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刚刚开放的中国引进了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风靡大陆。“阿巴拉古”的电影插曲，几乎人人会哼。主角拉兹，法官的儿子，被贼带大的，成了贼。这事实，给了坚信血统论的拉兹父亲一记耳光。国人看个新鲜热闹的同时，未尝没有感同身受和切肤之痛。我们文革过来人，从小就要填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背着档案里那个“成分”，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文革过后，“成分论”血统论“就没有市场了。
人是社会动物，人性是社会性。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他们两个重点都在后天的“习相远”上：社会环境对人性有决定性影响，所谓孟母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有记载，被狼带大的狼孩儿，要改造成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鲁迅说，“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
“血统论”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从一个民族扩展到世界各民族，就表现为“种族主义”。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指向的国民性，不是中国人天生的性格，是国民的后天性格，是两千年专制养成的中国人的社会性。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批判的不是人种、民族，而是批判造成这种国民劣根性的专制制度与文化根源。
可惜，《中国站起来》作者等人戴上了种族主义有色眼镜看待鲁迅和新文化运动。他们的眼中的国人国民性，“没有比别国国民更多的劣根性”，似乎有的只是人类通性。所以，批判国人的国民性，就是批判中国人的人种、中华民族。“鲁迅一辈子坚持不懈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自虐心理的持久的表现和发泄。精神崩溃是危机导致的创伤，崩溃之后以漫长的、持久的精神自虐来修复创伤，无法起到疗救作用，只会让自己的精神病症状日益加深，最终病入膏肓。这种病的名字，叫做洋奴比较合适。”（《中国站起来》）
批判鲁迅，“站起派”把国民性和社会环境分开，就国民性说国民性，把国民性问题偷换成人种、种族、民族问题，而非社会问题。“站起派”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似是而非，糊弄一气，一时间，响应者不少。 他们的主张包括：“五四那一代中国精英人物，虽然个个为寻找中国的前途殚精竭虑，可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实际效果也许是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虽然我们生活中也曾笑谈过，中国的人种不行，但那是当不得真的。我们内心，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人人种不行。否则，就解释不了同样的人种和国民性，为什么许多人在国内乱吐痰，乱闯红灯，到了新加坡，怎么不乱扔纸屑了呢？一是环境干净，不忍心；二是怕挨罚款和鞭刑。有很多例子，在国内被老师骂没有出息的孩子，到了国外好像变了一个人，内向的开朗了，不自信的自信了。这要拜老师教育方法不同嘛。我一位女同学，在华盛顿当驻站记者，孩子在美上了几年学，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了。她说美国老师赞美起孩子来，不吝用“伟大”一类的词汇，让孩子飘飘然，哪像我们老师那样一天苦着个脸，让孩子避之不及。
有个世界范围内儿童做的一次测试，测试的结果是亚洲国家的儿童成绩都位于前列，美国儿童位于五十几名。这也不等于美国儿童笨。美国孩子创造力和想象力、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就比中国孩子强。有位学者得出结论：是不同的教育系统、教育方法让孩子获得了不同的能力。我只能说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在聪明程度上不具备可比性。
所以，谈人种优劣，明明是转移了话题嘛。读鲁迅，我们不能曲解鲁迅，把鲁迅曲解为“唯我独劣”的种族主义者。我看那不止是浅薄，而且恶毒。
鲁迅批判的是国民性之后的东西——导致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的原因。中国人的劣根，不是中国人天生如此，而是统治者专制之祸，是统治者2000年统治理论、统治文化、统治实践之祸。”吃人“文化，“吃人”制度，由此而来。
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背景，是中国刚刚开始“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唐德刚先生把这种历史转型比喻为“历史三峡”，从帝制到民治，是对“百代犹行秦法政” 的根本性的否定。唐德刚说：“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一转百转，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中西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晚清七十年》）
民治、民主，这是世界潮流，浩浩汤汤。这不是种族、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世界上，迄今还没有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可以逆此潮流而繁荣昌盛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
《站起来》的作者，自称拥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这独立思考的权利，也是拜”西化“、“现代化”和世界这股潮流所致。中国帝制的历史上，哪有读书人可以有“独立之思想”？“独立思想”的文人，恰巧碰上一个不喜欢你“思想”的皇帝，流放是幸运，搞不好就被“咔嚓’砍头了。就在几十年前，敢于“独立思想”的人，有几个不当右派、不被下放劳动、受到批判的。
鲁迅不是在摧毁民族文化自信，而是摧毁专制统治的文化根基，拯救被统治者“奴化”的民众。这是让中国人自知自强，真正地站起来。
张梦阳教授在文章《鲁迅在今天的意义》中提到： 晚年，鲁迅阅读《清代文字狱档》后，思考的还是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结尾有“自传”，想娶两个表妹，而恨力不足以办此，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
鲁迅点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 “思不出其位”。（1934年《隔膜》）
《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官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
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 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买〈小学大全〉记》）
没有抽象的国民性，只有某种制度下的中国人；没有真空的劣根性，只有做奴才的劣根性。鲁迅反的是专制文化，反的是为奴而不自知的文化糟粕。鲁迅批判这种膝盖永远弯着的（当年我们认为洋人膝盖不会弯）奴才相。鲁迅哪里是在贬低国人，他不过戳穿了皇帝的新衣，说出了真话，说出了事实：
假如你到马路上去，看见雏妓在拖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在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鲁迅《论讽刺》）
批判鲁迅，反对“世界化”、“现代化”，并不能让我们民族站起来，反而让我们回到了集权专制的旧文化中寻找出路，让我们在所谓民族主义旗帜下，重新“为奴”，跪倒在皇权专制脚下，对旧文化三叩九拜。
通过否定新文化运动找到的所谓民族的自尊、自大、自豪，实在是以跪倒的姿态，自以为是的自尊、自大、自豪。
PS：原帖纠错
skscjf | 2010-06-06 00:56
电影《流浪者》不是文革后引进的。50年代，该电影就风靡大陆，“阿巴拉古” 的歌也十分流行。老夫那时还小，虽没看过，也会哼哼几句。后来听大人说，当局认为该电影宣扬的是颓废主义，就禁了。1978年，《流浪者》重新上映（老夫就是那时候看的），继续风靡全国——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