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川唐福珍事件后，北大5教授于12月谏言人大，申请对旧《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集条例修改建议。
2月12日，法制办征求意见结束，但并未公布征求意见的主要结果，其后法制办又另起草一稿，报高层审阅，但到现在仍无统一意见回。
为了防止暴力拆迁血案的频繁发生，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违法权利的紧急通知》。国土部亦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力图防止和减少新的征地拆迁矛盾，但相关通知发出后，仍有很多地方实施突击拆迁，暴力拆迁。而国务院与国土部的相关通知在官方网站上并无全文公布。
暴力强拆依然继续，众人期望的立法毫无进展。新拆迁条例原定在4月份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成为正式的行政法规；可现在看来，可能已经搁浅了。
7月1日，南方周末终于说话了。她发表《地方政府是最大反对者？新征收条例挑战核心利益难产》，从开头一直绕到最后才道出实情，“新条例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不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问题，各方意见难以达成根本性的共识。‘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掌握了较好的税源，而地方对税收的获取很有限。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卖地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新条例实施后，将会堵死大部分‘土地财政’创收的道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将更加突出。”
7月22日，经济观察网发表《拆迁恶法修订或已搁置 暴力拆迁仍在横行》，提到北大教授沈岿的看法，“3月份全国两会上，就很少听到代表委员和媒体讨论‘拆迁条例’的修改，却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游说的力量，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曾提出，过高的拆迁补偿的修改会提高房价，当时就觉得‘风向’变了。”把抑抵制新条例的力量归结为地方官，所以此文就没得到真理部的河蟹。但文章最后还是说出了一点猫腻：“国务院与国土部的相关通知在官方网站上并无全文公布。”
难道是地方官和房产商一同绑架了国务院？不然，为何不把通知公之于众？为何不用新华社与人民日报来做广大宣传？在极权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小妖认为，地方政府和房产商充其量只能喊几声，却操纵不了媒体，更操纵不了人大！所以，谋杀新条例的凶手，不是地方衙门，也不是房产商，他们没那个能力，只有中央才有这个能力。但中央又不想被骂，于是让真理部进行舆论运作——渲染出了两个原因来说明新条例的难产：一个是学界对某些条款的争议，一个是地方政府的阻挠。
学界的争议集中于“公共利益”这几个字能否继续存在于新条例。确实，新条例中允许“公共利益”作为拆迁条件的条款，会让拆迁人继续打着“公”的旗号去谋私利。但，“公共利益”这四个字却不是首先在拆迁条例中出现的，它们在06年的《物权法》中也有，但，当《物权法》出台时却没几个人反对！这，很有意思。当然，反对派的存在是一种进步，但小妖认为，反对派中的某些学者的动机不纯，有可能不是在推动新条例的颁布，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新条例搁浅，让旧条例依然！反对派真假难辨，唯有我们亲历的历史才能给出答案。就小妖现在的看法，香港的反对派如余若薇，是民派；但是大陆的反对派，不一定是民派，而是混入了不少官派。因，香港的反对派会在改革陷入僵局时而适当做出妥协，且不会之后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
对于任何新法规的讨论，难免存在争论，但这并不能作为条例毫无进展的理由。法制社会讲求的就是各方利益的相互妥协，最后达成共识，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完了又提不出建设性的建议。掀了某些反对派的底裤，饱了眼福，再回来说新条例搁浅的深层原因。小妖认为，新条例搁浅不在学者，而在官方；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官。
顾晓军曾写文《县乡两级直选公投 立马就能刹住强拆风》《我知道强拆不断的根本原因了》，提出用直选来遏制强拆。可顾晓军只道出了强拆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却没有说出经济体制特别是税收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财政收入在世界是是第二高的，可地方财政却出现了普遍负债，很多地方负债达200%。钱到哪里去了呢？来了解一下地方与中央在税收上的分配。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收入上移、支出下移”，中央掌握了较好的税源，而地方对税收的获取很有限。1993年，中央与地方省级以下财政收入之比为22∶78，支出之比为28∶72。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出比例只是略有变化30∶70，而收入比例却变成了56∶44。到了2008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为53∶47，支出比例则为21∶79。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掌握了一半多的财政收入，只承担两成多的支出；而地方政府只掌握不到一半的收入，却要承担近八成的支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明显不均，地方不得不靠卖地促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共计1.59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140%。其中，北京市土地出让金收入926亿元，占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去年地方财政收入2026.8亿元的比重达45%。“北京还好点，很多地方不卖地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更别说搞建设。”“如果拆迁速度放缓，地方财政将举步维艰。”所以，新条例实施后，将会堵死大部分“土地财政”创收的道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将更加突出。“卖地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姜明安所说的“新拆迁条例出台时机不成熟”所在。
由此可见，在中国，不管是合法的财富还是不合法的财富，都是单向地向上流动的。且，因为人性的贪婪和监督机制的缺乏，顶端的财富往往不再往下回流。地方官，确实存在“三公消费”，存在腐败；地方政府，也确实把强拆血案发挥到极致。可这都是地方官的错吗？地方官为了向上行贿，不得不贪；地方向上缴税以显示政绩，也不得不疯狂飚高GDP，包括调用军队强拆，也包括捂楼盘惜售。而中央却只是坐享地方搜刮民财的成果。如果下边向上边缴的税少了，顶端的人们还怎么有钱去买澳洲那二点五亿元的海边别墅？
解决强拆的最根本的办法是直选，让百姓成为官位的卖家；而最紧迫的解决办法是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减少中央财政收入是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同时，使民间资本进驻垄断行业，让地方多几个优质税源；另，不再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如此，新拆迁条例才能在地方官的拥护中得以通过。
新拆迁条例能否通过，决策权在中央，而非地方。如果中央能先做出点牺牲，为地方财政减负，地方才有可能妥协从而使新条例得以通过；中央如果如果不让步，且一味地把责任推给地方，那后果不堪设想。本来人地方是为了给你上贡才疯狂敛财的，你把地方官激怒了，那就不仅仅是通安事件了，有可能地方的官民会走向联合，那时，你中央就难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