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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恩来

黄河水

驴民大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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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10-2-8 11:16 只看该作者

刘亚洲：恩来

爸爸：

      还记得你临出国前发生的那件事吗？

      你要远行，当大使。我们几个姐妹为你打点行装。你嘱咐：一定要把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照相簿装上。那当然，爸，相簿里夹着你一大段风流。

      两个姐姐打开相簿。照片老极了，你却年轻极了。法兰西的胸膛上，一大群不知好歹的中国青年指点江山呢。最多见，你与他--周恩来伯伯，你们当时的领袖，也是今天的。

      大姐翻看照相簿，忽然问二姐：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谁长得漂亮？"

      我的心砰砰跳。好大姐，这问题问得辣。可是我不能不承认，这问题是没法招架的，尤其是女孩子。他们除了是领袖，不也是男人么？而且是那么英俊的男人。好几次，我也朦朦胧胧地有过那种感觉：中国怎么就给两个美男子统治了呢？但我从不愿往深里想。有层纸隔着。这纸被大姐一指头捅破了。

      二姐沉吟道："周总理漂亮。"

      我想我应该同意这话。不过，若叫我回答，会沉吟更长时间。你很难给这两个人评分。年轻时，他们全都潇洒得令唐伯虎显不出一点光彩。今天，一个胖了，虽然绝不是那种无节制的胖，（这种胖能赢得一百个好形容词如魁梧~伟岸等等）但毕竟不那么动人了。

      大姐却说："周总理长得美，毛主席长得好。"

      "为什么这样说？"

      "周总理是苦相"

      我一惊。

      "我看不出来。"二姐说，"人人都说周总理是中国第一男人。"

      爸，恰在这时，你走进来。姐姐们的话被你听到了，你大怒。

      "统统给我闭上臭嘴！"

      你怎能不怒？这两人的名字都高高地写在天上，神圣得不可以再神圣，我们偏偏把他们当普通人议论，太不敬了。

      整整一下午，你的脸就没放晴。晚饭时，你不提此事。我们都哑着，你一个人说，竟把阴天说成了暴风雨。一碗饭在你手里抖得凶。你狠狠朝地下一掼，满地开花啊。

      当晚你走了。虽然我觉得愧对你，但那个话题太诱惑我。不开口，没问题，可思想呢？第二天，我打扫你的房间。桌上有他的像。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一百分，我暗暗叫道，绝对一百分。这张面孔由于完美而生动，又由于生动而完美。看着他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我无法把眼睛移开。这张面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甜得很，怎么会苦？

      我忽然想到，大姐是不是拐了个弯来赞美这张脸呢？它完美的到了一个极端，便折回来了。太好了就是不好，太甜了就会苦。好看的脸和难看的脸都会毁灭，正如皇帝和乞丐都会毁灭一样。但乞丐算老几？皇帝可比你爸爸还爸爸。丑面孔皱了，谁可惜？假如一张好莱坞的面孔皱了，那震撼，你试试？人还是不要太完美才好。神可以。用石头做的大卫和维纳斯不知道衰老。

      这想法让我心疼了。

      我把想法告诉大姐，她冷冷一笑：

      "算啦。你玩儿完。"

      怎么，我错了？

      爸，你走的第二年，中国这座火山喷发了。红彤彤的岩浆搜索着每一个角落。上到天空海洋，下到夫妻的双人床和街头的公共厕所，没一处不被它征服。才几年功夫，革命的改朝换代已演了好几次，因为革命不会疲倦。革命一贯伟大，这次革命特别伟大，伟大得使十月革命变成了小弟弟，马克思如果活着看到它，一部《共产党宣言》准得改写。

      他和他们一样，穿上了军装。他穿军装不好看。尤其把清洁工人式的军帽往头上一压，飘洒俊逸的风度逃了个干干净净。然而那是个穿军装的年代。七亿人民有六亿半是斗士，不武装起来怎么行？何况，雄师百万，他是几个排头兵中的一个。

      穿上军装的他变得陌生了。我才发现，他好瘦。而在那几年中，他几乎是势不可挡地瘦下去。排头兵有一群男女呢，革命给了他们荣誉也给了他们油水。瘦的胖了，胖的圆了。好几个人低下头去根本看不到脚尖。他却像一片枯叶。

      他还像过去那样爱笑，但不知是什么缘故，笑得很硬很干，缺乏水分。有些情况下甚至把脸上笑出两道刀刻般的皱纹。我这打赌这笑是苦的。爸，从你的照相簿里，我太首熟悉他的笑。在一大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里，好几次出现他给林彪让路的镜头。他笑着把林彪推到那以前是属于他的位置上。他的笑是苦的，但惊心动魄。

      他脸上常常出现一种古怪的神情。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有点像……有点像吃肥肉。一次，一次，电视转播一场群众大会。他刚讲完话，江青阿姨突然振臂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一片山呼海啸。他立即也举起胳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又一片山呼海啸。相互学习致敬嘛，怎么像打架？好在不分胜负。

      我把我这些观察大姐，她丢了三个字给我：

      "及格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你看腻了吗？但我刚要进入正题哩。不过，我首先要请你原谅，因为我把这件事对你隐瞒太久。但那也是没办法的，军令如山。爸，你想象不到吧，这两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两年前，七四年，革命走进中年。革命肥得要死，他却瘦得要死。革命吮吸了他每一滴血。偏偏癌症又来凑热闹。崩溃，而且是全面的。死神只隔着一堵墙。他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组，我是组员。

      接他入院那天，我去了。从我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起，不，是我来到医疗组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悲剧气氛。医护人员在研究他病情时极其小心地避开那些心惊肉跳的字眼，神情就像打碎花瓶的小女孩。往往三句话不到，泪水已是汪汪。

      我们帮他收拾好东西。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他的办公室--中南海西花厅。走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他长久地望着这间上世纪的小屋，目光柔柔的。他在用目光抚摩屋里的一切。

      我听见他的秘书悄声对我们组长说：

      "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了。"

      我低头不敢看他。

      刚住进医院，他工作得好凶啊。倘若全国都像他那样工作，共产主义不知要提前多少时候到来。入院3第三天，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毛主席也要参加，会议定在下午三点，可一点半他就去了。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他恰恰是冲着这一点来的。他以妈妈式的耐心察看温度，光线，音响等。最后他问：

      "主席的座位在哪儿？"

      "那里。"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椅子。它完全与众不同。

      他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坐下，又起来。

      可以了，我心里叫道，真的可以了。你一片苦心可鉴。只是。你叫我们今后怎么做人呢？打破脑壳，我们也学不了你优秀品德之万一。毛主席要坐的椅子你都要提前坐一坐，是怕它舒适不到家？还是怕阶级敌人破坏安个炸弹怎么的？

      牛，一个念头忽然从我脑海里跃起。细心如此，善良如此，也只有这个称号能当得起了。

      但马上我心头一紧。牛的命太苦。一辈子被压迫在最底层，还只配吃草。

      见到大姐时，我讲了我的看法，最后说：

      "看来你对了。他一生辛劳的命。"

      大姐说：

      "你差一分才良好。"

      爸，革命在开水中洗澡，灵魂杀进油锅又杀出来，全国一台大戏--China版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帐。正因为糊涂才美丽。越糊涂越美丽。演员都不穿衣服。

      早就隐隐听说有人不愿与他同坐一条板凳，却不相信。他待人像绵羊般善良，律己更严得不可思议，虽说面孔过于漂亮了点，但并不具侵略性，不容他，能容谁？来到他身边后，才知道一切是真的。

      那天，他在医院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我在旁边。会见快结束时，他们谈到战争与和平，他说：

      克立总理，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克立总理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很长的纸条，递过来。

      "请您亲手写下您的诺言。"克立总理说，"我要拿回去复制九百万份，把它挂在我的儿子和孙子们以及泰国所有人的脖子上……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被深深地震动了。他大笔一挥，人间就会多一段佳话。

      他端坐着望着克立，目光深不可测。良久，才开口："我手抖得太厉害，写不下来。"他接着补充一句："我病太重。"

      我好失望啊。你不写，但你可以写。你埋葬了一个传奇。我望着你，你的目光有些奇怪。蓦的，我一抖。我从你眼睛捕捉到了……你猜是什么？……忧虑。它来得顶不是时候。它是修饰你那豪言壮语的吗？如果是，你怕谁听到？或怕谁看到？你，七亿好汉的总理，跺跺脚泰山就得矮一截，这个太阳底下你怕谁？

      他们道别。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他，确切说，是注视他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

      我立刻把目光投向我病人的胸前。我相信屋里的人都这么做了。那里，一颗缩小了的太阳放光芒呢。

      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沐浴过这小太阳的光辉。

      "一九七一年我来北京时，"克立说，"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力的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毛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即便是七一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而现在人们都不戴像章了。为什么您还戴？您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的像章？"

      话语亲切柔软，像棉花。棉里一把针。但观察力是一流的。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

      "克力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你想要我这枚像章，送给你了。

      他闪开了。

      但我无法闪开。克力残忍地撕碎了什么。像章虽小，背后竟藏着一大片沧桑。在中国，他不是第一个戴毛主席像章的人，但他肯定是把像章戴带最后的一个人。我想我完全理解了大姐。

      果然，这次我说完我的看法，大姐说：

      "优秀。继续深造。"

      七六年在门外。他虚弱已极，正一寸寸死亡。把新日历挂进他的病房，不禁一阵心酸。肯定翻不完了，但究竟能翻几页？革命的锣鼓更急促得分不出点儿。他的冤家们朝气勃勃，大有向终点冲刺的劲头。人的舌头是有毒的。报纸也有毒。一篇杀向孔老二的的文章硬说那书生的胳膊负过伤，每天吊在胸前。作者的口气就像亲眼见了一样。大年三十，一个老人来看他，说："小心广播。"我在门外听见了这话。

      当晚，例行治疗时，广播来了。是诗歌。诗歌是匕首，这是鲁迅说的。广播员的声音使你想起烈士在刑场上的演讲。鹏程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吓倒蓬间雀。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一个人不放屁，另一个人就要天翻地覆了？我虽不大懂诗歌的含义，但能感受到那热腾腾的杀气。门外，候着记者，要从我们口里挖情况。软刀子终究比钢刀有勇有谋。我的心绪坏到了极点。

      我一直不敢看他。我在想象着一头刚被展览的雄师。偷偷望他一眼，大惊。他在笑呢。再仔细看，笑得很真实，很暖和，是春天里的笑。

      我离开了病房，记者们扑过来。

      "总理听完广播，有什么反应？"

      "他笑了。"

      半夜，我听见病房里有响动，悄悄走进去。屋里没开灯，但很亮，因为月亮扒在窗户上。我来到他床边。他倚床坐着，眼睛在闪闪发光。有人猛地在我心里割一刀。我请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有两行泪。

      我慌了，想逃跑，但抬不动腿。他哭了。太阳休息了。他把眼泪留给了黑夜。这是地地道道的男儿泪。我问：

      "您怎么啦？"

      太安静了，似有许多危机潜伏着。片刻后他缓缓说：

      "我老了。"

      一句话，叫我泪下。我凝视着他。月亮亮得可怕，像是用灯假扮的。他实在是老得不像样子了。头发似白不白，是一种弱的色调，不像有些人索性白个痛快，顶一头雪。皮肤像揉皱的纸。胡子长了，但不齐，因而显得无精打采。你瞧他过去那一把令人心惊的大胡子。胡子的兴衰便是男人的兴衰。我曾奇怪毛主席为什么从不长胡子。

      突然他剧烈地喘起来。我说：

      "躺下。"

      他摇头。

      "能扶我再坐高一点么？我不想躺着，真不想躺着。"

      我把他扶起来一点。我坐在床边的沙发上。现在我得仰着望他了。他个子不高，被人仰望的机会不多，比毛主席少多了，但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极有气势的。他脖子太细，几乎撑不起那颗坚强的头颅，好几次我觉得那头颅会偏向一边，但没有，边使头颅显得更坚强不屈。望着望着，我忽然生奇想。我想到了圆明园，那一片伟大的古代废墟，圆明园是残废了，可它一直撑着不躺下，昂着一颗不屈的头。

      我见到大姐，又把这些事告诉了她。她说："笑，全世界跟着你笑；哭，只有你一个人哭。"

      "那么。"我说。"至少有一个人陪他哭。那是我。"

      大姐望着我，沉默好大一会儿，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一对法国兄弟去吃饭。桌上有两块牛排，一大一小。哥哥立即把大的放进自己盘里。弟弟说‘你真没礼貌，竟取了大的那一块。’哥哥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取哪一块？’弟弟说：‘当然是小的那一块。’哥哥笑了：‘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还抱怨什么？’"

      爸，到此坚决停笔。

                                                                                                  女儿小欣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


小欣：

      噩耗比你的信早到两小时。他走了。

      我撕了你的信，你撕了我的心。他走了。竟这样走了。

      他走了，谁留下？我，你。一个国，半个家。一场革命，几条路线。

      我突然觉得留下来的一切都很无聊。真的很无聊。包括我，但不止我。别说我，不信，你……你到我们大使馆招待所去看看那支不争气的足球队。在国内抢了冠军的足球队到这里访问，丢光了球也丢光了脸。他是昨天死的，而昨天，他们几个球员逛超级市场，见商品像山一样堆着，却没售货员，便抓些东西塞进口袋里，结果被摄影机拍了个痛快淋漓。刚才警车把他们送到使馆，一路笛声，叫得人心里发毛。

      他走了，也好，省得为这些没出息的后代气白头。

      咦，写这些做什么？

      打开电视，全是他。无疑他是属于世界的。那个漂亮的女播音员空前的严肃。去年这国家的总统死了她也没这样，讣告念得轻飘飘的。你们总统算老几？什么演戏的，卖唱的，饭馆里端盘子的，谁来了兴趣都能干。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休息。我们可只有一个。

      紧接着，电视打乱正常节目，播中国特辑，混蛋透顶，一上来就侮辱人。故宫里皇帝的宝座从各个角度拍照，简直像拍模特儿。它才半个多世纪没人坐。画外音："中国皇帝总是在五更也就是凌晨四点半时上朝，表面上时勤奋早起的意思，骨子里是要利用天蒙蒙亮是那一股神秘繁荣气氛，使百官群臣看不清他。因为他也许是小个子，也许是单眼皮。天大亮了，他也就下朝了。要看清他，总要等他死后……"这叫什么"中国特辑"？真想一刀砍了它。

      小欣，我心已乱极。

      （大段涂抹。停笔，第二天又接着写）

      新华社用传真发来了他的遗像。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一个雄姿英发的伟丈夫。他拿足了劲，挺胸，头向右后侧昂着，饶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这是他什么时候照的？难道他知道要用这张像做遗像，竟全力以赴照得如此虎虎有生气？他这种姿势是我在巴黎就熟悉的，但久违了。那时候他照相总爱摆成这样，还问我：

      "瞧，是不是一副不朽的模样？"

      这句话实在就够不朽了。

      我凝视着他的遗像。这张脸优点太多了。第一次见他时那该死的念头又不自禁地冒出来：他不像中国人，他有点像地中海那一带的人。强有力的轮廓，抖动的线条，狠狠甩向一侧的黑发。杰作。令雕刻家喝彩。他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

      塞纳河边，我们一大群男学生讨论完学校里哪个姑娘最美，试图也议议男的谁第一。他说：

      "第一就在这儿坐着哩。"

      这话说得多年轻。于是，他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虽然相貌是没有第一可言的。

      我们统统年轻呢。第二天，我有意说他：

      "你就是瘦了点。"

      "那是因为在干革命。"他正色道。片刻后又补充："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如今天下肥得像猪，他却走了。

      他走得太匆忙。我们曾相约，一起走。他怎么不等我？他忘了么？不，我也忘了，我忘了近三十年。可现在我又想起来了。慢着，千万等我，我这就去拿汽车钥匙。

      一街全是汽车的洪流。十丈红尘隐隐骚动着。向前向前。要冲跨历史，划破时间。时间被划破了，喊着痛，退了回去。退到四十年前。

      凯旋门下，我俩散步。一辆"雪铁龙"突然发了羊癫疯，嗷地一声窜上人行道。他眼疾手快，猛拉我闪开。我正心惊，他笑道：

      "一辆汽车朝两个天才撞来，差点把咱们撞死。"

      "我不是天才，"我说，"但如果和你这个天才一起死，我会极端荣幸的。"

      "那我们将来一起死吧。"他大笑着来拉我的手，摇曳。忽然目色又变得严肃了。"听明白了，是将来。我们要活好久呢。"

      "多久？"

      "八十岁不过刚刚及格！"

      "八十岁？太长了。"我摇头。"别人会说你怕死。"

      "错！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怕的东西就是死。不过睡个长觉嘛。其实你本来就是睡着的，被你母亲唤醒，要陪她一阵子。活的时候一声‘我来也！’死的时候一声‘我去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豪迈啊。谁听了不震动？当时我就觉得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大把大把泼洒青春。今天，青春拜拜了。他没有及格。我在想他在革命的最后一刹那是否豪迈了一下呢？大豪迈如果没有，小豪迈有没有？

      夜深了。我跌跌撞撞地从办公室回卧房。大使馆已成悲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躲着哭声。他们用眼泪来给他送行呢。我也要送送他，但不用眼泪，用酒。

      我把四瓶茅台放在他遗像前，一律开启。他在笑。他一定闻到酒香了。只有他明白我为什么要用茅台，又为什么要四瓶一起上。他是爱酒的。不，不要反驳我。我知道他后来不大喝酒了，但他委实是深深爱着酒的。我斟上酒，对他说：

      "权当咱们又来遵义啦。"

      遵义遵义，这个命里注定该万岁的城市。在那儿他主持开了一个会。舵手兼导师毛主席在会上脱颖而出。于是，这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革命便再也阻挡不了了，直到人民从此站起来。

      那也是一个深夜，就在遵义城外出茅台的地方，我们喝酒。我弄来四瓶，但只有一个杯子，只得合用。茅台不好惹，才两杯我就落荒而逃。我说：

      "就是性太烈。"

      "我喜欢！"他说。

      他一杯接一杯地饮。十二杯后，他脸红了，我劝他：

      "可以打住了。"

      他深深地望着我。一刹间我觉得那双眼睛真像是李白的。他一口又吸干一杯，说：

      "你知道吗？茅台性极烈，浓度又高。如果一个人喝了过量多的茅台，饭后再点起一支烟卷，那他马上就会爆炸！"

      他突然加重语气，吓我一跳。显然是为了证明他的话不错，他划着一跟火柴，又倒一杯酒，把火柴伸进酒杯，轰地一声，一团火陡然蹦起，呼吸间，酒被烧光了。他年轻的脸在火焰中闪闪发光。

      他又接着喝。我默默为他记数。四瓶茅台一古脑见底。好家伙，他共喝了二十五杯。我深信如果还有，他还能喝。没二话，海量。李白充其量也就是这个水平了。你瞧他偏无半点醉意，意气愈发昂扬。

      忽然"刷拉"一响，他又划着一根火柴。我大惊。他哈哈大笑，惊飞树上一窝宿鸟。

      往事如昨，此身已是人天两隔。我斟一杯，倒一杯，二十五杯儿都随风递给他了。最后一杯。我把它点着。火好旺，灭得也快。我望着连火的痕迹都没有剩下的杯子，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以下被水浸过，模糊一片）

      早晨，大使馆屋顶的国旗缓缓降了下来，可只过了一个小时，又爬上去了。北京十万火急令：不降旗，不开追悼会，不接受唁电。人们哭声更悲更大，因为意志的被奸污。使馆的对面就是人家的议会大厦和财政部，那一大片建筑，呼啦啦地降了半旗。相比之下，我们这面满旗显得多小气多滑稽。

      来吊唁的人军团般的不可阻挡。左中右在这儿真正实现了大联合。一个移居此地的国民党退役将军也来了。不过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临走时说："假如我们在内战中把周恩来弄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被放逐台湾的也许是毛，而我们就会在北京了。"

      北京又令：关闭使馆。宣传橱窗里不准挂像。硬是要抹得干干净净。使馆有人发议论："家里出叛徒了？"一位对我国极友好，毕生以研究中共党史当饭吃的教授坚决要求进使馆吊唁。给我们一封信，开口就称呼："叛徒们……"

      果真生了叛徒？不是常说我们身边睡着一个苏联秃子吗？莫非这家伙醒了？那倒好办，斗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革命的刀枪有二十多年不见血了，渴了，磨一磨，先从叛徒开始试刀。这是他说的。

      二七年我们在上海跌了个大跟头后叛徒们多臭美呀。我曾与他一道惩治叛徒。有个叛徒先后出卖了八名重要的同志，终于被我们擒拿。八条命，一塘血，我们只赏了他一颗子弹。我向他请示尸体如何处置。他喝道：

      "挖个坑埋了！坑要八米深，八米！"

      现在我真想再给谁掘一个八米深的坑。我决定见那位教授。

      他第一句话就说：

      "中国只有巴掌大，连个周恩来都容不下！"

      他在我办公室一坐，侃侃而谈。仔细听，他在给我上党史课。小欣，你不是说中国是台戏吗？我们是唱戏的，他是看戏的。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剥橘子。剥中国这颗橘子手法纯熟。他的话是鸦片烟。明知有毒，可令人舒服得全身骨头咔咔响。只是有一句话使我心里别扭了一下。他说：

      "他一贯忠心耿耿。历史上可以有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甚至可以有什么什么路线，可绝不会有周恩来路线。"

      我竟想：那为什么？不太不公平了吗？他本来也是天之骄子啊。

      教授大发一通议论后，走了。这番演说仿佛用完了他全部的精力。他低着头，走得很慢。我们送他。走到大使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用极其沉重的语调说：

      "他……他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心头一酸，忙转过脸去。

      （以下又是涂抹，无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