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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我最爱去的一个帖子（广告一下：天涯上的《残阳如血，照在权谋家的刀上》）里跟网友讨论北朝鲜的存在对中国究竟是利是弊的问题，聊来聊去，聊到北朝鲜政府的流氓作风。某位网友“提醒”我说：“我们应该只看金氏北半岛对自己是否有用就行了。至于那多少窦娥多少饿殍，拜托，确实煽情，但伊是自寻死路，怨不得别人。什么？有人抬出普世？对呀，我就是最赞同普世的了！国家是为国民的幸福而存在的，这是一普世，但是国家不是为别国国民的幸福而存在的，这也是一普世。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出来铁肩担道义，那要等先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我这里不想聊北朝鲜怎样怎样，我只想谈点自己对这位网友的观点的看法。我在前几年，非常爱逛军事论坛。众所周知，军事论坛上聊国际政治的也很多，像上面这位网友的这种观点，我真是司空见惯了，而且，我还知道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非常之有市场。几乎每当有人推出这种观点，下面就会有人称赞其为“高见”，至于谁要是非去管人家国内因此有什么灾祸不可，那就是“幼稚”、“迂腐”、“妇人之仁”了。
我过去认为，很多人这么想，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在国际上做了几十年冤大头。当年老毛意气风发，学习前辈皇帝好榜样，把别国的友好访问都看作是主动来朝，定要大加赏赐，“宁可我们不修铁路也要给你们修铁路”，于是乎自己也飘飘然，以为做成了“第三世界的老大哥”，也使得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高涨（以至今天还有很多傻逼靠毛时代的国际地位来给自己打兴奋剂，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今年巴西逮捕了中国的准外交人员及家属，明年布隆迪驱逐中国外交官，后年肯尼亚又掀起反华浪潮赶走中国外交官……毛时代的国际地位可以说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
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止大陆，香港、台湾，乃至海外华人，一些人都持有这样的类似观点。举个例子，2008年很多外国人对于我们政府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不闻不问，继续与苏丹政府若无其事地做生意表示愤慨，甚至要抵制奥运会，我们很多国人也对这些外国人感到愤慨，同时也感到不解。那位生长在台湾，曾在美国为人师表的郎咸平教授也愤愤不平道：“达尔富尔问题关我们什么事？又不是我们造成的！”（郎咸平所著《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而在美国，为慈善事业捐款，捐得最少的总是华人；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连华人社区遭灾，捐款最少的，也还是华人……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喂，这对别国冷漠跟慈善捐款少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两者有很大关系，因为两者其实都来自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自私，冷漠，对他人漠不关心。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就看出了这一点。特别典型的是，英国使团经京杭大运河北上京城时，中途遇上一群站在小船上看热闹的中国人因压翻了船落水，他们叫自己的船夫去救，船夫居然因为他们现在船速很快而不愿意停船去救，而且当时其他的船也没有一艘去救人的。如今两百年过去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比乾隆朝的中国人进步了多少？记得前些日子，在湖北荆州的渔船还懒得去救落水学生呢。
有人肯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他们马上就可以举出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时，全国慷慨仗义的例子。然而在当时，有些人是被迫才交的“特别党费”，有些人是被单位下指标捐的款，还有些人是出于攀比，还有些人是被那种气氛所感染，真正是出于对灾民的关心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捐款的人其实比例并不高。呵呵，有的人肯定能举出自己身边的很多例子，然而我身边也有很多例子，所以都不用累了吧。
而在平时，当有以前的同事得了重病，或者附近的某个贫困户被单位发动捐款时，我们其实总能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很不情愿，还总要来上两句“我也还是穷人，怎么不捐给我啊？”（“先自己吃饱了饭再说”？然而自己恐怕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吃饱”了）由于单位有指标，比如规定每人最低得捐10块！最后看着别人捐出多少，自己也跟着捐出多少了事。我想这个，人人都能有体会。
中国还有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然而中国人的邻里关系，特别是现在的商品房时代，恐怕也没有那么好。邻居家出个什么事，我们会很好奇，会去帮忙的却很少，除非也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社区里没有居民的自治组织，政府和开发商都很不愿意让居民自己组织起来）。
而中国的富人，也总是很典型的为富不仁型（这当然跟他们的财富来源也有关），很多有钱人宁可把钱赌掉，吸毒，随便乱花，也不愿意用于慈善事业。报上报道有个老板，很爱干荒唐事，真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薛大傻子，他一次新买一辆宝马车，但开了几天突然心血来潮，于是扔在路边就走了，反正有钱，哪天再心血来潮的时候再买一辆就是了嘛。这就是中国富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的空虚。众所周知，美国的犹太人是比较富裕的一个民族（其实根据调查统计，他们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有钱），然而他们总是很节约，因而往往被认为很吝啬，可是他们同时也是捐款最多的民族！真正吝啬的，是谁呢？
细想起来，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说或是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恐怕就是：“关我屁事！”
然而一个连身边，连邻居，连本国国民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又怎么可能去关心外国人呢？同时，在面对外国人的关心时，我们很多人也同样会困惑甚至反感：“关你屁事！”我们就是没人权，可关你外国人屁事？我们国人就是素质低，这又关你什么事，轮得到你来说？我们是有很多腐败，是贫富差距很大，可要你多嘴么？先关好你自己国内的事吧（你们“先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这是因为按我们的中国式逻辑，实在是很难想通别人会无缘无故地来关心我们，我们只觉得，那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丫的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是为了那里的人民能拥有民主？切！一定是扶植起傀儡政权，再霸占那里的石油！虽然后来的结果，是中国石油公司首先和当地新政府交易成功，获得了开采权……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样的逻辑？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冷漠？这其实是来自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从商鞅变法开始，历代中国政府就致力于把中国的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因为人民如果自发地组织起来，就容易有胆量有实力和中央对抗。所以，商鞅同志要制订“连坐法”，这其实跟苏联时代的鼓励告密法异曲同工，你若是知道邻居的事而不告密，你就要跟着一起受惩罚！时间一长，便谁也不信任谁了。同时，你的邻居不知为什么被抓了，你过去还不说帮邻居甚至只是打听情况，你就可能被官府当成同犯一起抓起来，这样时间一长，你自然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了。几千年一下来，你自然而然就变得对别人的事麻木不仁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冷漠、麻木的性格是满清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实际上，满清也不过是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专制王朝的光荣传统罢了。
而为什么海外华人，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要比我们好一些呢？尤其是香港人，在外国被认为是素质最高的中国人。这是因为他们从专制制度中脱离出来得早一些（真是讽刺，本民族的专制制度还不如外族的殖民制度）。而我们大陆，仍旧在经历着后现代专制时代。还是那个马戛尔尼使团，他们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等地也接触过中国人，却认为和身在祖国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得出满清统治者“性格塑造阴谋论”的重要依据。
当然，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国民确实是很热心肠，很关心的，但他们同样对外国人的死活漠不关心。朝鲜的金家父子怎么虐民那是朝鲜人的事，关我们屁事？只要对我们有利就行了！
老实说，这想法跟一百年前甚至二战以前的欧美国家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的很多欧美国家，国内已经意识到不分阶级，都是咱们的国民，都要让他们过好日子，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财富！但是外国嘛……对不起，我们还需要你们的财富来让本国国民富裕呢！
所以，如果达尔富尔问题出现在一百年前，根本就不会是个事儿，照样的有的是西方国家向它买石油卖武器。事实上，当年联合国的三大人权宪章相继诞生的时候，其中表达的一大理念就是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结果连当时的美国国会都觉得荒唐，后来才由于一些国家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因得不到及时干涉以致酿成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美国佬的观念才逐渐转变。
而现在，不但达尔富尔问题为西方国家的国民所关心，就连中国的“血汗工厂”，巴西的种咖啡的贫农，乃至被出售的是不是没有受过虐待的家畜等等都开始为很多西方人所关心。而我们，还处在认为这些外国人是因为吃饱了没事干的阶段。
如此看来，我们精神文明岂不是落后了西方半个世纪？呵呵，咱们政治文明落后人家有几百年呢，精神文明落后个五十来年算少了。
开篇提到的那位网友的话还有这句值得特别注意：“国家是为国民的幸福而存在的，这是一普世，但是国家不是为别国国民的幸福而存在的，这也是一普世”。
这句话也是“貌似”很有道理的那种。首先这句“国家不是为别国国民的幸福而存在”，虽不至于有这么“一普世”，但也相当的正确。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法会规定本国政府的成立是为了他国的国民能够幸福。所以，美国人再对卖咖啡豆的巴西农民表示关心，一定要买高价收购咖啡豆的商人的咖啡，但他们也不可能让巴西农民来享受自己农民的高额补贴。不过问题在于，我们虽然还不可能让外国人也享受本国人的待遇，但是，你总可以帮个忙，让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感觉稍好点吧？你还没有能力去“铁肩担道义”解放他们，但你至少可以力所能及，哪怕只是动一些恻隐之心吧？也许有人会说，光是动点恻隐之心有什么用？太假了！可要是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还谈得上帮其他的忙吗？
记得去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统计了外国的捐款，并为其捐得少表示不满。比如美国，布什政府只捐了五十万美元。很多中国人一听就急了：TMD捐这么少？后来才知道人家那儿政府花钱不容易，能动用的钱很少，而因为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所以他们的民间机构在5月20日时所捐助的总额就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了。
那么，印尼海啸的时候呢？中国人又怎么帮助的人家？不错，中国官方是捐了约5亿人民币，企业也捐了不少，那么如果他们不捐呢？你扪心自问会不会捐？你恐怕也会认为印尼成天排华，简直是报应，捐它干啥？而台湾9.21地震的时候，中国官方因对陈水扁政府不满起初只捐了十万美元（后来因其他各国及港澳地区的捐款不断增多，便追加到三百万美元），还不允许大陆志愿者前往救灾，还宣称其他国家对台湾的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大陆政府批准，毫不掩饰其“趁人之危”的卑劣嘴脸，那么，在这种中国政府基本上不捐的情况下，如果让你捐，你又捐不捐？你又说，谁叫他们闹台独，震死活该！然而人家在5.12地震时没有说，谁叫你们不让我们独立，震死活该！台湾各界共捐了约20亿新台币给大陆，台湾政府还派出搜救队奔赴抗震第一线。
所以人类的伟大的恻隐之心，是不应该有国界、政治、民族冲突等等因素的阻隔的。
那么，会不会有人说，台湾以德报怨，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富裕，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出来铁肩担道义，那要等先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我相信这个“吃饱饭”，不是指我国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因为虽然我国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只是个统计学游戏，但温饱问题应当是基本解决了的。那么，这个“先自己吃饱了饭再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国经济要达到个怎样的水平才“可以出来铁肩担道义”？难道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我们的物质文明赶上了如欧美那样的富裕程度，我们的精神文明就会同样赶上西方了？
我看不会。首先政治文明如果没有赶上，我们的政府就会和现在一样站在那儿对西方大吼大叫“关你屁事”。其次，我们的政府仍然会采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希望我们少管他人闲事，而我们也因此很难从关心本国人进步到也关心外国人。再次，我们肯定会觉得自己仍然还没“吃饱”，人心不足蛇吞象，人人都会因为看到别人更有钱而觉得自己还没“吃饱”，我国就算到时成了世界第一富国，我们也还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有钱，至少有的国民还不够有钱，那么别国的事，嗯，先让那些国民更有钱再说吧。
而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意识不到这是错误的，甚至我们还普遍都认为这是“高明”的见识，就像我们还普遍认为做官不贪污是“傻逼”的行为一样。
据说孔子有一次问他的学生：一个人知道偷东西是错的而去偷，和不知道偷东西是错的而去偷，哪种情况更糟糕？学生说：当然是知道偷东西是错的还去偷更糟糕了！孔子说：不对。一个人不知道偷东西是错的，他就永远不会去改正；一个人知道偷东西是错的，他才有可能去改正。
而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多一点的国人能明白，你们现在的观念是错的，不要再老是说：“关我屁事”了！对他人以及他国人不再冷漠，乃是我们真正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第一步。
作于ffice:smarttags" />2009-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