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慎太郎的批判：正常还是病态？
2010-10-18 09:35 南方人物周刊
石原慎太郎(思宇)
1956年，以《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芥川文学大奖的年轻作家石原慎太郎(秦风提供)
独立，日本本位，文学家的煽动性与政治强人的执行力，还有他进出规则内外的个人魄力；这位“麻烦制造者” 经常触怒中国、美国，不过，他最不遗余力批判的，还是他的祖国日本
本刊记者 黄广明 杨潇
实习记者 徐蓓
横田基地是美军在东京郊外的空军基地，1980年代，石原慎太郎在担任日本内阁运输大臣时，就积极地要求索还这个基地，给日益繁忙的日本航空开辟新的机场。一次，他特别自民党中央政策调查会的会场去说明，一位副会长自告奋勇地表示由他来负责本案，然后再没有征询石原以及其他任何人的报告或意见，“大概只为了对美国的顾虑，做出时期尚早的结论。”石原非常生气，打电话给他，“你这种家伙，下次在国会碰到你，我一定痛殴你；在国会内即使动用暴力，司法当局也是干预不了的，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从此，这个议员在国会内发现石原的时候，都在中途跑到别人的房间逃避。
在1999年出版的政治自传《国家的幻影》中，石原慎太郎记叙了这件事，而此事，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了石原本人的风格--我行我素、日本本位、文学家的煽动性与政治强人的执行力，还有他进出规则内外的个人魄力。
没有人会说石原慎太郎是一个低调的人。这个讲话刻薄的东京“闹事者”从来没有他抓不住的头条。然而，在他成为东京都知事之前，不少政客讨厌他对官僚和政治体制的高谈阔论。他石原也承认，在这个舆论政治的世界，他暴烈的独立性和刻薄的言辞经常会对他不利。
自然，这其中也包括他经常挑起的国际争端，他经常触怒中国、美国，不过，他最不遗余力批判的，还是他的祖国日本。
严父的光辉
1932年，石原慎太郎生于神户市兵库县，父亲是山下轮船公司的主管。5岁时，石原一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迁到北海道小樽市。在这个远离二战喧嚣的港口城市，石原慎太郎与弟弟石原裕次郎就读于最好的私立小学，度过了优渥而惬意的童年。不久后的1944年，父亲工作再次调动，石原一家再次搬迁到东京近郊的神奈川地区。兄弟俩央求父亲买下了一艘游艇，航海也因此成为日后石原慎太郎小说中的常见素材。
在斯巴达式的家庭教育中成长，父权与武力从一开始就在石原慎太郎心中烙下了深刻印记。在一篇题为《不要怕体罚孩子》的文章中，石原慎太郎把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这种接触描述为“比情人关系更密切”的互动。
回到家里，父亲狠狠地揍了我这个“冒险队”的“队长”，我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体罚。但是当父亲宽而大的大手，在我脸颊上开花的同时，我却感觉到父亲的爱意，一直到现在仍深铭在心。
“体罚”，他把父亲的意旨直截了当、了无修饰地传达给孩子；而其中的含义，不外乎是──爱。
在日后出版的带有自传色彩的随笔集《斯巴达教育》一书中，石原慎太郎指出，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从一位 “父亲”的立场出发，提出教养孩子的100项“法则”。他相信，“叱责”与 “严厉”更能带给孩子美德。“严父”情结在石原身上挥之不去，也塑造了他个人日后的政治形象。《斯巴达教育》中流露着他对父亲的崇敬：
我的父亲，于船舶业不景气时，又受造船渎职事件的连累，在一艘轮船上心身憔悴地奋斗着，二度因高血压而病倒，母亲担心他的健康，哀求他停止公司的业务，休养病体，父亲却若无其事地，常在孩子面前说道：“能为自己的工作而死，那是我最大的愿望。”结果，在会议上一病不起，真的为了他的工作而逝世了。
我从未见过“死”，但看到父亲僵硬的遗体，却从那里看到一个对自己工作怀着无比自豪和自信的无名英雄的姿影。
搬迁到神奈川不久，父亲在工作中因心脏病发逝世。这是一次沉重的死亡，对少年石原来说，他不仅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一个楷模。父亲的离世让家庭经济顿显拮据，但父亲坚毅奉献的工作态度已在石原慎太郎心里立起了精神支柱，他日后激烈的行事风格由此奠基。
受父亲影响，“为自己的工作而死”，成为石原慎太郎心中的一种理想结局，尽管这种追求被悲剧光环照亮。
青春无敌的“太阳王”
父亲去世后，身为长子的石原慎太郎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职责。而此时，弟弟裕次郎开始加入镇上富家子弟的帮派，聚众享乐、滋事，动辄与警察起冲突。石原慎太郎不得不扮演起严父的角色，管教弟弟的起居行止，协助母亲依靠有限的抚恤金生活。
早年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以弟弟和他的朋友们放浪不羁的生活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太阳的季节》。1955年的秋天，23岁的石原慎太郎凭借《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文学最高奖之一的芥川奖。此时的石原还只是一桥大学大三的学生。
《太阳的季节》是战后日本叛逆青年愤怒与自我放逐的写照。故事发生在酒吧、游艇、旅馆和豪宅，描写了一群富家青年对亲密关系的追逐与放纵，并以女主角堕胎手术失败致死为结局。男主角在恋人葬礼上面对其亲人的责难时，心中的独白仍是“这一切你们都不会了解的”青年人的迷惘始终笼罩着整个故事。
当时正值日本走出战败的荒芜而重新复苏之际，改朝换代就发生在一瞬间，接踵而来的消费时代让欲望喷薄而出。这之间，留下一片真空让青年们无处安身，对上一代教育的反叛和质疑成为他们的普遍心理。
“直到盛夏之前，老师们原本说着天皇是‘神’，要我们朝着相片膜拜，还说美国人不是人，是鬼、是野兽；突然间他们毫不在意地说着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只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说，我们天皇也是人，而美国人则是朋友。”与石原同时代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战败时上一代人的突然变化感到荒谬。石原对战败的回忆亦是如此。“战争中，他们教育我们，为天皇而死是光荣的；可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全是忏悔、民主、和美国相处等等。大人们显得既肤浅又虚伪。”
伴随芥川奖荣誉而来的还有另一批作家的疾呼与批驳：肯定此种“任性青年的猥亵文学”简直是玷污芥川奖的名誉。而在《太阳的季节》一书中，石原慎太郎已经预先做出了回应，对“大人们”缅怀的传统嗤之以鼻。
再多争议也抵不过销售数字对他的肯定。《太阳的季节》在一年内畅销近30万册，创下了战后小说的纪录。随后，小说被拍成电影，两兄弟亲自演出。正是这部电影让石原慎太郎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他的追随者自称为“太阳族”，他们模仿剧中的裕次郎穿着夏威夷衫、宽大的裤子和双色鞋。发廊把剧中人物的发型命名为“慎太郎头”来招揽生意。之后，由哥哥撰写剧本弟弟出演，石原兄弟陆续合作了十几部电影，成为日本那一代愤怒青年的偶像，弟弟石原裕次郎也因此成为了超级明星。
从政之路
60年代初，30岁左右的石原慎太郎的生活多姿多彩。他大量创作小说、剧本，成为全日本稿酬最高的连载作家；他涉足导演，经营过一家戏剧公司；他驾驶游艇环游至北极，骑摩托车横跨南美，并将这次经历写成了一本畅销的回忆录，过着十足的名流与大众偶像的生活。
1966年底的一趟越南行，成为他由文坛跨足政治领域的转折点。
“我之所以决心投身政界，就是对那个他国的战争有所感触之故。”石原慎太郎在政治自传《国家的幻影》中写道。1966年底，石原慎太郎受《读卖新闻》委托赴越南采访越战。在越南首都西贡，石原看到的是越南人民和知识精英们对战争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与近乎犬儒的态度”。他在自传中说，“我确信那个国家不久一定会共产化。同时我想教养很高的越南的知识分子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姿势上有互相非常类似的地方。”联想到日本国内的反战浪潮，日本左右派别的紧张对峙让他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
在日后访谈中回想起这段过程，他表示，此时对于日本国家前途的忧心，即是担忧日本将步越南后尘沦为共产主义国家。显然在步入政坛之前，石原认同自民党、 憎恶左派的立场已再确定不过。
1955年到1970年自民党掌权期间，日本国内政治的对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风起云涌。国内左右两派势力围绕美国强加的“民主-和平”体制持续角力。右派主张“修宪-重新武装”， 认为宪法中的和平条款致使日本国家主权跛脚，需要修宪以确立日美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左派观点中，“护宪-和平主义”才是冷战结构下日本的处世之道，他们既批判美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也希望维护和平宪法，唯恐再次卷入战争。1960年岸信介内阁强行修改美日安保条约并续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日本国民不但害怕战争，也需要和平民主体制与国家主权的统一。在这样的矛盾中，日本国内反美反战情绪高涨。
从一开始，石原慎太郎就清楚地认同自民党续约的选择，但反对国会不顾民意强行通过的做法。他撰文反对群众因盲目反美而疯狂反对安保续约，奚落进步知识分子的愚蠢。在他看来，“他们的愚蠢是对日本强制以叫做民主主义的绝对方针统治过的美国，在下意识的屈从与意识上的反弹，而对当时对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所统治的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了无谓的幻觉之故吧。”越南的经历让他联想到日本“或有自由主义体制被侵蚀而崩溃的日子来临。”他在自传中回忆起从政念头的萌发，“为了防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我是不是应该自行展开行动。”
1968年，即石原从越南归国后的次年，在自民党的支持和巨星胞弟的力挺下，石原慎太郎以创纪录的300多万票当选日本参议员。4年后，他又竞选众议员，同样顺利当选，就此连任8次。历任日本内阁环境大臣、运输大臣，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后连任3届至今。仅从媒体报道的关于石原慎太郎的只言片语中，似乎很难把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滋事者与他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位挑衅者一开始就在政治谱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与那些只会叫嚣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从踏入政坛的那一刻开始就有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竞选参议员时，石原慎太郎以“在体制内革命”为竞选口号。对现存体制的反抗甚至革命也确实贯穿着他的政治生涯。在当初左右两派激辩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时，他把主张开发原子能源作为重要竞选政见。至于开发原子能源后是否要发展核武，可交由全民公投决定。在他看来，为了抗衡美苏的恫吓，这一做法是以“和平”为目标的选择。这就是石原慎太郎，他总是能在个人与国家、和平与武力之间自圆其说。对他而言，政治与文学都要依靠言语来表达。
狠人说猛话，成了石原的个人形象。在2000年对日本自卫队的讲话中，他告诉自卫队在9月将举行一场大型应急演练以应对自然灾难（如大地震）。他警告自卫队要防止“三国人”在自然灾害后发生暴乱，他抱怨，“三国人一再地犯下残暴的罪行。”他的评论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不是即兴演讲。他所用的煽动性词语“三国人”复燃了日本用了半世纪试图摆脱的仇外图景。三国人，字面意思是“来自第三个国家的人”，这是日本对在二战前或二战时从台湾、朝鲜来到日本而在战后被驱逐的劳动者的蔑称。石原用这个词的危害是难以想象的。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在日本的朝鲜人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纵火抢劫商店和住宅。随着这些谣言的传播，成千上万的朝鲜人被围捕并被日本的暴徒杀害。
擅长挥舞“修辞之剑”的石原慎太郎因其极端的反美反华行为和言论而臭名昭著，而真正惊人的是，石原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极具挑衅意味的“三国人”言论事件中，东京政府称收到6085封电子邮件、传真或信件对石原的评论作出回应。超过70%的人支持这位知事。之后，日本最大的日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支持石原。“在日本，我们有两个英雄，”东京郊区市川市的一位立法委员说，“一个是东京巨人棒球队的经理长岛茂雄，另一个就是石原。”他任职东京都知事时，日本经济刚刚经历了10年的衰落期。他把炮火对准大银行、大政府、大公司，他让民众相信他愿意改革，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政客，他有能力巧妙地融入公众，敏锐地察觉民意。
虽然行事粗暴，但事实证明，石原一直是一个务实且兼具创造力的知事。石原不像其他民粹主义者那样行事，他有自己规划好的议程。他聪明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右翼政治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口。为了增加税收，他宣布了在东京海滨区建立赌场的计划，即使赌博在日本是非法的。为了改善空气质量，他提议禁止柴油车在东京的道路上通行。他一度把目标对准东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膨胀，呼吁大幅缩减公共住房和公共工程项目，计划削减接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预算和政府工资。他希望东京卖掉一部分财产，甚至提议政府出租知事的官邸。
石原最巧妙的举措是2000年对财政部的一次攻击。国家税法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定的税款。石原慎太郎利用这一规定，对在东京经营的大型银行的利润征税3%。这项税收的预期收益预计为一年10亿美元，将用来消除东京的财政赤字。此时的日本民众被国家经济恶化所累，而大型银行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典型的石原：利用民众对银行的不满而发起攻击。“这种论调是他擅长的，”他的儿子和政治知己、国会参议员石原伸晃说。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计划让市民也意识到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过把权威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家庭、城市、乡镇来彻底改变国家的运作机制。甚至有呼声希望他成为首相。如果他能治理好东京，为什么不能治理好整个日本呢？
但石原慎太郎一类的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在日本议会体系中被选为首相。石原自己也承认，在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里，日本议会由一向谨慎的自民党控制。在这里，枯燥乏味的政客从底层按部就班地升职，他们不会有太多超出想象的作为。而在地方一级，领导人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喜剧演员、明星、名人一直是选民们青睐的领导候选人。石原慎太郎似乎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作为一个外部的煽动者可以轻易地指摘内部问题而赢得民心，但他的暴烈个性和刻薄言辞并没有把他送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即便如此，他操心的也不仅仅是东京的问题。他喜欢的问题包括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日本的世界地位，但是知事一职让他除了偶尔对中国和美国问题信口开河外没有其他机会。
“爱国主义者”--反中与反美的背后
从1989年至1995年，石原慎太郎陆续出版了4本政治评论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还是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日本经济可以说“不”》。这一系列作品都在发出一个声音：日本要在外交上摆脱对美国的服从和谄媚，勇敢地对美国的不合理要求说不。
他也是一个繁忙的外交官。他参加过蒋介石的葬礼，与李登辉交情不错，邀请达赖喇嘛参观他的办公室。同时，他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而石原曾在《产经新闻》上发表给天皇的公开信中说：“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我热切地希望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
在中日更为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上，他也动作频频。1978年，石原慎太郎与青岚会成员发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钓”，募集十几位大学生到钓鱼岛的东南方盖了一座灯塔。2005年5月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之时，石原与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驻自卫队到钓鱼台维护主权，并且在5月25日带着国旗驾船登上具有战略价值的“冲之鸟礁”，在岛上挥舞国旗、亲吻土地。此外的更多时候，他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话题。他在《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中声称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数字被夸大；在《泰晤士报》的专访中呼吁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由是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时日本队被中国球迷攻击。
昔日的文人“太阳王”只是借着隐喻间接地批判现实，而作为政治家的石原慎太郎则发出了更为清晰的呼声：日本需要独立需要自信，日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980年代末，《日本可以说“不”》在日本大卖两百万册，甚至在华盛顿也激起震动。他在书中声称日本在世界上拥有技术优势，如果缺少了日本的半导体，美国人的原子弹不可能直线飞行。石原认为日本必须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日本不再需要顺从地跟在美国之后。
缺少战争伤痛体验的石原慎太郎无法忍受日本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战后大多数的日本思想家无法摆脱战争的罪恶和对美国帮助重建日本的感激之情，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谨慎、间接地书写与美国的关系。他把这种谨小慎微称为日本应该抛弃的奴性。当被问及日本为什么要对美国贸易做出让步时，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战后受到冷落的心态没有改变。因为官僚和政治家认为，美国为战后日本复苏所做的太多，日本欠了感情债，他们甚至在美国人做出不合理举动的时候也默许了。”他指责二战后不良的教育让日本失去了应有的自负。在他看来，人格化的国家需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见，只有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才会有国家的尊严，才会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福泽谕吉为了表明明治时代人们的勇气曾说的：‘无独立之心者，思国岂能深切。立国非公，是私也。’这句雄浑的话，我们应该再为自己把它取回。”这是石原慎太郎立下的决心。
面对美国舆论给他贴上的“民族主义”标签，他以“这是美国人的傲慢”回应。“他们认为或者他们希望日本的人民没有自己制定全球理想的能力。”面对媒体，他谨慎地以“独特性”来诠释自己对于日本的自信与热爱，他也称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他看来，日本这个黄色种族建立了近代唯一的军事产业国家。在欧洲近代史中，日本作为唯一的异端者存在，使欧洲势力衰退，终结了过去大约300年间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他相信正是这样的结果，让白人一直排拒日本。
石原慎太郎理念中的反美与反华总是互相交错，有时甚至是互相遮蔽的。他相信日本首先是一个受害者，“一般而言，美国人并不知道原子弹炸死多少人，也不晓得死于核战后遗症的人有多少。”在他看来，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和中日战争中的手枪机枪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是一回事。”他还一再对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作出解释。他一方面对中国声称自己并不是否认屠杀，只是认为30万人死难者的数字完全是虚构；另一方面他又提醒美国日本在战争中牺牲了更多生命。
在这种自卫论的逻辑里，处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中的国家只有在抢夺殖民地和成为殖民地之间抉择，日本选择侵略他国似乎是避免成为殖民地的无奈之举。这不仅是石原慎太郎的诡辩，更是日本右翼谈及二战的经典论法。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度希望融入西方却始终无法成为“正常国家”，而后，亚洲的邻国也已告别东亚病夫的姿态，以蓄势待发之姿与日本竞逐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因此，在石原看来，同时挑战西方和中国才能让日本在世界版图中重新定位自我。
随着冷战的瓦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的二元法顿时失去意义，石原慎太郎的反华目标也从反共转为宣言中国威胁论。在1995年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著的《亚洲的声音》一书中，他预言中国将由集权国家分散为多族共和。他曾经多次指控中国军事扩张。2000年8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称“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9月访问美国时，指责中国企图在亚洲建立“扩张帝国”，支配整个亚洲地区；2005年11月再访华盛顿，石原在演说中表示“美中若开战，美国必败”，因为“战争归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国没有尊重生命的价值观，而有着公民社会的美国则仍仰赖公民决定，因此一但进入消耗战，必定不敌中国。”因此石原主张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以遏止其军事扩张。最后石原还强调中国可能发动核战：“美中之间若有纷争，中国势必想除掉最碍眼的美日安保体制，到时候中国的核子弹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对准东京吧！”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石原对美国的挑衅态度逐渐修正为强调日美同盟关系，要求共同防堵中国崛起。
石原慎太郎总是这样紧随着时代的变化，抓住一切机会和话题为他的国家发出声音。但他一再坚称，“我不排外，我只是爱国。”
即使宏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为理解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行为提供一些线索，却无法武断地推论这些是时代推到他面前的“非如此不可”的选择。他以文学家的修辞弥补一切缝隙，可以一面反对共产主义对个人的管制，一面为军国主义的神风敢死队讴歌。从其所谓的存在主义出发，石原将 “国家” 与 “自我”关键性地合一。很难分清这究竟是他高深的境界还是又一套诡辩之词。
在1999年8月与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对谈中，石原描述了个人“情感生活” 成形的时刻，那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
日落时分，我和同学们及一群后备队员在跑道旁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架战斗机飞了过来，紧急著陆，我们都冲到飞机旁帮助受伤的飞行员下飞机。我曾多次回想起那一天，当时我并不觉得伤心。那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等待着，心理深刻地感觉到我和国家在一起，就是现在，我仍然觉得如果我死了，国家就会消亡，好像日本就在我体内一样，我们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无人怀疑石原慎太郎对日本的热爱，争议在于这种热爱是偏向正常与病态的哪一极。
参考资料
《国家的幻影--我对政治的反回想》，石原慎太郎著
《如何正常，怎样国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国族叙事》，庄雅涵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