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 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像。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 ”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著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鳯”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像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著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著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

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

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後果，就是引發了現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確認文化在國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式的清潔手段，就能一舉掃除文化弊端，為政治制度轉型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針對傳統文化的“革命思維”更加甚囂塵上，從1950年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開始，到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公佈，在短短七年時間裡，便完成了從秦帝國以來近2000年的文字變革。

我們已經被告知，這場漢字革命，僅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種序曲而已。1950年，毛澤東在一封給同學的信件中宣稱，“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這是最高領袖的戰略設計。毛以最簡潔的語言，公佈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劃案。

就在胡風先生宣稱“時間開始了”之際，“創造一個全新世界”的烏托邦夢想，燃燒在整個中國，而漢字是這場“文化高燒”的首席目標。在不懂“科學”的“科學院長”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漢字成了文化獻祭的第一頭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嚴厲的審判和肢解。新月派詩人暨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因反對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淪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憤自盡，成為漢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簡化運動的戰車，碾碎的並非只是陳夢家一人，而是一個龐大的“右派”群體，以及所有敢於對文化大躍進說“不”的知識份子。

在1956年完成漢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 年，漢字拼音化被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吳玉章領導的文改會擬定《中文拼音文字方案》上報國務院，周恩來似乎意識到不宜操之過急，便刪除“文字”兩字，從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劇變為“拼音文字”。但為了實現拼音化目標，直到1960年，當局還在頑強地推動拼音文字的地方實驗，在山西萬榮等地組織培訓班，甚至創辦全部由拼音文字組成的報紙，指望這場簡化字運動能導向拼音文字在中國的全面勝利。

毫無疑問，漢字簡化運動無非就是拼音化運動的階段性成品，不看到這點，就無法對這場運動的本質做出準確的判定。簡化字只是一種過渡手段，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徹底消滅漢字，以及消滅一切由這種文字所承載的歷史傳統，實現向“文化共產主義”的偉大飛躍。

但這場拼音文字革命最終無疾而終。與拼音化運動同時宣告失敗的，還有所謂“畝產萬斤”的農業革命，以及全民大煉鋼鐵所代表的工業革命。這三場革命彼此呼應，儼然是"神聖的三位一體"，企圖從不同角度完成烏托邦藍圖的刻畫，卻都因違背“天意”而以失敗告終，並給民眾留下巨大的創傷記憶。但作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簡化字卻被保留了下來，與反右鬥爭的偉大成果一起，成為引致文化衰退的種籽。這種“簡體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質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葉入學的小學新生，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接受簡體字的規訓，並且以簡體字為文化認知的根基，這就是所謂“簡體字世系”。該世系成員對“繁體字”文本的敬畏已經退化，歷史情感日益淡漠。這種文脈承繼鏈索的斷裂，為文革的大規模爆發奠定了基礎。在簡體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後，也即1966年革命風暴降臨時，已經長大的“簡體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輕易地與歷史決裂，宣判繁體字文本“有毒”，成為焚燒“封建主義”舊書的文化殺手。在文革“掃四舊”運動和“簡體字世系”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邏輯關係。

更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出現過兩種文字並存於教科書的雙胞現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紅衛兵，大多是“繁簡混血系”的成員，跟繁體字文明有著密切的血緣聯繫，但他們對繁體字所表現出的強烈敵意，卻超出人們的想像。為了顯示其政治純潔性，他們做出了比年輕的“簡體字世系”更為激越的革命姿態。

豎排繁體字圖書的大焚毀運動，導致了一個嚴重後果，那就是繁體字圖書幾乎蕩然無存，只有極少數文本，被無畏的民眾偷藏，僥倖殘留下來。1972年以後，它們開始在渴望讀書的人群中閃現，仿佛是一種地外文明的饋贈。地下閱讀者往往把繁體版和簡體版的區別，當作判定圖書價值的標準。而繁體字文獻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代碼，就是它重獲珍視的原因。舊版《三國演義》、《聊齋志異》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種“革命”封皮後秘密傳遞，猶如從灰燼中復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閱讀者饑渴的靈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許多人正是當年參與焚燒圖書的紅衛兵），日後成為新三屆大學生的主體。在革命年代，繁體字文獻就是文化復蘇的秘密搖籃，它的文化貢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闡釋。

文革期間出版的革命讀物，無疑都是以簡體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種《水滸》簡體字本。它們是文獻簡體化的範本，向廣大“無產階級”昭示了文化現代化的圖式。以橫排簡體的方式印刷，就是一次政治鑒定，它要從文字學的立場，判處《水滸》乃至《紅樓夢》無罪。而更多的繁體文獻，則將繼續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極端語境中，繁體文本自身就是一種象徵，代表著文明的記憶、流逝的歲月以及柔軟溫存的部分，而簡體字則是革命、現代性和堅硬冷酷的象徵。字形是一把時間之刀，製造了文明的分裂。

這種經過簡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識形態的重大隱喻和讖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樣，從“愛 ”到“愛”的轉型，正是“心”和“靈魂”大步淪喪的象徵；而“聖”向“聖”的轉型，則意味著精神高度（耳代表諦聽，口代表言說，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學表徵）向更為低級的土木建築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簡單疊加，預言了當代城市所展開的高樓競賽）。而由“陸”成“陸”，則預示著階級鬥爭（“擊”）和內訌型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號“x”和“又”滲透到文字內部，腐蝕著它的靈魂，把它們變成一堆可笑的雜碎。神鳥“鳯”改成“鳳”就是一個範例，它以類似否決（“又”類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話、神性、想像力和隱喻關係，並切斷閱讀/書寫者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血脈。但這種粗暴的斷裂模式，卻完全符合革命式進化的原則。

這斷裂直到1977年起才開始逐步彌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學名著，簡體字退出激進的“文化革命”程式，跟舊文明達成古怪的和解，並開始承載它的精神成果，而簡體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這一文化妥協重塑了簡體字的面容，使它看起來顯得十分無辜，猶如一個道德純潔的殺手。簡體字是一個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漢字的面目在世，在現代性的名義下，篡改著漢字的隱喻天性，阻止著傳統文化復蘇的進程。

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那些喝簡體字奶汁長大的一代，缺乏對繁體字的文化親情，更遑論對古典文化的熱愛。他們無視簡體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認它作為漢字滅絕工具的歷史。繁體字一旦無法獲得年輕一代的支持，便註定要在冷漠或聲討中消亡。不僅如此，它還要腹背受敵，被迫面對國家語委的行政威權——繁體字屬於“不規範”漢字；學校教育中禁止書寫繁體字；公共場合禁止使用繁體字，如此等等。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華夏文明復蘇的堅硬屏障。鑒於上述原因，我們只剩下唯一的“救贖之路”——立即追認繁體字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經死於那場大躍進的狂歡。



附識：繁體字的正確叫法應當是“本體字”，而簡體字則應當稱為“毛體字”。

别把一些东西看的危害性很大，我们写简体字但我们认识繁体字，又有何不可？

還是繁體字好看，而且能明確傳達所包含信息，可惜只會看，不會寫！

繁体字才是文化的精髓，简体字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