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民梦想者的新春寄语
春节期间，不读书，不看报，不开电视，不摸电脑，除了临帖练字外，就是吃饭睡觉，天天睡到自然醒。对于一个为了活得有点尊严而劳作了整整一年的草民来说，这就是幸福。当节后第一天上班，坐在电脑前开始新一年的生计时，“幸福”与“尊严”竟扑面而来——一位大人物的新年贺辞激起热议，因为他提到了“幸福”和“尊严”。这位大人物说，“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让每个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提法，至少承认了客观现实，那就是“人民”还不太幸福、还少有尊严。毋庸讳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列强的炮舰横冲直撞，鬼子的皮靴肆意践踏，外受凌辱、内遭祸乱的中国人，哪有什么尊严可言。即便是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摇摇晃晃、战战兢兢地行走在温饱线上的中国人，也谈不上什么尊严。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衣食无忧的中国人才终于找回了一点久违的尊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教育、住房、医疗已成为悬在民众头顶“三座大山”，已经成为人民进一步追求幸福与尊严的“拦路虎”。
在人民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成本与暴涨的房价一样与日俱增的时候，“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提法的确是与时俱进，颇有创意。所以，就有人感觉到“如同春风拂过大地”，“如同春雷响彻天空”；甚至，擅长批评的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也盛赞，“这是中国高层，在国家发展的最高思想、理念”；于是，就有人想起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仿佛只要“我们”一努力，人民就“幸福”了、就“尊严”了。
但我并没有这样的乐观。我想问，那个能够“让”人民幸福与尊严的“我们”是谁？不就是政府么？不就是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么？如果主人依靠自身的努力都无法幸福、尊严，仆人又哪来如此的本事？如果主人的幸福与尊严必须仰仗仆人的“让”，这种主仆关系不是太滑稽了么？那些能够“让”给主人幸福与尊严的仆人难道还可以叫做仆人么？那是天使，那是上帝！
我们可以不怀疑政府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诚意，但对政府企图包办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的激情不得不心存疑虑。
是的，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让每一个公民保有尊严的物质基础。就业越来越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有切肤之痛。然而，事实表明，正是政府的无限扩张挤占了民众的生存空间，政府的过度管制剥夺了民众的就业机会，而所谓的贫富差距在本质上就是官民差距。
据统计，这些年来，政府与官员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大幅领先于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GDP增长2.56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3.55%；而同期的政府支出则增长4.7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9.18%；1998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13%，到2008年扩大到近21%。政府越来越庞大，官员越来越多，消耗的民脂民膏就越来越多，纳税人的负担就越来越重。因为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官员要依靠纳税人供养。
政府还通过国有垄断企业将金融、石油、电力、电信等容易赚钱的行业据为己有，并制造种种理由、通过种种办法将民众排斥在外。比如，你想要开办石油公司，他们说你破坏了国家能源安全；又比如，你想要经营IP电话业务，他们说你妨害了国家信息安全；再比如，你想用自家的小汽车载客谋生，他们说你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总而言之，就是不许你干。正是因为民间的自由空间日趋萎缩，机会越来越少，学而优者都挤破脑袋争相进入官僚系统。越来越火爆公务员考试为此作证。2003年考试报名人数为8.7万，2009年报名人数为105万，6年增长了12倍。有报道说，中央某个强势部门的一个官职竟引来10000人报考，浙江温州市某局的一个官职竟引来49个博士竞争。
那些垄断国企普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但薪酬福利却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垄断行业以占全国8%的员工拿取了占50%的工资。然而，这些所谓的国企自1996年以后就再也没向国家上交过一分钱的利润，更不曾给老百姓派发过一分钱的红利。由此可见，所谓国有企业，就是政府官员掌控的企业，就是官有企业，而并非人民所有、国家所有。如果说这些国企与民众有什么相关性的话，那就是：这些企业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这些企业的产品都是用垄断高价强卖给全体纳税人的，这些企业的财务窟窿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填充的。
去年以来的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其实质就是官进民退，是官权的又一次膨胀。因为国企作为一个完全由政治权力赋予使命的政治机构，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根本就不需要经营，只需要通过政治权力与行政命令，就可以在一夜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政治权力甚至可以直接把民企变成官企，几年前的陕北油矿国有化事件，去年的山西煤矿国有化事件，都是变民企为官企的典型。
官进民退意味着官府做大做强，百姓做小做弱。官府的权力占据了全部的生存空间，百姓与民企就没有立锥之地了，民生与财产权也岌岌可危，所谓“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是的，教育赋予每一个人机会与希望，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是个人成就一番事业、获得幸福与尊严的基本条件。然而，事实表明，正是政府的过度管制，导致了读书难、读书贵、读书无用的局面。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都是民营（私立）的。在没有官办学校的情况下，依托民办的私塾、书院，中华文明照样传承数千年，生生不息。前不久，政府以巨大的热情为电影《孔子》的播放鸣锣开道，但孔子的成功不正是民办教育的成功么？试想，如果周王朝也有一个统揽教育的衙门，那位孔老二恐怕连教师资格都未必能拿到，更遑论招生办学，又哪会成为万古流芳的大教育家“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00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经教育部之手加上实施细则以后，这部民众寄予厚望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促退法”和“促死法”。过高的准入标准把大量民办教育阻挡在外；同时，“名校办民校”则把大量民办中小学逼向破产和死亡，而“二级学院”则使大量民办高校遭遇灭顶之灾。教育主管部门以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名义扼杀民办教育，实际上是让教育产业化为教育垄断背黑锅。
据悉，近年来有四千多份中外合作办学申请被教育主管部门以“教育主权”为由全盘拒绝。所谓“教育主权”云云，完全是莫须有的理由，根本就摆不上台面。试问，政府为何不禁止权胄和富人子弟出国留学，以免对“精英”的教育权旁落他国甚至敌国？政府为何不禁止留学生回国，以免国家落入被别人甚至敌人教育的人手里？
教育的前途在于回归民间。政府必须把教育的兴办权和接受教育的选择权都还给民众。只要权力不插手教育，教育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否则，教育的垄断化、教育和人才评价模式的单一化倾向就必将越来越严重，即使人人都上了大学，但大多数人依然是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标准件”，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所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最终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是的，治病难，治病贵，医疗资源匮乏。但政府干了什么呢？他们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为由，严格禁止民间资本开设医院为百姓服务，严格控制医生获得职业执照。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在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1.7倍的情况下，医生和医师的从行业人数竟然下降到了历史最高点的92.3%！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70%用到了领导干部身上。台湾富豪王永庆早就计划在北京开设一家床位多达5000张的大医院，但就是被死死卡住进不来。不知王永庆死的时候是否闭上眼睛。
是的，房价不断上涨，无数老百姓只能望楼兴叹，一部《蜗居》道出几多辛酸。但早有研究报告指出，商品房销售收入至少50％都政府拿走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房子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兴建房子的土地供应却被政府所垄断。政府为了在土地拍卖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人为地减少土地供应的数量，后果就是减少房屋的供应数量，导致房价的不断上升；房价的不断上升吸引更多开发商用更高的价格去竞拍土地，结果就是地王不断出现。政府为了能垄断土地供应市场，还强行禁止小产权房上市流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幌子剥夺农民的利益（对于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本博主将另文论述）。
为了减少二手房交易对一手房的冲击，政府又对二手房买卖课税。甚至，在老百姓一次性交纳了巨额的土地租金才获得70年或50年的房屋使用权的情况下，政府又以抑制房价为由，鼓捣出一个无中生有的物业税――众所周知，从严格意义上说，绝大多数老百姓在1998年以前是没有私人财富的，都只是为温饱而碌碌一生。只有住房分配市场化改革后，民众的私人财富才有了积累和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对民众拥有的房地产课以重税，想方设法将增值部份据为政府所有，无异于对民众财产收益的剥夺。尤其是在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和财政体制机制下，过度的税收，更是对社会经济基础构成釜底抽薪式的破坏。
当然，政府也设计了经济适用房等各种层次的住房保障品。但现实操作与制度安排的初衷渐行渐远，对许多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而言，经济适用房始终是 “水中月、镜中花”，中签6连号、身份证18个1等丑闻不断，经济适用房已成为某一些人的牟利渠道。与此同时，打着住房保障的旗号，与经济适用房一样享有行政划拨土地、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商业网点建设费等诸多优惠政策的“官员适用房”，早已在全国范围内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人民公仆用市价1/5甚至1/10的极其“经济”的价格就“适用”黄金地段的美宅。
还有，那些为了护卫自己安生立命的住所而不惜以命相博，甚至丧失生命依然阻挡不了野蛮强制的老百姓，生命即逝，尊严何存？是谁赋予了拆迁者的权力？
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强权的政府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政府利用强势地位，依靠行政手段整合社会资源，进行低成本的扩张，创造了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使政府有了足够的本钱来强化自己的强势地位，久而久之，就像一位神通广大的父亲企图包办儿女的一切那样，财大气粗的政府也企图包办人民一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利益的充分分化，强权政治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政府继续用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来维持社会秩序，操纵经济活动，不仅力不从心，并且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事实表明，不论是就业困境、贫富冲突，还是日益沉重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其背后都有不受约束的政府强权在作祟。正是由于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干预过多，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才没能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同步发展。不假思索地相信政府、甚至祈求政府通过更多的干预来根除这些弊端，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最终只会迎来贪婪的社会掠夺者，人们还要对这个掠夺者感激涕零。
因此，政府和公仆们如真的希望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话，就应该从自身做起，主动推进政府转型，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找到并安心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做一个人民幸福与尊严的服务员、看护人，而不是创造者、赐与者。没有谁能让人民幸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尊严——这就是一个公民梦想者的新春寄语。
——是的，我还只是一个公民梦想者，一个想做公民的人而已。在政府转型尚没完成之前，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就只有实在的顺民、良民、暴民、刁民以及空洞的人民，但不可能有公民。
——是的，正如朋友劝告的那样，写这些东西没用的，没人愿意听，还可能被和谐。但我认为，民众虽然很难直接改变政府官员的行为，但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对政府的政策会有影响的。改变观念，做每一个人做起，是改变政府错误的公共政策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