个运动连接又一运动，社会主义搞揠苗助长，欲速不达，强权之下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毛泽东著作，凡他说过的都是“真理”，一直延续下来。文革后即使对毛泽东思想曾有过激烈争论，被邓小平一锤定音后，大部分人已经习惯而不加思考了。

在推翻前面所说的“三座大山”后，中国人民又迎来新的“三座大山”——一般人说的是近年来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但它们背后是些什么？是1949年以后受到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的全面专政。即使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开了点口子，也是给你多少就多少，属权贵型的恩赐与施舍。

朱厚泽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领导，这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区分新、旧民主主义就是为了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我见到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不多，冯崇义极赞同朱厚泽观点，管见也赞同并否定一党专政，只是认为应该考虑《新民主主义论》成书的时代背景。此外应克复有专著一篇批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在发表。

朱厚泽还对所谓革命的同路人问题，具有相反的看法。他说， “当年康生提出所谓“同路人”的“命题”，是由邓力群替他写的文章。厚泽说：谁是同路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些人打着争民主的旗号，混进民主革命的队伍，借用民主自由旗帜，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国民党政权后，就恢复了专制体制。要讲同路人，这帮人——借用人民力量，搞专制主义复辟的人，才是同路人。同路人是站在所谓“共产主义”——即专制主义立场上并混进民主革命队伍的人。”——见郑仲兵日记摘抄。

过去在共产党内，把自由民主主义者和党内对毛泽东持异见者视为革命同路人，大到刘少奇、章伯钧，小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如果按照马克思原意，革命的同路人应该是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下台后他与于光远、李慎之、李锐、李昌、李普、任仲夷、杜润生、胡绩伟、杜导正、何方、吴象、江平……等等一批老同志，和一大批学者如秦辉、袁伟时、钟沛璋、郑仲兵、杨继绳、张思之、贺卫方、戴煌、邵燕祥、李洪林、张博树、许医农、高华……还有更年青者接触密切，相互探讨各项问题，互相启发受益。往往他对问题认识有独到之处，受到大家赞赏。

李锐曾不只一次向中央建言，有时是与包括厚泽在内的一些人事先讨论过的，当然中央那些人不可能回应并采纳。虽然不抱任何希望，但某些老同志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朱厚泽并不完全赞同，不过他还是主张保留李锐与中央沟通的这条渠道。

关于中国路径选择和中国模式

厚泽不时给我传来一些资料，如何方的《党史笔记》全套，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等，而2009年12月10日最后一次传给我的是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和唐士祺《中国道路“模式”化了吗？》两篇文章。他特别要我看的是潘维《中国模式》那一篇，我对他思想倾向已有了解。

厚泽历来与人讨论问题，从不强加于人，采取平等探讨态度。

何方与张博树文章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何文给人了解历史真相，启发反思作用很大；张文理论性、逻辑性都很强，是一位难得的理论家。

但是戴着洋博士和北京大学教授光环的潘维文章，像王大妈的裹脚又臭又长，是一篇典型的御用学者为当权者充当应声虫，为所谓主流舆论制造理论依据的荒唐之作。

我耐着性子读完潘维和唐士祺文章后，不禁生气说潘文是狗屁文章，对潘维作了一番批判，花了不少时间，到第二年（2010年1月15日）才给厚泽回信，可是这时他又入院，可能他已看不到我这篇批判拙文了。

中国的道路选择历来是个大问题，厚泽从来都关注并不断提出与人讨论。

潘维文章出炉之前，山东曾经开个一次探讨中国道路的研讨会，参与者各说各话，当然不可能有何结论，但反映思想界出现一种趋势。厚泽没有参加这次研讨会。

如果论及背景，可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说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深圳、厦门等几个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从加工出口“两头在外”，到招商引资引进技术与设备，再到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又经过艰苦谈判，加入WTO；大量进出口顺差，积累大笔外汇；中国到五大洲投资购买国外资源和资产。甚至成了美国国债的大债主，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大国。

中国崛起带来一种浮躁心理，在国内外华人中纷纷引以为自豪。认为长期受压状态下的中国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对发达国家说“不”了。加上官方有意引导，军方个别将领和某些学术界人士的不当言论，引起国际警惕。往后不断有《中国不高兴》（2008年）等书籍走红国内和孔子学院的海外扩张，以及对欧美各国和不发达国家各层次海外统战与金钱外交等等手段，使得“和平崛起”成为国际疑问。

有人指出一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有意蔓延，影响到青少年一代。而这类思潮着重政权，忽视百姓，或以基层代表自居藐视人权，把国家建立在夯实现实制度的基础上。

《中国不高兴》作者黄纪苏、王小东作客强国论坛说要建立一个“英雄国家”但不是少数精英把持的国家，似是而非；明确支持民族主义，对全球化黄纪苏有一段解释：“但就利益的分配而言，目前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需要新的力量出来领导新的全球化。中国以自己的文明规模，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参与这个新的领导，以及对目前全球化体制的改造。”这就是他们明白无误对全球化的观点，以中国取代欧美西方国家来领导或参与领导世界，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面目。

必须看到当局对刘晓波“零八宪章”一系列的政治高压，公民的言论自由极其荒谬地被冠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充分表现政权的专制性质，而绝大多数人已经麻木不仁了。

自2007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因与国际接轨有一段距离，保持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崛起的呼声更高，当局以国际间的争斗转移国内重重矛盾，这时两种思潮直接碰闯，这就将中国道路的选择（中国模式）推上了一个高峰。

朱厚泽在病中仍然思考着，他认为：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金融危机，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经济上发展迅速，世界上将出现世纪性大争论：‘中国道路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中国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模式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引自独立中文笔会独家消息）

上面这段话清楚表明他的观点，而且认为争论会持续想当长的时间，年纪大的人看不到了，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

文化无所谓优劣，但文明程度确有先进与落后，不应以文化多元来抵制各种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是很清楚的事。

最后的理论探讨，厚泽已处于病魔缠绕中。

厚泽向我发来潘维文章以及他所说的这些话，就是出自他对中国前途的无限关怀。

如何评价朱厚泽，岂可漫不经心？

朱厚泽于2010年5月9日凌晨辞世后，消息传遍海内外，苍天何忍，大地哀鸣，悼念文字如雪片飞来，有人悲愤地问：“中国还有希望吗？”，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厚泽在世时也从未把自己当成不可或缺者，他为推动历史进步鞠躬尽瘁，令人钦佩。

中国是有希望的，中共则是无望了！你说对吗？

人们对如何评价朱厚泽费了脑筋，他当过省委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大官，是不是体制内人物？

他“走南闯北”、“东张西望”，所言皆非主流。

他议政治，谈理论，关注社会问题；他总结历史，放眼世界，走在时代前列。

是官员异类，是学者、是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或者仅仅是一摄影爱好者？！

这需要众多知情知心者去思考，如果一时难以准确定位，那么暂为历史留下一定空间吧。

虽然党内很多干部和党员认为朱厚泽是党的宝贵财富，可是中国共产党不是民主的政党，从不允许自由讨论，由不得大家说了算。

中共已蜕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权力寻租，父荫子袭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难道这是朱厚泽和党内大多数人留念的党吗？既然不能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而且不断精心粉饰，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他还能属于这个党吗？！

那一面党旗，无论出于好心或无意，都已多余，只会模糊朱厚泽形象，掩盖他的光辉。

如郑仲兵所说，厚泽不仅死于病魔，而且也死于人魔啊！

朱厚泽留下这笔丰厚的遗产，有待大家共同消化和整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巨大工程和责任。

附言：

2008年我赴北京作喉癌切除手术，并做后续放疗，厚泽与振群不只一次到医院看望，手术当天，他们夫妇守候手术室外，我被麻醉，第二天醒来才知道。

迨出院后，朱熊夫妇和老同学雷振扬一同到北京我临时住所来看望，我用笔谈方式问他动手写回忆录没有，振群说：“他成天忙于会议应酬，根本没有动笔。”我急了，“向厚泽提出应该对历史负责，赶快写。”他也在我用的写字板上留下：“快，快，快！”三个字。

至今想起来一切都晚了！

悲愤中草就此文，以表哀思，尚望各方面有识者批评指正。

另传部分照片可配合阅读。

还有2006年3月厚泽与贵阳老同学会面时姚为有几段录像与录音，因为非专业所作，但大体能看到和听出。

2010－6－14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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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 本帖最后由红灯记于 2010-10-29 19: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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