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毛主席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这幅照片(左图)中被抹掉的人物，是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右图)。“文革”前夕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被打倒。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宣传册）原图（右图）中的雷锋只是集体劳动者中的一员。而修改后照片中的背景变成一幢房子（左图），其他劳动的人也全部被精心修掉，或许编者是为了表现英雄雷锋经常静悄悄不留名地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品质？
《鲁迅1909年在东京蒋抑卮病室》 (《鲁迅在日本：纪念鲁迅留日百年》明信片) 这幅照片历经两次修改，第一次从鲁迅摄于蒋抑卮病室的一张照片中裁剪出鲁迅的单人照（右图），第二次修改（左图）或许出于一种视觉上的完美主义，原图背景中身份不明的和服女性也被精心修掉。
我一直在使用“观看控制”与“视觉秩序”这两个关键词，来描述近百年发生在中国的视觉文化现状。我所说的这个现状，不仅包括通常的艺术与摄影，还包括电影、电视与舞台中的视觉呈现，包括全民的服饰与发型，包括日常的肢体与手势语言，以及围绕这些文化表象的背景，比如风光、景观与色调。至于媒介当中的视觉表达，更是在这两个关键词的指涉当中，得以还原其社会动员的本质。
之所以“观看控制”与“视觉秩序”会成为描述近百年中国视觉文化的关键词，正好说明，一旦现代性成为传统社会转型的内在目标，原有适应自然经济、彼此几乎相安无事的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就会因转型而出现激烈动荡，从而发生碰撞，从而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表达式吸纳进去，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起着配合动员的作用。在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化表达式中，艺术首当其冲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先是导致了艺术革命，然后适时转变为革命艺术。
对比起传统艺术来说，摄影无疑是新兴的视觉手段。自1839年摄影术发明以来，这一便捷的科技留影方式得以广泛应用于社会。只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摄影的自我特征暧昧不清，长期以来摄影无法与传统艺术比美，但在动员方面，在观看控制方面，摄影却起着超出常人认识的重大作用，成为建立新的视觉秩序的有效途径。
我说的这一有效途径，还不完全体现在摄影方面。固然，就像本雅明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大自然对着镜头和眼睛各说了不同的话，即使在现场拍摄，也会因个人立场与观看角度的不同，而使图片包含着明确的倾向性，用以煽动读图者的心性，引导他们走向摄影师所期望的方向。促使摄影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无疑是媒体。正是传播业的发展，让摄影迅速跃升为公认的有效的动员载体，而起着建立与规范视觉秩序的作用。
拍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合影，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居然全都被模糊化了。很多年后这一照片得以恢复，人们才发现，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原来就是女作家丁玲。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公开号召干部劳动，还亲自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铲土，当时发表的图片，有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陪同，但到了1976年时，图片中原有的彭真，就被认真地修掉了。类似的例子其实数不胜数，这只能说明，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套严密的视觉秩序当中，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如何去看，大概在我们这一代还没出世时，就已经被规定下来了。
至此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在视觉秩序当中，存在着一套卓有成效的修改机制。或者说，之所以视觉秩序能够成为事实，之所以观看控制能够生效，就传播而言，正在于这一套修改机制的运行。修改机制构成了视觉秩序的核心，是保证视觉秩序维持不乱的重要前提，也是视觉持续产生广泛影响的基础。一旦这一修改机制失灵，可以想象，视觉秩序就一定会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观看控制的灰飞烟灭，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视觉的无政府主义世界。当然，出于理性，我不能假设一个视觉的无政府主义将会是什么状况，就像我不能假设一个失序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文/杨小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