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春——不像在中国内战期间共军解放的其他城市，当他们在这个满洲中心的工业化城市的街道上凯歌行进的时候，这里没有迎接胜利者的拥挤的人群。
即使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敌对已经结束，可以松一口起了，但是大部分在那5个月的围困中没有死去的居民由于太虚弱以至于不能出外面了。
当回想起夺去了她哥哥、妹妹和她的大部分邻居生命的饥饿的时候，现在86岁的张樱花说 “我们只能躺在床上等待饿死，我们甚至都不能爬行。”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将这描述成为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饿死了强大的国民党。官方的故事中没有透露的是，在被围困城市的东北部，至少有16万平民失去了生命，这场围困一直从1948年6月持续到10月。
在周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沉浸在成立60周年的壮观的纪念活动的时候，没有对在共产党崛起的过程中失去生命的人来一个庄严的暂停——对在内战期间死去的数百万人（粗略估计）没有进行纪念，也没有对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国民党的支持者和其他在毛泽东巩固权力期间消灭的“所谓的”敌人进行纪念。
“长春很像广岛，”张正路写到，一个写过《白色的雪，红色的血》的共军中校，此书在1989年一出版就成了禁书， “伤亡大致一样。广岛用了9秒，长春用了5个月。“
4万个生存下来的人靠吃昆虫、皮革存活了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吃街道上的尸体。在共产党军队接管城市的时候，每片叶子和草在最后绝望的几个月中已经被吃光了。
没有任何回忆毁灭长春百姓事件的纪念或标志。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对围困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知识，而幸存者，现在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又不愿意谈起早已埋在地下的创伤。 李嘉琪，一名17岁高中生，坐在该市解放纪念馆门前的阶梯上说道：“我一直听说长春没有经过流血就被解放了”。
中国学
者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这一问题。当一些历史学家被问及这一事件时，他们拒绝接受采访。周杰文，长春市的一名退休的核物理学家，他是围困事件的知情者，但是
只能自己和自己说这件事，他解释到：许多关键的细节，如果被广为传播了，将有损军队作为普通人的捍卫者的声誉。这些人包括射击企图逃离这个城市的平民和无
视在铁丝网的另一边高举着饥饿儿童的母亲的请求。
“造成如此多的平民死亡是共军制造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和悲剧，在内战中没有可以与这相比的，“周先生说。
尽管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写的，共产党从来没有羞于塑造过去以与他们的主流叙述相符。教科书中将革命描述成为了一个人民起义的必然结果;近几个月中电视上
充斥的爱国电影在美化作为解放者的毛泽东军队的时候做的相当的微妙。革命的不愉快的方面，包括在交火过程中伤害的无辜者，往往都省略掉了。
“党没有正视客观的历史，”抱朴子说，他是一个由于出版《赵紫阳传》而激怒了中共当局的出版商，这个被推翻的共产党领导人由于反对对1989年的民主示威
者进行镇压而被软禁了15年， “他们的最基本的想法是，历史可以被改写，并且作为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这需要经常检查，并且对社会有毁灭性影响。“
镇压的其他真相是很难获得的。许多华人，特别是那些生于战争、饥荒和政治迫害时期的人，心灵的伤口很少能够得到表达，更不用说愈合了。
龙应台，一香港大学教授，曾经研究了长春围困，在她的新书《大江大河——1949》中叙述了几乎他采访过的所有的老去的陆军军官 ，但是当她讲述她的经历的时候，她再一次被封锁了。“这是一个难以言状的有着创伤的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开放过，现在正默默的走向它的第60个年头，”她说。
这本上个月在台湾出版了并迅速在大陆被禁的书，旨在通过叙述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来揭露他们对内战的恐惧。 “能够清楚的记得过去的事的人已经不多了，”她说。
在长春市劳动公园聚集的年老的幸存者大多时间都不热衷于谈论自己的故事。但经过一些提示，细节出来了。它们讲到婴儿太虚弱以至于都不能哭了，新娘被卖掉仅
仅是为了换回少量的食品，并且在广阔的无人区里有成千上万的等待着他们的将军下命令的军队。林彪想将长春变成一座“死城”。
在被围困的头几个月，可以购买到食物，尽管价格比较昂贵。到了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人们用金戒指换饼干吃。
“起初，我们吃腐烂的高粱，玉米棒，然后吃树上的树皮，”85岁的孟庆华说： “如果你一个星期什么都不吃，你就会变的相当的乏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你就面临着死亡了。“
由美国的飞机空投下来的物品，很快就被国民党军队抢走了。当没有空投的时候，士兵开始用枪口对着平民抢食物。根据《白色的雪，红色的血》的描述，在城市的贫困区域，10个家庭中有9个被消灭了。
张应华说虽然她的家庭比较富裕，但是到了夏末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购买了。他们打开自己的枕头吃里面的玉米糠，后来他们煮着吃皮革。
张女士明白吞咽这种令人不快东西是生存下来的唯一选择。 “每一天，我们会吃一匙，仅能维持生命，但孩子不行，”她说。当她6岁的妹妹和9岁的弟弟死了之后，她的父母，几乎都无法站起将他们的尸体拖到街头。
一些由于执行封锁而被指控的人后来后悔参与此事件。王钧儒说在他15岁的时候，中共就强迫他参加青少年民兵。后来，他加入了由其他170,000人组成的击退饥饿的平民的队伍中。 “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敌人，他们必须死去，”他说。
无论有什么样的热情，在他由于在大学的时候侮辱一个官员的亲属而在劳改营里度过了23年后，都结束了。在获释后，他通过回忆他的经历度过余下的生活。
现在他已经76岁了，他说年青人应多了解在长春以及内战的其他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只知道宣传，”他说。 “也许如果他们知道了战争是有多么的可怕，他们可能会在将来尽量避免战争。”
