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里的网友商榷）
潜水很久了，看到很多朋友在这里骂骂咧咧，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对现实不满，最终会导致你对自己失望。我劝大家把眼光放长远，看问题时带着一个历史的纵深，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糟糕。
二十一年前，我还是个初中生，但也曾到颐和园外看大学生拦军车，在广场上听市民喊口号。那时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充满好奇和期待。可是，二十一年后，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纠结于过去没有意义，应该着眼于未来。
很久以前，我听到过这么一则故事：文革时期，外交部有位司长写了一篇调研报告。那时候（可能现在也是如此），写这种调研报告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揣摩领导的意图。这部司长大概领会能力不强，他的文章主旨是：美苏勾结起来，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报告呈现毛泽东那里，毛看完后批了一句话：“放屁，是美苏斗争！：那位司长从此灰头土脸，不敢见人，而斗争之声开始在外交部里此起彼伏。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在领袖的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救世主情结，渴望有朝一日，率领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打败美苏超级大国，解放全人类。要是美苏勾结起来，他如何敌得过？只有美苏斗争，打起核战，两败俱伤，
他的理想才有机会实现。但是，历史不遂人愿，核战最终没能打起来。毛泽东晚年同意和美国接触，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今生的理想不能实现，应该寻找新的出路？不管怎样，中美关系解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开了方便之门。
可见，历史自有其演进的节奏，人们如果依照自己的意志强行改变历史，只会制造悲剧。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为历史演进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贡献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只有放在一个很长的（有时甚至是几百年）历史背景下才能看清楚。
要了解中国的现在，研究经济学不太管用，要看它的过去。中国自古以来，内有永不停止泛滥的大江大河，外有永不停止入侵的游牧部落，面对双重挑战，中原农耕民族唯有形成大一统帝国，应对这两方面的威胁。帝国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君主以低税率向全民统一征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中国古代社会也因而形成了重视伦理道德、缺乏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强调均一雷同而忽视分工合作的习惯。
到了11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于小自耕农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陈寅恪（他是唐史专家）说过：“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的确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有人把十一世纪的北宋列为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其实就富裕程度而言，南宋还超过北宋。
可惜，富有的宋朝存在国防短板。北方半汉化的胡族是大宋的严重威胁。不管敌人是契丹、西夏，还是女真、蒙古，也不管它们大小贫富，宋朝一概不是对手。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简直可以说就是一部军事溃败史。
对手强大是个原因。胡人拥有组织简单的优势，其动员快速，为中原王朝所不及。同时他们也在进步，从汉人那里学到了先进技术，因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汉朝之匈奴、唐朝之突厥。契丹在唐朝就已崛起，到了五代，开始左右中原的政局。中原的割据政权近者成为附庸，远者称臣进贡。石晋割让幽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显然，此时中国再不统一，只有任由契丹凌虐。宋朝正是这个压力下的产物。
开国皇帝赵匡胤知道敌人厉害，也清楚己方的优势所在。他说过：“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
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显然，他希望找到某种方式，将中国的财富转化为可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想用二百万匹绢换来十万人头，需要有组织上的支持。但在当时，这样的组织并不存在。宋朝的军事部署超前于时代，军用物资花样繁多，但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管理者会计能力低下，记账混乱，一到开战，后勤供应便捉襟见肘。宋太宗两次征辽，都是先胜后败。宋军一旦深入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整个战局随即逆转。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就是力求突破财富瓶颈，借助理财实现富国强兵。他提出“不加税而国用足”，办法是政府出资刺激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扩大经济总量，这样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国库收入仍能提高。但王安石的新法只是理论上或局部地区可行，在民间没有成功的基础。个人财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商人与农民的利益缺少保障。由于没有类似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服务机构，金融经济不可能在一个小自耕农社会里展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表明中国人无力突破自身的局限。
赵匡胤不会想到，他的理想竟然在他身后一千年里不能实现。宋人在军事上的孱弱，实在令后人气沮。宋以后的中国日趋保守、退缩。明朝末年似乎有了点新气象，但还是免不了在内忧外患中覆亡（原因不在于腐败，而在财政机构低能，无力以税收支持两线作战）。北方的边患最终解决（清军凭借火器打败了噶尔丹），但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汉民族逐渐丧失了活力和创造精神。
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曾把中国传统社会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上面一块长面包是文官集团，下面一块是大量的小自耕农，两者之间以科举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联系。这个结构无法进化出现代经济制度，所以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到了近代，在外界刺激下，中国被迫走上组织变革之路，其最终之目的，是改造农业社会，使之适应于商业发展，清除王安石变法时遇到社会结构上的阻碍。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可以在国际上立足。毛泽东和共产党完成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底层机构。尽管当事人各自怀有更高的理想，但历史只让他们走到了这一步。黄氏提出这些观点时，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他说：“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黄仁宇已于2000年去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会认为从他的大历史角度看，2008年意义非凡。在这一年，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当事人的意志，开始发挥作用。大半年来拼命紧缩货币防通胀的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由出口向消费转型。这一变化可以和一千年来的好几个重大事件遥相呼应，比如王安石变法、满清入关、抗日战争、土地改革，还有改革开放。相比之下，六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一直演进到现在，中国由古代小自耕农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变已经接近尾声了。大部分惨烈的牺牲和激进的代价，都已经由我们的先辈承担了。现在的中国人，再也不必身上绑着手榴弹，去炸日本人的坦克，也不会把辛苦一年的收获交公，自己饿死填沟壑。但是，中国目前仍然需要成为一个有组织和有纪律的国度。
现在网上怨言很多，有些人因博客言论犀利出名，但是他们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中国要想发展，离不开一个统一的市场。目前，中国经济还是二元的，城乡差别依旧巨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主持改革，弥合这两者的差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腐败或不公正的现象。但应该看到，前景是光明的。内需扩大和城市化提速，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未来，肯定会有大部分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坚。城市间各种因素将可以公平交换，人员能够自由地流动（比如北京的一个工程师可以重庆的一家公司到当工程师而不必有任何顾虑），到了此时，政体也会随经济基础发生相应地改变。我相信，中国人的黄金时代离我们并不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