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 | 中国领导层的中期角逐：加速备战2012

（系列第一篇：省级负责人）

图1 拥有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政治局委员的增长

副总理回良玉（回族，1944年生）是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由于年龄关系他预计将下台。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进入下届政治局。候选者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蒙古族，1953年生）、全国工商联党委书记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朝鲜族，1952年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巴特尔、马飚和王正伟。

表3说明只有两个省级负责人已经超过这个级别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42年生）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1944年生）。他们俩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预计在2012年将会退休。一些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省级负责人仍旧有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的机会，但大多数都会在其后的数年中退休。其中有部分人预计将很快空出省级负责人的职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1945年生），宁夏区党委书记陈建国（1945年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945年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1946年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1946年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946年生），福建省省长黄小晶（1946年生），以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1946年生）。 

表3列出了中国现任省级负责人出生地最为集中的6个省份。约58%的领导人出生于这6个省，约40%出生于东部的4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在中国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8个市级负责人中，7个出生于华东地区。这个发现印证了近期若干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生于华东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的精英们的超额代表地位。例
如，参见李成和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no. 3 (March 1998):231–264;
and Zang Xiaowei,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87–803.  而且，2012之后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中，占有先机的若干人都出生于安徽（也是胡锦涛、吴邦国和李克强的出生省），这些人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以及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是在职的，很多人事实上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来中国官方媒体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获得他们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世界日报》 2010年1月4日，A11版。  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两个高级官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从此类途径获得他们的学位。

表6也显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党务是列表中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个省级负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在2001年，39个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6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或者党务。参见李成，“ After Hu, Who?”，第19页。   图2（见下页）显示出从1982年至2010年技术官僚（接受工科或者自然科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显著增长。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过程。在1982年，技术官僚——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2%，但到1987年他们飙升到25%。到1997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李成 , “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pp. 179–180. 2002年当选的9大
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以及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
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在省级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当中技术官僚的占比也
迅速增长。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结。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分散。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1976）中度过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获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为“下乡青年”，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城市派往通常很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整整10年里从事着体力劳动。23个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都遭受这一命运。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的慈溪市，但早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包括4年的农场劳动。

文
革所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个领导人都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有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的成员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文革开始之
时后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基于青春期的经验，第五代领导人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有深刻的差异。后一个群体是在一个物质上
丰富的时期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很少需要面对前一代人遇到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的艰苦和贫贱的经历使其成员培养出有价值的个性，如坚忍、适应
性强和谦虚。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
给予我的机会。”《东方瞭望周刊》，2005年6月26日。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现任省长和市长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济南日报》，2010年2月2日。  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29岁，升到省长职位时平均54岁，现在平均年龄57岁。这个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长之前都有25年的领导经验。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多达21个省长们（68%）
曾有过秘书的工作经验，这个统计数字反映出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某些人职业生涯初期是做前任高级官员的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
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所在省级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
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升官之路几乎完全是秘书工作。生涯早期做秘书工作多年以后，姜1988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从1995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副书记。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比其他区承担更多的份量。对于62个省级负责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省委书记在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长高，担任政治局委员的6个
省级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上一个十年加入进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据有一席之地。中国最富有
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个前任——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量级政治家，如赵紫阳、叶剑英、习仲勋和陶铸，都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在过去的20年间，这种情况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也在增加。例如，4个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福建省负责人。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提拔的进阶石，在上述省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

表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选者。这份清单根据3个原则而提出：个人的年龄；他们现在任职的省市；他们基于当前中国领导政治权力平衡规则的派系归属。后邓时代的中国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括成两个主要联盟的争斗：“平民同盟”和“精英同盟”。作
者对分析框架的详细讨论见：  “one party, two coalitions,” see Cheng Li,“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88–93。译注：译者也翻译了本文，详见文后的相关阅读  这两个联盟因其成员的家庭背景、职业道路、政治联系而有所区别。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海），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面讨论过的团派，而精英主义联盟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1963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第六代领导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20年来，从1980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胡春华能够说流利的藏语。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5/110817614496_3.shtml。 为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迅速提拔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看起来两个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让这两个更年轻的人进入新政治局。这不仅将保持派系的权力平衡，也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努力。

表9 省级负责人中下届政治局的有力竞争者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开始，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要求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禁忌。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参加http://news.sohu.com/20080219/n255223638.shtml。 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一篇网络流传的写汪洋的长文，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所属的《大地》周刊。《大地周刊》2009年第23期，也可参见 http://news.hexun.vnet.cn/2010-01-02/122228741.html。 这篇文章强调汪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遇到了这个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测，作为一个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汪洋将有更光明的政治前景。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self-promotion campaign）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在他以两个独特的行动而著称：“打黑唱红”。 这个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有腐败的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曾任该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指示该市警察的目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重庆晚报》，2010年1月16日。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家谱的一种方法，使他成为他父亲那一代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的继承人。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195.html。 同时，薄熙来向500万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值6亿元的“红包”。《世界日报》2010年1月8日，A12版。 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世界日报》，2010年1月3日，A2版。  

在痛苦的——但也很有和平希望的——政治转变中，这个国家很快将见证更有活力、可能更“两党化”（bipartisan）的阶段。当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巨变似乎不可避免，上面描绘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更替，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影响，标志着2012年将可能是中国精英政治中极为有趣的年份。本专题关注通往18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逐，后续的其他部分将考察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它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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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