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已经成为两极分化新媒介
童大焕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户籍出身等成为拉大收入差距推手”的研究成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同时将两个社会长期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是“收入差距”，二是“户籍改革”。
6月5日《新京报》专门刊登户籍拉大收入差距的访谈文章，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户籍是怎样拉大收入差距的：教育方面，是父母在北京纳税，子女高考受罪。户籍+学籍的高校招生制度使外地户籍考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甚至不乏有人丧失高考资格；住房方面，城市拆除城中村，不允许贫民窟存在，农村人口无法低成本进入城市；城市房价涨幅远高于农民工工资，经适房和廉租房又无法惠及外来人口，导致住房成为两极分化的分水岭，并且产生马太效应；就业方面，外地户籍工作机会上受到歧视；社会保障方面，外来流动人口更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而李实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城镇居民补贴甚至高于农民收入。
严格来说，户籍拉大的收入差别分两部分：一是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造成的收入差别。这种差别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差别；二是因土地、房屋等权利不同导致的判别。第二部分体现为区域差别，既人口流入地原有居民（含农村和城市户籍）与外来人口（亦含农村和城市户籍）的种种权利与财产差距。
未来中国，以短时间、大规模的城市化为背景，区域差别将会越来越明显。比如，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口红利”，北京大望京地区的村民仅仅因为拆迁补偿就一夜之间家家户户成为住豪宅开豪车的百万、千万富翁，通州新城建设区的村民也排着100小时的队等候拆迁签约，而一些中小城市的拆迁工作却每每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
当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贫富差距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国民收入过度向政府倾斜；行政垄断企业8%的职工长期拿着占全国比例55%至60%的工资；市场化程度不足，行政管制过多导致权力寻租；社会保障过度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倾斜；对农副产品价格管制过严；农民土地和宅基地产权不明，资本化程度不足。等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城乡差别、行业差别等等之后，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开始进入更为迅猛的地域差别时代，一些城市在迅速崛起，一些城市和乡村在相继衰退。而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在迅速暴富，其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房价飙升。相继衰落的城市和乡村则日渐萧条与贫困。目前，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可谓方兴未艾。有两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一是人的流动。智联招聘根据简历库数据，对过去三年的毕业生就业所在地以及迁移状况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的比例高达54.1%，毕业三年后在这四大城市就业的更是高达57.3%。
除了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各地人民也都纷纷涌向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绝对值越来越高，即是证明。人口的流动和聚集必然带来货币和财富的巨大流动和聚集，也进一步推高这些地方的财富聚集和房价提升。
另一个数据是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选先生认为，择居民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大城市——作者注）楼市的价格水平还相当理性。比较“金砖四国”的首都，莫斯科的房价居首，大孟买（孟买不是印度首都，而是印度第一大都市）次之，巴西利亚再次，中国北京上海的楼市均价还不到巴西利亚的一半、孟买的三分之一、莫斯科的七分之一！都是发展中国家，也都是人口大国，相比之下，中国楼市的上涨空间还很大。
在顽强的市场推动下，以房地产为体现的中国区域差距和两极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两极分化超出了人们容忍的底线，或者两极分化对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生存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迫和威胁，社会将有可能失去理性而陷于动荡与混乱。
虽然行政和法律之手没有力量绝对消除贫富差距，但是公民权利的平等可以使人心安定、社会和谐并保持昂扬的向上的信念。在下面三个方面，我们已经是迫在眉睫：一是城乡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二是公民的择业和迁徙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三是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必须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可以自由交易和抵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